解构潘石屹主义

　　妥协、投机和谨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已然成为他最醒目的方法论

　　特约记者 苏小和 发自北京

　　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

　　对于北京地盘上一些有小资情调的人而言，潘石屹的建外SOHO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有一些味道一般但是环境简洁的餐馆，几年前，我在那里曾经吃过米粉，是正宗的桂林米粉。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刚好碰到了潘石屹坐在那里，一个人，一边哧溜溜吃，一边翻着杂志。

　　后来我再去吃的时候，潘石屹不在，倒是一名女顾客从米粉里吃出了一根头发，和老板理论。老板是个身体粗壮的年轻人，可能是刚刚喝了酒，话还没有说几句，对着客人就把茶杯抡了过去。在场的人大骇，纷纷离去。我听见那个女顾客的哭声中竟然带着小资阶层的温柔，她说：这就是著名的建外SOHO的风格么？这就是你们的管理么？

　　现在，我们又走在通向建外SOHO的路上。和往常一样，国贸桥下是最塞车的地方。 出租车司机牢骚满腹地摁喇叭，他有一些愤怒地说道，“没有修这个什么建外SOHO的时候，这里是不那么堵车的。”我们大笑，说：“连堵车也要怪潘石屹么？” 司机也笑了起来，说不是怪他，而是他在这里赚了大钱，应该把道路修宽一点嘛。

　　电梯间也很有意思，几个在这里上班的人摸着墙壁和门框，说潘石屹用的材料真不怎么样，这么简单的 装修，却卖那么高的价钱，不地道。我们笑着问，既然你们都觉得不怎么样，为什么还要买呢？众人回答道，因为潘石屹会投机会取巧嘛！

　　众人的评价有道理么？多年来我们了解的潘石屹似乎是从一次准“偷渡”开始的。那是1987年，潘石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辞职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身上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边境通行证，这笔“创业资本”首先是花了50元请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偷爬进了深圳特区。

　　这个细节有意思。按照一般的理解，潘石屹应该提前办理好边境通行证，以他当时的身份，办个这样的证件并不是难事，但潘就是这么毫无准备地闯深圳去了。另一方面，一个腰包里只有80元的穷人，拿出50元请向导，似乎也是个豪赌之举。如此细节，想来出自潘本人之口，他应该是为了强调他去深圳的义无反顾，强调他在人生的一些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另外一个场合，潘石屹还给朋友们讲了他在海南炒卖房子的故事。那时，他以每平米3000元买进了八套别墅，两个月之后，一位山西老板有意购买，潘石屹开价4000元，还没有签单，忽然又来了一位内蒙古的有钱人，潘石屹马上开价4100元。价格上去了，山西老板很生气，但买房决定已定，只好愿意出价4200元，将潘石屹的房子买走。但潘这个时候胃口大开，他只同意出售3套，余下的想坐以待沽。果然，最后的两套别墅，他买出了每平方米6000元的高价。

　　许多年以后，就是这么一个近似于卖大白菜的故事，被潘石屹自己总结为“一改传统方式，用市场杠杆来平衡价格与利润的关系”的典型案例。客观地看，在这个故事里，潘正确预估到了价格上升的空间，他没有慌张地将房子过早卖掉，至少说明他有做生意的信心和机灵。后来他带着这些炒房子赚来的钱到了北京，先是在怀柔注册了公司，然后在一次饭局的闲聊间无意中听旁边人讲，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潘石屹深知指标就是机会，于是决定出手，由此形成了北京万通日后发展的底盘。

　　他信奉什么主义？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潘石屹旧友说，老潘就是靠着他那点机灵混到了今天的模样。他说潘石屹向来相机行事，不墨守陈规。潘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在商业领域，教条主义的东西很难行得通，而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东西往往行得通。”这是潘石屹的经验之谈。

　　在我们面前，他微笑着说：“凡事理性分析的人、有文化的人全都没赚到钱。而那些见识比较少的，动脑筋比较少的，却摸着市值了。”

　　他想起那些带着知识带着硕士博士学历闯海南、走广东的人们，想起他们聪明的憋屈，他们有知识，有思考的能力，有不错的见识，甚至还有理想，可是却赚不到钱。而那些基本上目不识丁的广州包工头，凭借着他们的生存之道，财大气粗地走到了今天。

　　潘石屹承认自己就是在读书人和包工头之间找到了某种结合点。或者我们可以总结，潘石屹把包工头的趋利性格发挥到了极致，又把读书人的个性和清高恰到好处地遮蔽起来。

　　我们看到，他的楼盘都有一些文化艺术的佐料，但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却毫不含糊。你不能说潘是一个文化人，是一名艺术家，可是他却经常折腾出一些文化艺术的话题，让自己身在其中；你同样不能说潘是个锱铢必较的商人，他会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谈到理想，他会说，跟那些包工头相比，老潘的内心至今仍然有理想之火在燃烧。

　　是的，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那个时期，潘石屹除了白天工作赚钱，晚上则就着小小的灯泡读书，读《走向未来丛书》。只是，当更多的人被理想主义烧灼的时候，潘石屹却从理想主义的火焰中抽身而出，走上了具体的发财之路；当更多的知识分子在为一些普世价值的丧失痛哭流涕，几个衣着寒酸的读书人反复书写市场经济定义的时候，潘石屹却直接跑到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开始盘点此生如何积累起更多的财富。

　　在潘石屹宽大的写字楼里，我们很想和他谈一谈80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谈一谈90年代实用主义和功利思想如何左右了他的人生选择，可是他却总是闪烁其词，只是和我们反复谈起他的商业模式，谈他的公司如何在遭遇资本市场冷遇之后终于成功上市。这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关于潘的财富故事，早已经远播四方。他自己也调侃自己每次见到媒体都在说着同样的观点，叙述着同样的故事，可是却对我们另一个向度上的探索并不配合。

　　然而，像潘石屹这种在80年代接受过启蒙主义教育的人，主动放弃理想主义性格，走上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道路，究竟更多是一种环境的逼就，还是内心使然？

　　有很多问题需要提出：

　　为什么潘石屹不继续留在机关里慢慢往上爬？凭着他的机灵，潘应该是能爬到一官半职的。要知道，农村出身的潘石屹，从父母那里传承过来的人生价值观主体应该是从政，而不是发财。在官场的阶梯上苦苦爬行的人太多了，潘石屹本应该走在这样的路上。

　　为什么潘石屹能够很早地放弃读书人的清谈作风，转而迅速形成了自己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商业方法？这种方法论的改变几乎决定了潘石屹商业上的成功。

　　为什么潘石屹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在 房地产经济的灰色地带栽跟斗？潘起步做生意的时候，正遇官倒流行，只有那些手中握有官家资源，有能力进行官倒的人们才大张旗鼓地做生意，他最理想的选择应该是巴结官场，巴结资源。潘石屹从来都否认自己有深厚的官家背景，也不承认自己曲意逢迎，暗箱操作，这在土地资源完全掌控在政府官员手中的制度环境下，似乎难以让人相信。但无论别人怎么怀疑，潘石屹的确没有在行贿受贿方面曝出丑闻。

　　他与他们的距离

　　潘石屹的好友冯仑曾经开玩笑说，潘得益于三个人，一是邓小平，二是冯仑，三是潘的妻子张欣。潘石屹刚开始对这样的总结心存不平，事实上冯仑可能道出了本质。在很多场合，潘都喜欢借用邓小平先生的语录说话，比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不争论，等等。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成为潘这一批人的福音。南巡讲话为潘石屹们指出了一条通道，发展才是硬道理，把理想丢到垃圾站里，把启蒙锁进书柜中，每个人都应该奔着财富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