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的父亲在他出远门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孩子，你要出门了，不管在什么时候，没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现在看来，潘石屹把老父亲的话贯彻得浑然天成，儿时的经历成为他的行动基础。潘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死问题。他说起他的出生方式：一个接生婆用满是灰尘的手把他从母亲身体里拉了出来，父亲尝试着给接生婆提出建议，希望她能把手洗一洗，以免感染，但是这个接生婆说，她接生孩子从来没有洗什么手。

　　如果说如此不洁净的出生方式尚属于父母的口耳相传，那么潘石屹早年的饥饿感则是他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他记得没有饭吃，父母只好把两个妹妹送人，最后甚至想把潘石屹也送给人家。潘说送两个妹妹出去是为了吃饭，送他出去则是父母想让潘石屹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是最后一刻，妈妈依依不舍，潘石屹才留在家中。

　　来自同龄人的比较可能让我们更加看清楚潘石屹。

　　潘是1963年生人。这一年出生的国内房地产商人，有天津的孙宏斌。和潘石屹的成功相比，孙可以说是失败。孙四处圈地的时候，潘只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着，他似乎完全没有体会到土地储备对一家地产公司的重要性，他到处宣讲他的公司的商业模式价值，他的项目所带来的新生活范式，他甚至对孙宏斌巨大的土地储备行动嗤之以鼻。两个人的行动造成了两个人的不同结局：以今天的市场形势看，孙当年的圈地行为似乎具有前瞻性，如果他能挺过难关，今天风光的就不是潘石屹了；而潘石屹当年没有积极拿地，只是沿着一个一个项目精心打造，无疑是为公司带来了资源上的不足，特别是在公司海外上市阶段，更是遭遇到了市场对他的土地储备不足的轻视。一直到最近，潘石屹还是在土地储备上发力之后，尤其是在拿到北京三里屯南街和前门改造地段之后，才取得海外资本市场的信任。

　　可以说，正是稳健和精耕细作的风格，才形成了潘石屹今天的气象，而趾高气扬、雄心万丈的孙宏斌却被自己圈起来的土地压垮。熟悉他们的人，都记得孙宏斌高昂的头，紧绷的脸，也都记得潘石屹的笑容，他似乎在任何时候都对着别人微笑，即使他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话，别人也都说，那是潘石屹正确的假话。

　　另一个年龄接近的地产商人，是1961年出生的周正毅。周的故事妇孺皆知，先是以虚开增值税发票获得三年监禁，狱中竟然向狱警行贿，享有优厚待遇，出狱不久，又被再度起诉，这一次罪名更多。外传周是有大背景的人物，在上海滩上曾经左右逢源，可以不花钱就拿到大好地皮。我们曾有机会面见周，听他豪迈地宣讲，谁谁是他的朋友，谁谁又是他的敌人，似乎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相比之下，潘石屹这方面的传闻就少之又少，甚至少过了王石、张宝全，也少过了任志强，就连冯仑都有这方面的传闻，尤其是冯与天津泰达的合作，被外人嘲笑为冯仑的逢迎之举，而潘石屹每次面对媒体这方面的疑问，却都信誓旦旦，指天发誓，他决没有任何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劣迹。

　　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同龄地产商人，是湖南郴州的邢立新。之所以把他提出来比较，是因为邢曾经是一名不错的诗人，他在艺术方面的天分，应该在潘石屹之上。但邢立新的诗歌天分在与官员勾结之后，却造就了国内房产市场官商联合牟利的奇迹。他动用市委书记的大权，用政府公文行政命令的形式要求基层官员购买他开发的房子，如此恶劣手段，最终导致市委书记下台，他自己自然也锒铛入狱。

　　估计潘石屹听到这样的营销手段，也会生出惊愕的表情。潘的理智就在这里，他不会用一种艺术的张狂来左右商业，他的那一点与艺术有关的气质，仅仅当成了房地产开发的面具和小资情调，而不是方法。

　　和孙宏斌相比，潘石屹多了一份谦虚，一分和气；和周正毅相比，潘石屹多了一分满足，一分距离；和邢立新相比，潘石屹则多了一分尺度，一分理性；和那些仍然在理想主义道路上奔走的知识分子相比，潘石屹则多了一分世俗，一分投机，一分随波逐流。

　　他的身上有农民的谨慎，小官员的逢迎，读书人的狡黠和艺术家的取巧。当一个时代开始整体性地放弃理想主义追求，偏离自由价值建设，彻底转移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单向度的物质主义道路上时，潘石屹的个人性格与之发生了巨大的共鸣。潘石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妥协、投机和谨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已然成为他最醒目的方法论。

　　即便是谈到信仰这样崇高的问题，他也习惯谨慎、闪烁其词。他的妻子倒是直接告诉媒体，她已经皈依巴哈伊教，但潘石屹却不会如此直接说出内心的风景，他说，“我既不是信佛教，也不是信道教，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家里，我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