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它的指导下，敦煌莫高窟将被建成世界级的遗址博物馆，国际一流的保护单位。

　　而敦煌研究院一直在致力打造的保护中心、游客中心、信息中心和研究中心，也因《规划》的出台变得不再遥远。

　　《规划》的出台，也让敦煌研究院在如何管理莫高窟方面更为心中有底了。

　　研究院的掌舵人樊锦诗是这样谈《规划》的：它建立起了莫高窟保护工作的科学模式，它是不断提高莫高窟这一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水平的基本保障。

　　专家们是这样评价《规划》的：是国内第一份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制定的遗址保护与管理的总体规划，它为中国石窟类型遗产保护总体规划建立了理论框架，完全可以作为其他同类规划的编制“样本”。

　　敦煌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但高素质的人才却可能离开敦煌留住莫高窟，离不开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有效管理。而这三项目标的实现，都不能离开优秀的人才。

　　在国内众多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中，敦煌研究院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许不是最差，但绝不能算最好。可说来难以置信：全国文保领域屈指可数的几名博士居然近一半选择了它。

　　“我们‘十五’期间还是做了一些事，院里现有的１１名博士中有９名是这５年学成归来的”。揽才心切的樊锦诗对这个数字似乎比较满意。

　　为何说归来？

　　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樊锦诗，老一辈的敦煌人是“自投罗网”而去的，去了就再也丢舍不下。舍不下敦煌的樊锦诗心里却再明白不过：如今不是４０年前她毕业的年代了，年轻人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工作待遇无可厚非。

　　敦煌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但高素质的人才却可能离开敦煌。像他们一样能自投罗网来此的毕竟少而又少，怎么办？

　　想方设法自己培养。

　　到目前，院里已有近百人次到国外学习过，对没机会出国学习的同志，院里与国内高校联合办学，为年轻人攻读学位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培养高素质的敦煌学人才。有时候院里也矛盾：要用人时，这个在国外，那个在进修，但这些近忧从未改变研究院培养人才的“远虑”。尽管在培养人才方面“钱花海了”，但院里似乎从不担心那些翅膀硬了的人才不归来。

　　杨富学归来了，在北大专攻东方学的博士后，完全有理由不回来。虽说是从研究院考出去的，那么多用人单位向他开出的条件，实在诱人，何况妻子又刚考去北京读博士。

　　赵声良归来了，在日本苦读７年的洋博士，也有理由不回来。他所学的专业像个香饽饽，在国内外都极为抢手，何况他的７年求学生涯，还有５年是自费。

　　为何归来？

　　用好人才是令人才归来的关键。通过实行院级课题制度，向中青年专业人员倾斜，扶持年轻专业人员担任课题负责人；实行中青年优秀学术成果奖励制度；放手给年轻人压担子，把年轻人推到国际学术合作交流的前沿，让他们去磨炼、摔打；为年轻人搭建足以发挥其潜能的工作平台，鼓励其干事业的积极性。这些就是敦煌研究院不怕培养出来的孔雀东南飞的原因。这些就是在国内极为稀有的博士后、洋博士回来的原因，他们承认：如果一个单位不能保持向上的发展势头，如果一个单位不能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他们是不会留在此地的。

　　关爱人才是令人才归来的保障。对外派学习的职工，院里除了工资照发，另有一定数目的奖学金，学成归来的硕士、博士，还有数目可观的科研启动费和安家费。该为年轻人创造的条件一也点不含糊。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一人一套有阳台有卫生间有厨房，带太阳能热水器的房子；分居两地的，千方百计为其夫妻团聚想办法……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所以归来。

　　但敦煌研究院对人才的选拔也有自己的标准：重视人才，但决不迷信人才；爱惜人才，但决不骄纵人才。你可以个性张扬，你可以散漫不羁，但你不能没有真才实学，你不能不爱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