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张老师再一次用危言耸听讲了一些潘总爱听的话，他说如果降到1000块钱的时候经济就不行了，老百姓没有说降到1000块钱，老百姓说每年降10％就可以了。所以他还是用不现实的结果说的不现实的事情。另外，在这个小县城里面，张老师他自己不会选择，比如说绵阳，但是绵阳宜居指数就是比北京高。所以，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标准看，而是以本地的居住的居民看。就是张老师说我们依然可以忍受房价，这个是错的，北京有87％的人不可以忍受高房价，北京只有7％的人可以忍受，他说的是代表了7％的人。

　　【张颐武】绵阳的事情我比你有发言权，我太太就是绵阳人，他就是在绵阳的南山中学，最后考到北京广播学院，最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他的同学告诉我的经验和袁总的经验不一样，他很多从绵阳来的同学都想出来，但是不敢出来，为什么害怕北京这个地方风浪太大，因为这个小城市社会网络很简单，他觉得非常压抑，闭塞。所以，我对绵阳的感受比袁总更直接，因为我直接在接触绵阳的人民。

　　第二个问题，我再驳斥一下袁总，袁总说北京87％的人感受不能忍受，但是是跟他在网上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也会说不能忍受，比如说你零点调查公司的人到我家说张老师你愿不愿意忍受高房价，我肯定说不忍受。

　　【袁岳】你刚才为什么说能忍受呢？

　　【张颐武】我说这个忍受是我们理性的思考，就是说我们究竟要的看感情还是理性的选择，理性的选择就是袁总那个不行，他派一个调查公司问我忍受不人寿？傻瓜的人都说不忍受。

　　【银鹏】我们83％的人认为房价高低影响宜居指数。

　　【观众】你们诸位都是在北京居住，你们说宜居不宜居是感官的问题，我想问诸位你们感觉宜居吗？第二个问题，我想问陆新之老师，我看到您的博客写了一个文章富人的生活品质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高？你们都是在北京生活的，从你们的感官来说，尤其是潘总、袁总、陆老师。

　　【潘石屹】我是从甘肃天水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北京对我们甘肃天水人来说是非常宜居的，而且是他们非常向往的，从受教育的程度，医疗的程度，有这么多的博物馆，我是代表天水人民的。

　　【袁岳】我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一个房子，我是三个地方的居民，如果我用宜居来说，我认为上海是第一，因为无论是社区的关系、服务、食品的质量、服务的经济性，我最喜欢。但是如果工作机会，获得信息和人的交往，我觉得北京在这方面有一定长处。如果要是从温度的适宜性来说，我觉得广州也不错。但是如果三个地方给分，相对高一些的会是上海。

　　【陆新之】我住的城市比较多了，深圳、上海、北京、短时间在广州，甚至加拿大、美国都去过，每个地方都住几个月。从标准来讲，从硬件的标准讲，北京似乎是很难赞成张老师发自肺腑的五岁以来的经验，我有一点很难接受的，比30年前宜居，世界上90％的城市都是比30年前宜居，中长期的趋势是不适用的。就是硬件上是有缺憾的。

　　【袁岳】张老师一直是贬低其他的城市做的，因为他听到广州人认为是鸟语，认为上海人排斥，但是他始终不是用本地人的角度，如果我们说广州人说的就是鸟语，但是以广州居民的感受，他们觉得社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讨论是不是宜居，始终是于这个地方的大部分老百姓的感受有基准的。

　　【潘石屹】如果我们说的是宜居，如果是祖祖辈辈在这生活的原住民这是一方面，现在社会在发展，任何一个城市都要有开放的心态，要交往，要让别的城市的人来接受它们，这是一个宜居城市特别重要的一点。

　　【袁岳】完全同意，我说的是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包括民工，包括流动人口居住在这个趁势里面的人都居民，但是如果把民工都包含进来的话，虽然这些民工千里迢迢到北京来干活，我是做民工参与观察的，我曾经和六个民工睡在一个炕上。

　　【张颐武】民工会觉得城市宜居，用民工比是没有可比性的。

　　【袁岳】我觉得只是说明工作的机会，无论是从高端到低端，高端一个老外觉得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他不会居住在这，而且他的服务是到其他的地方。到低端，这个民工会找到一个工作机会，但是他依然不觉得这个地方是宜居的地方。

　　【潘石屹】第二轮结束了，看看投票。

　　【银鹏】变化不太大。

　　【观众】刚才听了张教授谈的一个问题，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到了您在5岁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挂着一个月票去幼儿园，我觉得当时可能感觉北京是非常宜居的，这么小的小朋友都可以跑来跑去的，很安全，有很安全的感觉。那么这个是不是越来越宜居？我们可以讨论这个时间段的问题了，我现在的孩子有8岁了，可是现在我们能让他自己去上小学吗？能让他自己坐公共汽车吗？而且他连坐公共汽车的意愿都没有，他宁愿走回来，因为车上很挤，没有地方站。所以，这个是不是宜居的问题，我请张教授解释一下。

　　【张颐武】谢谢！您提了一个很尖锐，很好玩的问题。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我用这个证明北京是宜居的，很舒服，而是我5岁的时候拿着一个月票在公共汽车上挤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那个时候北京人和现在差不多，那个公共汽车比现在还挤，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小孩也有坚定的意志和革命的尤其，学习红小兵的精神。现在的孩子们，因为你们家庭的生活过于宜居了，所以他没有这种意愿和能力了，这个是我非常遗憾的。

　　【陆新之】他们的小孩是有私家车了。

　　【张颐武】他们的小孩已经是尿不湿的一代了，他没有机会享受我这种非常痛苦的年轻的人生了，我这5岁的记忆不是痛快的记忆，我宁愿我的孩子在北京满天风沙的天气里面坐着我的车，虽然我希望他经受我一样的训练，但是他不愿意，我爱人也不愿意。当然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治安问题，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成本，当时我舅舅来北京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来我们家，说你是谁，你是不是阶级敌人，你赶快去报临时户口，你把你的户口本给我们看看，那个时候我们有了安全，但是我们没有自由。现在我们北京上看起来总体宜居，就是我们虽然安全上付出一些成本，但是生活还是改善了很多，即使是最底层的人们也比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多的好得多，尽管大家心理有很大的不满，但是不管怎么说比那个时候还是好很多。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标准的事还是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一杆称，就是比30年前发展了，这种发展是朝鲜人民享受不到的，就是我们城市还是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