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虔诚的祭拜，木偶戏“序幕”开演，天官在童子的陪伴下登场亮像，戏台下鸣放鞭炮。天官首先唱到：“初一、十五庙门开，请神童子请神来，自有四季公差在云中跑马，察到某县某村村民已在本方福神面前，许下愿戏一台，今本是开台之日，吾当来在吉庆堂前，观众信士弟子跪在吉庆堂前，牵羊的牵羊，端酒的端酒，左手奉香，右手化马(焚纸)，人有诚心，神有感应”唱毕留诗一首：“门外—树槐、槐上挂金牌，乌鸦不敢唱，单等凤凰来。”天官开场唱白，表达了观众的心愿，搭起了神与人“勾通”的桥梁，自然也不忘炫耀自己的戏班。

　　第一场戏也是特别注意的，一定要演平顺吉祥的，如《忠孝图》、《香山还愿》、《太湖城》等。演出一般进行三至五天，由神头(会长)代表民众点戏。整个演出结束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场景“谢幕”——“谢神—、“送神”，也叫“回神”。场面同样庄严肃穆。天官再次登场，随唱即白“……还愿已毕，将此地的瘟荒病疾，吾当筒在袍袖，压在神王脚下，永不降下，清风细雨、月月常降。恶风暴雨、撒在旷野深山。一籽落地，万粒归仓。空手出门，满怀进门。小小孩儿，长命百岁。好人相逢，恶人远离。狼来缩口，贼来迷路。保佑一方人马平安……”。接着又留诗—首：“此庙修的甚顺溜，周公卜定鲁班修，盖在八卦乾字上，儿孙后代做王侯。”台下鸣放鞭炮，台上“会长”或“神头”为“天官”披红挂彩，气氛达到最后的高潮。

　　在完成敬神、娱神使命的同时，最主要的还足满足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需求。甘肃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地处高寒，每年只种一茬农作物。从秋收到春播，要经过一个漫长的严冬，在过去的年代，广大农村的文化生活是极度贫乏。只有这每年一度的木偶，皮影小戏，才是他们为数有限的文化生活、精神享受。“顷刻驱驰千里外，古今事业一宵中”(明万历礼部尚书李九我为木偶戏所作对联)。木偶戏浓缩了历史文明，颂扬了英雄史诗，鞭挞了时弊风气，辨别了忠奸善恶。特别对于那些孩童，在娱乐中得到一定的教育，木偶戏真正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的教课书。

　　甘肃木偶发展到近现代，已变成一部多灾多难，荣衰参半的历史，它与这个时代的命运戚戚相关，它的坎坷经历也是西北历史的一个缩影。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出身木偶、皮影世家的名叫梁万福的艺人，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领着儿子带着祖上传给他的木偶、皮影戏箱。从甘肃两当出发，—路卖艺，最后落脚榆中，与当地艺人搭班演出。到了民国十七、八年，当地遭受空前的大旱，复以冰雹、洪水、虫害、霜冻、瘟疫流行!灾情严重，饿殍盈道，状极惨悯。此时木偶戏已举步维艰，而伴随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鸦片，也正侵害着人民群众包括梁氏父子的心灵与肉体。梁万福染上烟毒。在无亲之小，只好将几代人的心血家业忍痛卖与他乡。

　　民间木偶艺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挣扎在贫困线上。20世纪40年代，康县有—个名叫马四娃的木偶艺人，在《八件衣》中演唱“花子仁义”(叫花子)，“春台会”过后，生活无着落，仍然当乞丐，是现实生活中的“花子仁义”。正如当地民间谚浯所言：“夜宿破庙日登楼(戏台)，头戴乌纱心中愁，常入洞房当光棍，身背褡裢游九州”。这就是当时被视为“下九流”的戏子(旧社会对戏剧表演者的谑称)贫困生活的如实反映，也是他们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20世纪中期，新中国的诞生，给甘肃木偶带来新的曙光，各地政府及文化部门重视木偶艺术。兰州、张掖等地，先后成立了木偶剧团。1957年，甘肃省文化局举办了“甘肃木偶、皮影会演”，各地区也举行了相关的演出活动，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木偶这个古老艺术在这—时期的发展兴旺。在甘肃省的会演中，有榆中、永登、康县等地的木偶剧团参加了演出，这些世世代代服务于民间春台庙会的“小戏”，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且获得了各种奖项，这是时代赋予它们的殊荣和光彩。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夜之间，它们又变成了“四旧”成为扫除的对象，大部分木偶被焚毁、木偶演员大多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接受了劳动改造。经过十年的禁锢与肆虐，老艺人相继去世，木偶艺术在迎来新的复兴的时刻，又因后继无人而濒临危境，有的已经自行消失。今日，只有在甘肃陇东一带的偏僻乡村还能看到赶着毛驴，驮着戏箱，走乡串户的木偶戏班子的踪迹(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