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农民工，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个满面灰尘，面容疲惫进城揽活儿的人，是那些挑担推车沿途贩卖农副产品的人，是那些零星上门替城里人卖菜、搞建筑、装修、做清洁工、做小保姆的人……
　　他们走进城市里，衣衫破旧，满眼迷茫。
　　城市对于他们，是如此的近，又是如此的远。
　　但是这些并不为城市人所关注。年初岁末，当我们把探寻的目光再次定格在农民工这个步履沉重的话题上时，已经过去的2005年的特别场景历历在目。
　　
　　欠薪 使他成为杀人犯

　　王斌余出生于甘谷县一个小山村，6岁那年死了娘，此后一边读书一边帮家里干活，读完小学四年级便辍学了。17岁时，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王斌余随村里人外出打工，在甘肃、宁夏等地多处辗转，蹬过三轮车，也干过建筑小工。
　　在天水某建筑工地上干活时，王斌余在架子上打钢筋时，掉进了7米多深的井里，稀泥巴差点把他淹死，拉上来后大病一场，但老板只给他几片感冒药便了事。
　　从2003年8月起，王斌余一直随河南的包工头在宁夏石嘴山惠农区干活，2005年4月，王斌余感觉心力交瘁，加上父亲帮村民盖房子被木头压断了腿，急需用钱动手术，便提出不干了，但包工头一直拖着不给结算，在讨要工钱无果的情况之下王连杀死4人，重伤1人，成了杀人犯。
　　王斌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说了，很支持记者的采访，你们采访我，文章发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喊好着呢，我们民工在桥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桥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的仍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政府的权威哪里去了？”
　　王斌余杀人的直接起因是讨工钱，按理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更何况是打工的农民工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劳动，讨要的是自己应得的血汗钱。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了活，拿不到工钱；讨工钱，讨到的是辱骂；求助于劳动部门，包工头对劳动部门的调解阳奉阴违。
　　王斌余处在弱者的地位，被逼无奈，怒从心头起：“为什么我们活着总让人欺负？！”王斌余的愤怒变成了疯狂，杀人解恨，走了事情的极端。像王斌余这样敢于走进城市的农民工，他们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记者采访时，农民工最大的隐痛就是欠薪。他们知道，这座城市不属于他们，他们只需要用自己的艰辛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而这点收入，维系着爸妈的病、弟妹读书、娶媳修房子、种子、化肥……
　　
　　“歧视，像刀子扎心一样难受”

　　农民在饱受生活艰辛的同时，还要受到无情的心理伤害。王斌余说：“我从不愿意和城里人打交道，因为他们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民工。”
　　
　　据报载：2005年在北京、上海一些现代化居住小区里，出现过这样的文字：
　　
　　“春节将至，民工回乡，希望广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强防盗意识。”
　　二十年前，中国农民还被束缚在土地上，城里人与乡下人还是有相当空间距离的，虽然在长期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下，城里人看乡下人的眼光是居高临下的，但是，还远未演变到“防盗”这种地步。
　　如今，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空间距离缩小至擦肩而过，但掌握了话语权的一些城里人却把两者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歧视农民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妖魔化民工”的趋势。
　　在杭州，公厕上告示“民工禁用”；房地产广告称“小区安静，没有民工骚扰”……
　　对于农民工们来说，身体上的累和苦，远比不上城里人歧视带来的伤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民工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主要是被人阻拦或盘查，被人嘲笑、作弄或遭白眼、工作得不到赔偿、拖欠工资、被人呵斥和谩骂，服务人员对民工的态度差……
　　歧视民工造成这样一种怪圈，城市离不开民工，又希望民工不要进入城市的生活圈。一些城里人捂着鼻子从民工身边绕过去，甚至迫不及待准备像孙悟空一样划一个大圈，叫民工们呆在里面别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