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中医药学最基础的经典，后代中医药学的许多典籍都是从《黄帝内经》的研究出发的，据我研究《黄帝内经》的作用不仅在中医药界，在中国文化里面也是非常独特的。经学最后一个大家名叫廖平，是四川乐山井研人，他的经学研究最后可以成为经学‘六变’，其中后三变基本以内经的学术来解释儒家的‘天伦之学’，所以《黄帝内经》有可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总源头。”2025年轩辕文化学术交流研讨会期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超中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入阐述了在黄帝的健康教化下，中国“新礼乐文明”的构建。

　　自2006年以来，他一直参与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筹建和发展，对“中医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思考和研究，不仅认识到中医药具有中国文化的新主体和未来文明的新标准等多重价值，而且对长期以来关于中医药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产生了“颠覆性”的看法。主流看法认为，中医药学在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吸取了易、道、儒、阴阳、名、法以及佛教等诸家学术思想的精华，哲学的发展为中医药提供了成熟的理论和知识基础。

　　在当代社会恢复和建立中国文化的“礼乐文明”，其要仍在于“治未病”。马一浮先生对此尝在《皇汉医学序》中有如下议论：“人之生也，寒暑燥湿攻其外，思虑忧患贼其内。形劳则敝，神劳则竭。或形羸而神王，或形壮而神菀。故曰：剥奔马若稿，割狡兔犹濡，形神偏伤也。唯善养生者，尽百年之寿而不衰，应四时之气而无逆，故能疾疹不生而形神以调。是以善医者治未病，此犹礼禁未然而刑施以后。古之道术盖有在于是者，未可以方伎小之。”

　　“礼乐文明”是我国上古文化的结晶和集大成者，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医药作为“为己之学”，远能够与“礼乐文明”的精神相一致，近则能够通古今之变，借助于对养生和治未病的提倡和实践，重现“礼乐文明”的教化精神。

　　采访最后，谈到轩辕文化能为创新发展中的中医药学提供哪些价值，张超中表示，轩辕文化有各种不同的层面，当代社会对轩辕文化的理解和传播礼仪性会多一点，但《黄帝内经》超越了礼仪性的文化，它是一种实践性的文化，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利用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养生和治未病，在这个层面来说中医的理论体系要比现代医学要丰富、要基础，所以这种结合不是泛泛的结合，是有主有次的结合。“我们以前讲中西医结合在不同的认识阶段有不同的结合方式，最早叫西学中，是以西医的方法来整理中医的理论，但现在全球的科技和文明发生了转型，在这种前提下，我们需要建立以中医作为主体的中西医结合的新模式，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出突出贡献。”（清水融媒记者刘嘉）

　（来源：清水县融媒体中心 转载：康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