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实验才能创造新的标准
还有一点是我们请了十二位年轻的、前卫的亚洲建筑师，我觉得双年展对这个也是挺感兴趣的。为什么请年轻的亚洲的建筑师？ 如果仅仅是为富人建的房子，那我们完全可以请更知名的大师，象西萨（Alvaro Siza），象伊东丰雄(Toyo Ito)都可以请来，为什么要请这些年轻的建筑师呢？ 而且有些并不是有名的建筑师，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他们设计的东西不能用。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们当时考虑的是一种亚洲精神。 当这么大量的建筑工程发生在亚洲，我们相信亚洲建筑师当中肯定有天才，而且我们要把他们发掘出来，要鼓励他们，如果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就是否定他们，如果找大师来做，我们就是埋没了新兴的人才，是鼓励创造力还是埋没创造力？ 我相信买名牌的人都不是鼓励创造力，都已经形成名牌了，被人肯定的东西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来肯定了，没有被人肯定的时候我们来肯定他，这才是一个推动者的作用.
第二个推动的作用是它的实验性。一般人们对一个房子的印象，所谓优雅也好，所谓豪华也好，所谓风格也好，都是有一定标准的，在这个标准之下我们再做一个东西， 意义不大，只是在重复这个标准而已。 我自己觉得创造就是给新标准一个生存的空间，大师、名牌都是既定的标准， 我们需要新的标准。 反权威，反传统是一种前卫的心态。 比如象张永和做的土房子，他想探讨的是什么？ 是我们直接照搬国外时髦的玻璃幕墙啊，钢筋水泥啊什么的，还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当代精神？ 所以他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选择了用土墙，而且是农村常见的夯土墙，但做法是现代化的。他是按混凝土的混合配方，再用做混凝土的磨板固定，在让工人夯出来，这两堵夯土墙不再是农村见到的土坯房，在新的配方、新的工艺做法下产生了新的视觉效果。 当然你可以说它不适合大规模的城市发展，我也不能想象北京、上海满城都盖这种土房子，但你还是要鼓励他的这种创造精神，实验精神。 实验本身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标准。 当时他提出这个方案，我们有些怀疑这堵土墙会不会裂，下雨啊，冲刷啊什么的会不会有影响？ 后来有人跟我说延庆那边有一段秦长城，干打垒墙垒起来的，几千年了，风化得差不多了，但还存在，我去看了才相信这东西不可能一两天就被雨水冲没了。每一幢房子都能举出这样无数的例子。 实验性的乐趣也就是这样。
鼓励建筑师的实验性不仅仅是通过我们的财力支持，还要通过我们的宣传支持，把建筑师的东西推向社会。当然，我作为一个商人，相信社会上一定有知音，一定有人想要这种东西，关键是我们的推广力度有多大，能找到多少知音。 我们对艺术的推动力度和我们的商业利益和这些作品的社会大众性是一脉相通的。
20世纪艺术史上最重要的3个人
我认为不能仅仅在建筑艺术这个领域里谈未来的建筑是什么，建筑是一个社会的产物，社会的组织形式直接决定人的行为方式，而建筑就是给各种行为修建个场所，由于行为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不断变化，不同的社会就有不同的建筑。 满清时的北京城以皇帝居住的皇宫为中心，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他们的头衔在社会的地位分配街道的宽窄、四合院的大小，所以城市规划和建筑形式方方正正，横平竖直。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是集体的，生活方式是集体的，你看天安门广场多大，长安街多宽，人民大会堂的礼堂能坐多少人？ 而西方之所以有巴黎铁塔是因为工业文明时他们要展示钢铁的力量，纽约的世贸中心则是代表着美国精神。现在，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它所有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
我认为20世纪的艺术界有3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是杜尚，一个艺术思想家；第二个是毕加索，一个艺术家；第三个是古根汉姆 (Peggy Guggenheim)，一个艺术推动者。古根汉姆是通过收藏来推动艺术的。有人说我们也应该收藏，我说不对，21世纪在中国再把收藏作为一种推动的手段就错了。手段本身也要改变，因为社会发生了变迁。 当时古根汉姆有这样的财力，艺术家也有这样的需求。二战了，所有的艺术家连饭都吃不上了，买他的画就是给他一个最大的支持， 让他的作品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让他生存下去，可以继续创作。 现在不是这个状态了，艺术家没有吃不上饭的，艺术家的作品一出来就被收藏了，相反我自己认为艺术家都变成自己作品的奴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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