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后，为了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八路军后来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同时，党中央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新疆、长沙、桂林等地，先后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筹备工作早在１９３７年５月就开始了，地址设在兰州市南滩街５４号（现互助巷２号），由于当时没有正式命名，主要负责工作的是彭加伦，故人们习惯称作“彭公馆”。同年７月２９日，谢觉哉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兰州，８月２５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正式挂牌，不久，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１９３８年２月迁到了当时的南稍门内孝友街３２号，也就是今天的酒泉路１５７号。

　　彭加伦、伍修权先后担任办事处处长。

　　兰州“八办”初创的艰难情形，我们可以从彭加伦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３日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略见一斑：“当我们初去的时候，只有两个同情者。贺耀祖（当时的甘肃省主席——编者注）态度亦不甚好，对我们极冷淡敷衍。法西斯分子监视很严，各方面的线索一点都没有，处境非常困难。……群众落后，受革命影响少，过去压迫厉害，不易起来。……法西斯障碍工作。……当局缺乏决心，并且对民运统治的厉害。少数民族多，民族仇恨深，不易解决。……因此，办事处的首要任务应是：站稳脚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以便为抗日救亡运动打下基础。……”兰州“八办”，看起来是一个被包围着的孤立据点，实际上却是我党我军在西北的一盏闪亮的红色明灯，在党的领导下，在极其险恶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中坚持战斗，宣传抗日主张，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输送大批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营救西路红军，接待前往苏联路经兰州的我党领导同志。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赴苏联治病，往返都住于此，并转运苏联援华的物资和新疆、甘肃运往前线的物资。

　　１９４３年奉命撤销，１９８０年在兰州市酒泉路建成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社会开放。

　　兰州“八办”成立后，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人民觉醒，加入到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列，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接待各界来访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鼓励和指导建立群众性的救亡组织，创办抗日救亡刊物，开展救亡活动。而甘肃工委则派出一批党员深入群众之中，有组织有计划地指派党员发起或参加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很快使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活跃起来。从１９３７年８月起，先后成立了妇女慰劳会、抗敌后援会。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甘肃青年抗战团、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联合剧团（后改为血花剧团）、王氏兄妹剧团、西北抗战剧团等。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地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抗战。接着，《西北青年》《妇女旬刊》《回声》《甘院学生》《民众通讯》《抗敌》等一批进步刊物先后出版，这些刊物的主编或编辑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担任。兰州书报社、生活书店、同仁消费合作社，经常经销进步刊物。一批全国知名的文化人士和外省抗日宣传团体等也纷纷来兰出版刊物或演出，极大地激发了甘肃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影响和训练了一大批热血青年。许多青年纷纷奔向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或奔赴前线参加抗日斗争。

　　甘肃青年抗战团是兰州规模最大的抗战团体，成立之初，“八办”就给以切实有力的指导，谢老不仅经常找他们谈话，还给书面指示，要求“青抗”“要处处不离抗战”，组织“应尽量扩大”，“不要关门”，很快，甘肃学院、兰州中学、兰州师范、兰州工校、兰州农校成立起了分团，外县也成立了几十个分团，成为甘肃抗日救亡的一支有生力量。

　　“省外留学生抗战团”是在“八办”的鼓励支持下和甘肃工委的具体领导下，以甘肃籍在平、津、沪、汉等地读书的学生回兰组织起来的兰州市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他们在平、津等地沦陷后，不能继续读书，陆续返回故乡，面对着国家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满怀着赤诚的爱国热忱，组织起来宣传抗日救亡，唤起故乡广大群众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创办了《热血周刊》，随时报道前方抗战的消息，并成立了数十人的宣传队１０个，及时向群众宣告前方战况及国内外时事。

　　“妇女后援会”是以进步学生为主的群众抗战组织，但它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我党手中，她们经常进行募捐、慰劳、演出。《妇女旬刊》办得很活跃，唤醒民众，抨击时弊，登载前方战斗消息，深受各界爱国人士和人民大众的好评。谢老为该刊撰写的《战争是随便可以过去的吗？》《抗战到底与妇女解放》等文章，影响很大。我党地下工作者樊大畏撰写了《保卫大西北》，王德谦等同志也积极撰稿。短短一年多时间，做了大量宣传、募捐、文教、救济工作，对兰州的抗日救亡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党在回族群众中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许多回族青年如杨静仁等便组织起来，经过斗争，相继改组并取得了“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的领导权，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谢老对他们的工作给以有力指导。谢老在１９３８年１月５日的日记中记载：“夜往伊（斯）兰学会，同其干部谈至十时归。”他们曾请顾颉刚先生作学术报告，请张仲实讲党的民族政策，请茅盾作抗战与文艺的报告……受到回族群众的广泛欢迎。

　　“同仁消费合作社”也在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传播新文化出售进步书刊开始，广泛吸收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和青年入社，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们销售“三友实业社”的用品，藉以抵制日货；推销“生活书店”等出版的进步书籍，以宣传抗日；他们与其他抗日团体合作演出抗日剧目，并在演出过程中进行募捐，款额全部经“八办”转交抗日前线。

　　彭加伦、伍修权等同志多次到该社，指导工作。谢老也多次利用夜深人静到“同仁”后院的楼上演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解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红军长征、国际国内形势。

　　“八办”非常重视抗战文艺工作。谢老说：“戏剧与歌咏感人深，不识字的民众，他们耳目是聪明的，情感是热烈的，一句戏、一曲歌，能使他们永世不忘，可把他的人生观改变……应当多组剧团、歌咏队……”在“八办”的促成下，兰州的一些救亡组织联合成立了“联合剧团”，演出了《不要放走了汉奸》《到前线去》《松花江上》《南洋之春》《古城怒吼》等。据进步作家吴渤回忆：他从上海到兰州后，参加王氏兄妹剧团。当时的教育厅提出要与西北抗战剧团合并，这个剧团被国民党当局控制着。他去请示谢老，谢老说：“应当与他们合作，这样他们出钱，你们演戏，但演什么戏，权在你们手中。”这使剧团不但生存了下来，自己掌握了领导权而且还不断发展壮大，塞克、肖军、王洛宾、朱星南、罗珊等人也参加了进来，除了在兰州演出，还赴外地演出，扩大了影响。当时来兰州的还有“新安旅行团”，他们歌咏、演戏、作时事报告、放映电影、慰劳抗日将士。还请谢老为他们作报告。对于新旅的活动，谢老总是热情参加，并为他们题词：“以艺术武装你们的手口，以理论武装你们的头脑，从工作中锻炼你们成为铁的战士。”“八办”还注意指示兰州的报刊大力宣传抗日。

　　１９３８年初，在谢老的支持下，共产党员丛德滋创办了一个通讯社，仅１９３８年３月７日到４月７日的一个月，甘肃《民国日报》就采用了该社的９８篇稿件。丛德滋还创办了《战号》旬刊，彭加伦请毛泽东题写了刊头，支持它的出版。这些报刊大力宣传了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报道了八路军的战绩，对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地下党创办的“兰州书报社”，“八办”在经济上给以支持，并指示他们开办租书部、扩大书刊的发行和阅读范围。“八办”还充分利用了国民党的宣传阵地，公开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谢老、彭加伦曾给党中央报告：“我们与《西北日报》关系很好，我们写的八路军许多消息及文章都能发表。在该报有一副刊——《大众论坛》，已完全在我们手中，全部稿件都是我们写的，影响相当大。《民国日报》副刊也登载我们的文章。……”为了将《西北日报》争取过来，据谢老日记记载，曾与《西北日报》的编辑李剑华进行了１０多次商谈。谢老在兰州期间发表文章７０多篇，在兰州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据有关资料介绍，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兰州人民节衣缩食，尽力大量地支援前线。

　　１９３８年，各界爱国同胞捐款达１０万元。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到第二年１月中旬捐献手套６０余万双，熟羊皮２４７张，新旧皮袄４７件，毛袜子１０３４双，皮手套４６６双，被褥２５条，青布鞋４２０双，毛巾７３条，棉袄２００件。

　　人民群众的这一爱国行动与“八办”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兰州“八办”坚决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打破了兰州抗战前“一潭死水”的沉闷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唤醒了长期受封建统治影响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从而成为领导兰州开展抗日救亡的核心，被周恩来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这一段光荣的革命斗争史，永远彪炳青史，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