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中华民族取得了近代以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得以洗雪百年民族耻辱。在这场战争中，被我们记住的不仅仅是抗争、胜利，还有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浴血战斗，献出生命的革命先辈们。
８年抗战，陇原儿女血洒疆场，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７月下旬，记者来到几位曾经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并在兰州工作生活的老人家中，听他们满怀激情地讲述自己抗战期间惊心动魄的经历。
２０岁考入了当时阎锡山的国民军官教导团。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他和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积极报名参加抗日。当时他参加的组织名叫“决死队”和“牺盟会”，房老说：“这都是些进步组织，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
１９３９年，由于阎锡山破坏革命组织，我辗转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工作。”房老被分配到当时是抗日游击区的朔县工作。他先后在朔县工作了５年，从区委书记到县委宣传部长。每天不是去抗日根据地组织工作，就是去敌占区与各种人接触，宣传抗日，非常危险。
“朔县的群众很信任我们。这里是游击区，日本鬼子经常来扫荡，我们每次出门几乎都能碰上，危险性也很大。”朔县有一个村子叫“白道沟”，大概有三四十户人家，是我游击队的根据地。
“１９４１年，离春节大约还有一两个月。有一天，我按组织安排去白道沟组织抗日工作。天下着大雪，出奇地冷。我穿着件皮袄，戴着‘火车头’帽子，背着背包，因为那地方偏远，日本鬼子扫荡去的比较少，所以我边走边拿着一本书看。不知不觉到了离村约２００米处，再转个弯就到了。就在我刚一转弯时，抬头一看，前面密密麻麻站着一支军队，我愣了下神，想是八路军？不对。仔细一看，是约一个连的日本鬼子。”房老立即转身，先步行了几步，就开始跑，这时鬼子也发现了他，在后面使劲地追。房老就往沟里跑，再往山上跑。一路跑一路把行李背包和头上戴着的帽子、身上穿着的皮袄扔掉。
“这时我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绝对不能让鬼子抓活的。转过山沟，到了一个山岔处，我实在跑不动了，只好靠在一个山塄塄处，停下来休息。”静寂中，从隔山山谷传来“啪”“啪”两声枪响。
“我站在原地不动，想着今天那怕被打死，但不能让鬼子抓住。忽然，从山头上又传来枪响，接着子弹擦过我的头顶，落在我的脚下。啪，啪……总共４枪。我在原地一动也不动，最后一枪，子弹擦着我的耳边飞了过去，然后就没有任何声音了。大约过了１０多分钟，周围没有什么动静，我便接着往山上爬。爬到半山腰，有一个大约半米深的坑，跳进坑里，在坑里坐了大概半个多小时，见没人追来，也再没有枪声，我从坑里爬出来。
“太阳快落山了，我爬到了山头。碰到一位老乡，他告诉我自己是白道沟村民。在这位村民的带领下，我们下山过沟，这时天也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来到村口，碰见四五个民兵，其中一人说：‘你们怎么进村了，鬼子还没走呢！’民兵队长派人把我带到沟边藏了起来，那儿已有许多百姓在躲藏。第二天下午，鬼子走了，我们才又进了村。”“进村的时候，在一户人家门前站了几十个人。最先领我进村的那个村民告诉我，我那天之所以能够逃出鬼子的追捕，完全靠村里一位农会主席的掩护，而他却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说到这里，老人感叹道：“我活了下来，活下来很不容易。在当时，我早做好了死的准备。回想我在敌战区５年，经历了许多事，但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后来我也常常想，一个人能不能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完全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我想当新四军，要不要？”７月２８日，记者来到刘德田老人家。在抗日战争中他的右腿受伤致残，行走不太方便。今年已７７岁的刘老爽朗、热情。听我们说明来意，他便向我们讲起自己在抗战期间引以为自豪的一段经历。
刘老参加革命后，是新四军第４师１１旅３１团一营２连战士，当时部队主要在河南永城、商丘及安徽蚌州一带活动。“那时，三天两头打仗，居无定所，因为长期的游击战，粮食供不上是常有的事，部队经常在半饱半饥中战斗和生活。在游击区，老百姓受日本、汉奸、土匪的长期骚扰，生活也很困苦，所以，我们部队一般也不忍心去打扰他们。”刘老当时所在的班被称为“小鬼班”，都是些刚参加革命不久的孩子，“当时，我们班的班长岁数最大，２４岁，副班长只有１９岁。其余全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１９４５年２月，春节就要到了，连长和司务长商量怎么让大家在这个年里吃顿饱饭。最后他们决定到鬼子占领区的富裕村庄、富裕户那里去征点粮。连长本打算让司务长带领一个加强班去。
但司务长说派小鬼班的战士去就行。
“那天吃过晚饭，连长、司务长来到我们小鬼班，给大家讲征粮的意义、讲红军时期‘红小鬼’的战斗故事，做了一些战前的动员。熄灯后，司务长便带着我们这支年轻队伍出发了。天亮前，我们赶到了离商丘大约３０公里处两个敌人据点之间各５公里的一个比较大、比较富裕的村庄。
“当时天很冷，为了不打扰老百姓，我们走到了一个场院里，大家靠着麦草垛休息。天刚放亮，在村南、村北设了两个岗哨后，其余的战士集合起来开始出操。跑步、练刺杀、练射击、练投弹……
一时间场院里热火朝天。”小鬼班的举动惊动了村里的老百姓，他们都围上来看战士们操练，惊讶地猜测：“没见动静，怎么就出现了这些小兵？”“他们天亮前就到，在场里挨冻，不打扰百姓，莫非是天兵？”……
刘德田老人继续说：“看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班长便乘势做起了宣传工作，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因为当时在敌占区，老百姓受敌人的蒙蔽，并不太了解新四军。等他们看到我们，并不像敌人宣传的那样，一点也不‘凶恶’。于是就有年轻人跑到班长跟前问：‘我想当新四军，要不要？’”“要。只要是打日本鬼子的年轻人，我们都要。经过我们宣传动员，当时就有５个年轻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除了动员年轻人参加新四军外，刘德田和战友们还抓了一个俘虏。他说：“记得那天下午３时左右，我和另一名战士在村口放哨。我爬到树上，他站在路口。这时从南面那个据点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到了跟前，那名战士拦住了他，他跳下车，样子还挺‘横’，说他是司令部的宣传参谋。他还以为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做梦也想不到新四军会大胆地出入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一听说是新四军来了，他把自行车一扔，拔出了手枪。我从树上赶紧跳了下来，一枪托就打掉了他手里的枪，我的同伴捡起了手枪，这人乖乖地当了俘虏。
“下午５时，我们装了一大车征来的粮食，司务长让副班长带着两个人打前哨，他带着新动员的５个同志，押着粮车和一个汉奸俘虏，走在中间；班长领着我们断后，天黑后赶回到了部队。
连长、指导员表扬我们，夸我们这些小鬼胆子大。”“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鬼子投降了，当时驻扎在河南永城的汉奸司令部接到命令，不准将城交给新四军，当地投降的日本鬼子也受汉奸的指挥。
刘德田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于８月２６日攻打河南永城，８月２７日，部队开始从东门攻城。以前打游击战，一般都在夜间行动，此次攻城在白天。这时刘老已经到７班也就是突击班当战士。因为在那个年代，打仗太多，伤亡很大，部队补充比较快，所以，当兵三四个月就被称为老兵了。
说起那次激烈的战斗，刘老仍然是记忆犹新：８月２７日中午１２时，部队开始攻城。首先用平射炮将城墙轰了一个口子。永城的护城河很宽，大约有３０来米，水流很急。因为每个战士身上都背着枪支弹药，水性不强是过不去的。
我们找到了一个橡皮筏子，找了一个水性好的战士，将绳子拴在身上拉橡皮筏子，突击班的战士则坐在上面在部队的掩护下快速地冲过河，来到了城墙根下。但被守护在城墙上的日伪军发觉了，将河面封锁了，后续部队过不来，拉橡皮筏子的那位战士也不幸牺牲了。
“我们一个班十一二个人，对付城墙上一两千个敌人，悬殊很大。我们的步枪根本用不上，只能往上扔手榴弹，当时带我们班的是一个参加过多次战斗的副排长。我们开始爬梯子，班长在最前面，我第二个爬。敌人数量很大，不停地往下扔手榴弹，突击班伤亡已经过半。不幸的是，敌人的一颗手榴弹打断了我的腿，副排长也受了伤。上级命令我们突击班撤回来。”刘老听到营教导员在对面喊：“将伤员带回来。”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负伤的同志中好多带着枪支弹药往回泅水。刘老是班里最小的一个，班长要背他回去，他拒绝了。说：“你背我等于咱们都牺牲了。”“‘我不能扔下你，你是我们班最小的弟弟’班长说。我把枪交给班长说：‘你把我的枪带回去，等于我回去了。’‘如果你牺牲了，我就在你的枪上刻上你的名字，将来胜利了，就送到博物馆。’班长最后一个跳下河游走了。这个时候，敌人继续往下扔手榴弹，一颗手榴弹碰在我的胸口。我抓住手榴弹，眼睛一闭，等它爆炸。可这是一颗哑弹，它并没有爆炸。”迷迷糊糊醒来时已到了半夜。躺在城墙根底下的刘德田和其他受伤的战友又被城墙上的敌人发现了，并将砖头扔了下来，正砸在刘老的伤腿上，钻心地疼。他强忍着，一声不吭。等了一会，听到一个战士在叫他：“小刘”“小刘”。
他一看是战友钱秀珍。他说：“你也受伤了。”钱秀珍说：“咱们部队撤了。”刘老没再吭声，害怕再被敌人发现。
８月２８日黎明，只听见冲锋号响了起来，３２团、３３团和刘老所在的团一起发动总攻，但还没有打到东门。刘老望见河对岸的排长冲着这边招手，他喊道：“同志们，我们的部队冲进去了。”算是给受伤的战友发个信号：“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就在这时，我听见城墙上一个敌军官命令两个兵下到城墙下，来拿走我们的枪。我身边有一支已经牺牲的同志的枪。我挪动身子，挣扎着去拿枪。
河对面正在监视的战士发现情况后，立即开枪消灭了这两个敌人。
“太阳升高了，部队打了过来。‘交枪不杀’、敌人的求饶声从上面传了下来，我高兴地喊钱秀珍，告诉他我们的部队打过来了。就这样，我们脱险了。”患难中这对年轻人相爱了吴玉是兰州市人大常委会一位离休干部，祖籍山西省临汾市，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出生。
从小参加“儿童团”，经常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信。
１９８６年她返晋探望父母，遇到了老首长原八路军地方武装某部五团王云团长，在共同回忆血与火的岁月中，王云团长讲述了自己的通讯员、山西太岳地方武装部队战士欧阳秋在抗战中的一段离奇故事，并说：“日月无情，光阴如梭，你我今生难得重逢啊！……每逢卧床扪心自思昔日军旅中千百英烈之俊杰者，想编一集，以谢天下，慰英烈安息民，教育子孙后代。而吾不识文学，望你大驾代笔实录可否？”后来吴玉将其写成回忆录《绵山之歌》。
１９４３年，华北抗日战场上的八路军某部奉命西渡晋西反击蒲线日伪军垒堡封锁。通讯员欧阳秋一臂负伤，行动困难，在转移途中与大部队失散，只身逃到敌占区罗家庄，在日伪军的追捕下，他一头闯入当地富户人家的闺秀罗七巧的卧室。害怕之际，罗七巧一听欧阳秋说是抗日战士，急中生智，以未婚夫称之，并将他拖到床上，用棉被覆盖，假称伤寒病将敌人骗走。在危难中救了他。
敌人走后，罗七巧越想越后怕，她想到自己的名誉，怕的是张扬出去，传到自己的未婚夫家该如何是好？也怕面对父母亲的质询。但当她看到欧阳秋受伤之后，毅然决然地将他留下养伤。
欧阳秋在罗七巧家养伤期间，七巧姑娘尽心掩护照料，用当地土方治疗伤口。欧阳秋伤口稍好，七巧护送他归队参战。欧阳秋走后，由于未婚夫出卖，罗七巧被日伪军抓进监狱，在狱中被毒打致残。王云团长得知后，派欧阳秋带了一个侦察班从狱中将罗七巧救出。后在罗大娘的主持下，两个生死中相扶相救的年轻人相爱了，并同赴抗日前线。最后这对未婚恋人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双双殉难。
运用灵活战术打了个大胜仗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担任过兰州军区炮兵第十五师政委的徐捷，战争年代长期在基层任职，经历过几十次战斗，多次负伤。他的一位部属根据他生前的讲述，记录了当年他所亲身经历的战斗和生活点滴。经他的家人同意，我们从中摘录了其中的两个片段。
徐捷１９２１年出生于河北尧阳，中学毕业后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日本鬼子的侵略，他的家乡当时成了八路军一二
○师主要活动地。不甘做亡国奴的他毅然投笔从戎。因为当时部队有文化的人奇缺，他就分在一二
○师师部任文化教员。后来又被调到三五八旅旅部当文化教员。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徐捷所在三五八旅也同样进行了丰衣足食的开荒生产。他当时是一团二营四连指导员，他们连开的是一片撂荒地，那一带已没有老百姓住了。连队先挖窑洞安家，然后开荒生产，喂猪纺线，一年下来，吃穿都有了。连部门口有两棵老百姓留下的杏树，杏子熟了，他们舍不得吃，担到十几里外有老乡的地方去卖，换点钱给连队置油盐酱醋。徐捷曾戴个破草帽，穿件自己缝的褂子亲自去卖过杏。
徐捷还经历过一次让他觉得非常过瘾的战斗。
一次夜行军，天漆黑漆黑，连队成三路纵队行进。战士们为了不掉队，眼睛紧紧盯着前一个战士的后脑勺。过一个交叉路口时，另一条路也过来一支部队。双方都以为是自己人，在交叉路口穿插时，谁都没有注意，只是紧紧盯着前面的人，怕穿插乱了掉队。当时，徐捷走在队伍中间，刚过交叉路口，他突然听到“咣铛铛”一声响，“咦，这不是钢盔掉地上的声音吗？哪来的钢盔？”借着微弱的星光，徐捷发现对方是日本鬼子，幸喜他们还没有知觉，徐捷赶忙跑到部队前面，给连长说明情况。
两人商量后决定“趁敌人没发觉，打他个措手不及。”“跑步前进，准备战斗。”部队一路小跑，向敌人前头兜过去，赶到前面刚从侧方展开战斗队形，鬼子就过来了。一直到距离很近了，连长才一声令下“打！”机关枪“哗哗”扫过去，手榴弹在鬼子中间开花。鬼子们完全被这突然袭击打懵了。不知我方有多少人，根本无法组织抵抗。就这样，前面的鬼子基本被全部消灭，中间的大半被歼，后面的大多逃掉了。部队也没有追，迅速打扫战场就撤离。这一仗，我方基本没伤亡，消灭了不少鬼子，缴获颇多。这一仗，是在来不及请示上级，当机立断，灵活处置，抓住战机打的一个大胜仗。战后，徐捷和连长都立了功。
毛泽东为他题词“抗日英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不少这样的人物：他们一方面对封建统治阶级忠心耿耿，对人民的反抗残暴镇压；另一方面，从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对外国侵略者又能挺身而出，坚决抵抗。马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
马禄（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４６年），字福山，青海省化隆县人，回族。“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运动高涨，当时，国民政府调派原警备第一旅旅长马彪为师长，组编了暂编第一师。马禄为第二旅旅长，马元祥为第一旅旅长。马禄所在旅在兰州永登编制就绪后，于１９３７年８月上旬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马禄率部先行到达咸阳后，即派出部分骑兵小分队，由潼关北渡黄河，至晋南的黄城一带，奇袭驻运城的日军，保卫了潼关的安全。
１９３８年７月，马禄旅奉调赴开封以东的兰封、商丘地区堵击西犯的日军，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后又奉令退守郑州以西待命。不料叛徒带着日伪军千余人，偷渡黄河，侵占了河防的七八个村寨，企图夺取洛阳。马禄旅和另外一个旅向侵犯之敌展开进攻，击毙日军三四百人、伪军近千人，收复了各村寨。
１９３９年春，马禄部由郑州调往陕西耀县，组成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为师长，驻守北同官（今铜川）等地。这个时期，马禄与八路军和平相处，为八路军接济粮食、弹药，还先后热情接待了途经驻地返回延安的朱德、贺龙等八路军领导。
１９４０年，马禄部奉命开赴绥德驻防，兵至县东西茄子村时，被驻守该地的八路军阻挡。为避免冲突，八路军领导机关派出郭化若同志在洛川交口河与马禄谈判。郭化若向马禄递交了周恩来信函一封，说因河西往事，要马禄改道延川去绥德。经过谈判，马禄接受了八路军的建议，并派中校参谋白慕真携函去延安见毛泽东。马禄信函大意为：我部奉命赴绥德，纯为防御日寇，对八路军无敌意。河西往事已成历史，今愿团结抗日，为免却冲突，接受贵军建议，决定改道前往。后马禄报请西安战区司令蒋鼎文批准，取消开赴绥德的命令。白慕真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抗日英雄”锦旗一面，赠送马禄。
除我们寻访到的几位老人外，在省档案馆的资料里还珍藏了许多牺牲在抗日前线的甘肃籍将士的英雄事迹。
陇西县所属城南黄石坪人贾虎生，曾为三十二师九六团列兵。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３日参加淞沪抗战、陈家役战役，“弹贯胸部，殉国”。淞沪战役历时３个月，敌我双方投入兵力之多和攻守作战的激烈程度，在抗战史上是罕见的。
西固县（今舟曲县）七营乡人陈良璧，“为人忠勇诚朴，勤慎明敏，体魄魁梧，气概轩昂”，小学毕业就考入陇东镇守使署所设讲武堂，１９３７年任新编三五师补充团第一营营长，这年冬随补充团加入一二八师八十第一营营副，继任营长。他平时善于训练作战，身先士卒。
１９４１年５月１日，奉命在陶家坝修筑工事，率百余名新兵与兵力火力数倍于我方的日寇展开了厮杀。起初头部负伤，接着臂部受伤，在此情况下仍指挥战斗，并在敌人冲入野堡后，继续作战两个多小时。这时官兵伤亡惨重，冲入工事的敌人愈来愈多，他仍手握机枪奋勇杀敌，身负重伤以至不能行动，又用手榴弹杀敌１２０余人，给敌人沉重打击。被捕后，陈良璧大骂日贼后自杀，牺牲时，年仅３５岁。在搬运遗体时发现，陈良璧“宛然如生，全身装备只缺鞋一双，两手仍作持枪姿势”。
西固县新寨人李润五，小时候攻读私塾，长大后一直怀着参军报国的志向。
１９３８年加入预备第三师。在与日寇作战中，英勇顽强，前后参战４０余次，屡战屡捷，后被提升为班长。
１９４０年，该师参加中条山之战时，由于兵力较弱，遭敌包围，激战数昼夜，终因弹尽粮绝而被俘。
敌人强迫他投降并询问我军情况，他答道：“头可断，血可流，骨可碎。”日寇用刀刺入他的心脏，牺牲时高呼口号，年仅３０岁。中条山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山西范围内的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前后历时一个多月。
武山县鸳鸯镇丁家门包金台（少尉排长），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在著名的山东台儿庄战役中牺牲。此次战役，是抗战初期中日在以台儿庄为重心的一次大规模战役，历经月余，共歼灭坂垣、矶谷两个精锐团一万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是继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全国抗战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岁月流逝，当年为民族胜利而战的那些英烈们早已白骨成灰，血染的战场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心中的血痕没有抹去，英烈们也永远珍藏在后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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