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0日晚，牛年元宵节，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吴山广场流光溢彩，喜气洋洋，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吸引着四方的看客。此时此刻，操办过多年元宵灯会的杭州市上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张玉山和他手下的四员大将却都无缘欣赏这良辰美景，他们在各自服刑的监狱里空对明月，暗自叹息……

　　1.张玉山:高雅的“文人”

　　人生从来就没有后悔药。张玉山曾多次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待业的儿子说。 但是，他却真希望有后悔药可以救自己。

　　今年55岁的张玉山一直以“文人”自居。当兵时，他就因好舞文弄墨而受到部队领导赏识，先后任宣传股长、干部科长、政治部副主任(正团职)、杭州市上城区人武部政委、区委常委。2000年9月，张玉山转业到了地方，又与文化结缘，被任命为杭州市上城区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2002年1月起文化局与体育局合并，张玉山又任上城区文体局局长、党组书记。2005年文体局改名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张玉山仍是“一把手”。

　　不过，张玉山还是钟情于文化，他自称精通易经、会占卦，更爱好书画、古玩之类，觉得那些东西很雅，在部队里就开始收藏。转业当上了文化局长后，张玉山给自己算了一卦:不但有财运，还有桃花运。对此卦，张玉山很满意。

　　没想到，上任不久的张玉山就发现文化局其实很穷，下面的不少事业单位职工等着要吃饭。于是，张玉山大胆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整合区文化馆、电影院等单位，一举获得了成功，得到文化部的肯定，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就此宣传过张玉山的改革经验。

　　很快，张玉山的“桃花运”来了。在区文化馆调研和改革过程中，文化馆经营服务部一个名叫刘晓英的女人引起了张玉山的关注。谈起文化馆的改革思路，刘晓英头头是道，张玉山觉得这女人有头脑，顿生好感。还有一点，已经离婚8年的刘晓英长得比自己的妻子要漂亮，而且，张玉山相信能干的刘晓英肯定会给自己带来财运。

　　2001年3月，经张玉山提议，刘晓英任区文化馆副馆长。当年“五一”长假的一天，张玉山借谈工作之名来到刘晓英家中，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从此两人正式确立了情人关系，成为一对“腐败黄金搭档”，由此踏上了“腐败之旅”。

　　不久，“张刘组合”就上演了第一场“好戏”。2002年初，上城区文化局与体育局合并为文体局。当时文体局下属的文化活动中心将一处营业房出租给王某，租期为五年，年租金为18万元。王某将该营业房又转租给一家餐饮公司。为避免转租产生的税收，2002年4月，张玉山、刘晓英以文化活动中心的名义重新和这家餐饮公司签订了租房合同，约定年租金为18万元，其中5万元以“赞助费”的名义支付。随后，餐饮公司支付房租79.5万元，刘晓英在收到租金后，只转交给局里54.9万元，将其余的24.6万元截留，自己拿进20.6万元，与张玉山共同贪污4万元。

　　2002年4月19日，浙江某房地产公司以会议场租费的名义支付给上城区文化馆经营服务部20万元的赞助款。刘晓英、张玉山将其中5万元提现后瓜分。其余的15万元公款，为满足张玉山收藏字画的私欲，在刘晓英的帮助下，用于邀请辖区内中国美术学院的画家挥毫作画，所有字画都被两人占有。20万元的“赞助费”就这样轻而易举被“张刘组合”侵吞。

　　当然，最让张玉山得意的是，他和刘晓英联手一次性索得某房地产公司老总王某的200万元“奖励费”。2002年4月，由该房地产公司和上城区文体局联建的上城区体育商城加顶工程准备开建。为了方便，张玉山把不懂基建的刘晓英调到工程指挥部，任副总指挥，他自己任总指挥。王某多次表示谁能够办出加顶审批手续要给予奖励，刘晓英使出浑身解数不到一个月就办出该项目的所有加顶审批手续。于是，张玉山、刘晓英找上门去要求王某马上兑现奖励的承诺。无奈，王某只得兑现。为逃避法律制裁，他提出以借为名给张、刘两人200万元。经过一番运作，2002年9月，张玉山和刘晓英通过上城区文化馆经营服务部的账号，将200万元“奖励费”套现，各得100万元现金。

　　张玉山拿到这100万元现金，倒是不敢一下子就拿去买字画。但是，当刘晓英告诉他，自己有一个侄女刚到邮政储蓄所上班，单位分配给她有一定的储蓄业务指标，要他拿10万元帮她超额完成业务指标时，张玉山二话没说，就把10万元现金交给刘晓英办理储蓄业务。当天下午，刘晓英把五年的定期储蓄存折给了张玉山，密码是刘晓英设置的，他也没有问过。后来刘晓英案立案后，张玉山到邮政储蓄所取钱，因不知密码，钱都取不出来。

　　余下的90万元，张玉山放在儿子床底下一段时间后，在2003年至2004年两年时间全部从杭州市一家书画服务部购买了30多幅字画，有4万元的金农漆书、8万元的齐白石牵牛昆虫图、8万元王铎书法立轴、12万元文征明绘画、12万元的八大山人绘画……

　　张玉山买进的这些字画有多少真品至今不得而知，反正他一直放在家中，“升值不小，就像炒股一样，高了还想再高，涨了还想再涨”。2007年9月刘晓英案发后，张玉山想抛却又舍不得，偷偷转移到了某书画社经理家的阁楼里。最终，还是被检察官搜了出来，共40幅，满满两大箱。

　　这一点，还有自己和刘晓英的落马，自称擅长易经占卦的张玉山都没有算到。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张玉山不断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体育工程承包、办灯会、单位营业房出租……都成了他的生财之道。这个高雅的“文人”已经浑身铜臭。

　　2.刘晓英：好赌的女人

　　在张玉山到来之前，刘晓英一直在上城区文化局下面的文化站、文化馆工作，虽然争强好胜的她一直渴望拥有权力，但是，却苦于缺少“伯乐”。自从被张玉山发掘出来后，她心底的欲望被激活了，并且随着权力的增大而被金钱催化、扭曲。

　　从45岁那年被张玉山任命为上城区体育商城加顶工程副总指挥、到此后不久被任命为上城区文化市场稽查大队长，再到2005年被提拔为上城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责任人，全面负责上城区范围内网吧、音像制品、娱乐场所、打字复印、体育市场的执法和审批等大权，刘晓英在靠山张玉山的庇护下，一路走高。她亦越来越有恃无恐，黑手一次次地伸向工程项目、网吧的经营户、管理的对象。

　　经检察机关查明，从2002年至2007年间，刘晓英在上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体局)工作期间，利用负责上城区体育商城加顶项目和对杭州市上城区文化市场检查管理、电子游戏场所许可证的审批以及营业房出租等工作之便，非法索要、收受某房地产公司经理王某、杭州一家膜结构工程公司总经理徐某、杭州多家娱乐公司、网吧公司、计算机服务公司老总的贿赂，共计294.92万元，个人实得194.92万元。此外，刘晓英个人还贪污20.6万元，与张玉山共同贪污24万元。

　　与张玉山的“高雅”不同，有了钱的刘晓英好赌。从2002年在体育商城加顶工程中掘到100万元的“第一大桶金”开始，她便喜欢上了赌博。尤其是2004年至2007年9月案发，短短3年多的时间，刘晓英频繁往返澳门43次，将200万元输个精光。关于去澳门豪赌一事，刘晓英曾向检察官交代:“我的内心极度空虚，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人格的尊严……”

　　刘晓英还称自己也曾想戒掉赌瘾并去看过心理医生。但即便如此，屡赌屡输的刘晓英还是欲罢不能，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澳门，多的时候一次输掉几十万元，好几次回到杭州萧山机场，口袋里只有一百元打的钱。每次赌博把钱输光后，刘晓英甚至打电话给网吧经营户，让他们直接把钱汇到自己的银行卡上，继续赌，继续输。

　　张玉山对刘晓英的豪赌一直采取纵容的态度，上班时间也同意她去赌博，甚至会在她去澳门前用易经为她占卦。有几次侥幸被他算到了，刘晓英赢了钱分给他一些，张玉山又乐不可支地去换回字画收藏。

　　刘晓英的好赌还表现在她把宝押在张玉山身上。用张玉山的话说，她是一心扑在他身上，为了他什么都可以做。

　　2004年9月，上城区监察局因为别的事情找刘晓英谈话后，张玉山害怕自己与刘晓英共同受贿200万元的事被发现，经多方谋划，刘晓英借用前夫熊某等人的身份证成立杭州乾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成立的当天，即与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一份虚假的借款协议书。后来，这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以转账支票的形式打给乾元公司200万元，乾元公司又通过背书直接将这笔钱打到上城区文化馆经营服务部，服务部再将钱打回某房地产公司。接着，刘晓英受张玉山指使，将上城区文化馆经营服务部的账号注销，有关这200万元的进账和出账情况都没有在上城区文化馆经营服务部和乾元公司的财务账上反映。2007年初，刘晓英又将乾元公司注销，注销申报债权债务均为零，以此掩盖受贿200万元的事实。

　　可惜，这一次，刘晓英又赌输了。

　　3.三个吃“零食”的“男人”

　　既然张玉山把持的杭州市上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俨然成了他与刘晓英两人的“夫妻店”，被“大山”压着的干部职工敢怒而不敢言。但有人跟着学，变着法子在偷吃“零食”。

　　2002年10月转业到上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童鲁杭，作为分管体育的副局长看着权力被张玉山、刘晓英操纵着，好处自己得不到，一直十分郁闷，开始自己“觅食”。

　　他的想法很快与局里老资格的体育科科长李国庆不谋而合。

　　2003年至2005年期间，李国庆利用担任杭州市上城区文新局体育科科长的职务便利，在和一家体育用品经营部经理贾某的业务往来过程中，以虚增健身路径器材和以零售价支付健身路径款的手段，提高健身路径支付款，将虚增的器材款和多付的健身路径款12万元分两次套回，其中2万元李国庆一人独贪了。另外的10万元被童鲁杭截留，其中2.51万元用于局内业务开支，其余的他与李国庆瓜分，童鲁杭实得5万元，用于购买二手车。李国庆实得2.49万元，则用于给儿子买房子。

　　2005年杭州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结束后，上城区用于奖励教练员、运动员的经费最终结余18万余元。见送上来的“美餐”，童鲁杭自然又不会放过，经与李国庆商量只向张玉山汇报了结余款为8.8万余元，将多余的9.7万元予以截留，并将其中6.6万余元平分。

　　与其他4名“官”相比，华勇只是杭州市上城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的一名工作人员，却也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在吃“闷食”，虽然每次数额不大，但他照吃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