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释伏羲庙匾额
宋进喜
一、 开天明道
“开天明道”匾现悬于伏羲庙大门前牌坊正中，此匾特殊之处是上下款均为两行，且时间不同。上款一为“乾隆辛酉孟秋既望”，一为“嘉庆十二年岁次丁卯五月吉旦”；下款一为“湟中观察使者辽海杨应琚薰沐敬书”，一为“中宪大夫宁夏府知府候补知秦州事王公重建”。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建置》在伏羲庙条注释中解释此匾时说：太昊宫旧榜已失，会今制府杨公过此，易题名“开天明道”。这段话交代了匾额题写的背景及由来，即伏羲庙大门前牌坊上原有的 “太昊宫”旧匾已经不在了，恰好时任湟中观察使的杨应琚路过天水，于是就请他题额，杨观察使遂经思索后题写了“开天明道”四字。是谁请杨应琚题写的？此段注释并没有道明。有人推断应为乾隆六年(1741年)任秦州知州的李。我认为此说虽然有杨应琚《据鞍录》所记此年杨曾与李会面之记，但似不便肯定就是李请杨应琚书写，因为伏羲庙住持或者上元会的头头也能在杨应琚拜谒时请题。
由匾额上款之“乾隆辛酉孟秋既望”可知，杨应琚题额时间应该是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十五日。《直隶秦州新志·建置》对伏羲庙条注释中所说的“今”，所指或者就是杨应琚题额的乾隆六年(1741年)，或者为杨应琚题额以后一直到乾隆《直隶秦州新志》成书时间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前的任何一年，即州志编写者所记那一年。由匾额上款之“嘉庆十二年岁次丁卯五月吉旦”可知，重新修葺伏羲庙、重新刻立此匾的时间应该是嘉庆十二年(1807年)五月初一日，或者是五月的任何一个吉祥日子。
匾额下款之“湟中观察使者辽海杨应琚薰沐敬书”句中，“湟中观察使”是指杨应琚所任甘肃西宁道道台，因西宁道道署在湟水谷地故称湟中，而按照清朝官制道台可称观察使；辽海指杨应琚的籍贯。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建置》伏羲庙条注释中所说的 “制府杨公”，也就是题匾之人杨应琚，因为杨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时已升任陕甘总督，而明清两代尊称总督为制府，故尊称陕甘总督杨应琚“制府杨公”。匾额下款之“中宪大夫宁夏府知府候补知秦州事王公”句中，“中宪大夫”为封爵，大夫，是文职散官（宋代朝廷给医生也封此阶，所以现在仍称医生为大夫），正四品。“宁夏府知府候补知秦州事王公重建”，是说修葺一新的伏羲庙是时任秦州知州、候补宁夏府知府的王赐均重建的。
为释此匾，我访问了最后一次修复“开天明道”匾额的吴先生并看到了民国时期此匾的照片，从先生的介绍我才知道该匾已经多次修复。我细看照片，发现原书“湟中观察使者辽海”字迹较淡，而且与下面署名也有微微叠压，所以便觉得“湟中观察使者辽海”似为后来补写。而“杨应琚薰沐敬书”字迹清楚，与上款和正文笔迹相同，所以肯定都出自杨手。左一行嘉庆题刻落款“中宪大夫宁夏府知府候补知秦州事王公重建”句字迹模糊，加之所书之字叠在印章（应为杨应琚印章）之上，所以很难辨认。我查阅《天水通史》清邹曹纯所撰《重修伏羲庙碑记》，知王赐均是嘉庆十一年冬授宁夏府知府，十二年秋到任的。对应匾之上款“嘉庆十二年五月”可知，此时王已被任命宁夏府知府但还未上任，所以如果有“候补”二字，那就是对王即将就任职务的说明。我将“开天明道”匾嘉庆题刻笔迹、题款方式与王赐均所书“文明肇启”匾的笔迹、题款方式相比较，发现“开天明道”匾嘉庆题刻并非出自王赐均本人；结合下款所谓“王公重建”句意，我更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探究完题款，我们再来探讨正文之“开天明道”四字的涵义。开，即开辟、开创；开天，为开天辟地之意，指伏羲首创八卦，从此混沌的宇宙空间有了天地之分。关于开天辟地者在我国上古传说中最少就有两人，一是盘古，一是伏羲。据说在天地、万物之初，宇宙中到处是一片混沌 ，好像一个浑圆的鸡蛋。盘古在浑圆的物质里睡了一万八千年。当他醒来时，发现眼前漆黑一团，他胳膊一伸，腿脚一蹬，浑圆的鸡蛋就被撑破了。轻而清的阳气上升，变成了高高的蓝天；重而浊的阴气下沉，变成了辽阔的大地。从此，宇宙间就有了天地之分。还有一说，伏羲首创八卦，从此混沌的宇宙空间有了天地之分。明，即阐明的意思；道，即规律、法则，也就是《易经》所说的“性命之理”。《易经·说卦》言：“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所以，明道，即阐明天地万物运动规律和人类死生伦理法则。
综上所述，杨应琚题写的衍自《周易》的“开天明道”四字，概括了伏羲首创八卦的丰功伟绩，赞颂了伏羲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最后咱们再来简要说说杨应琚其人。在伏羲庙现存的明清两代所有题写匾额的官员中，杨应琚是位文凭不高，题写匾额时政治地位也不显赫，但后来仕途顺风，累迁至两广总督、赐授大学士的政治明星。杨应琚位极一品，任云贵总督时已年到古稀，此时如果能祈骸引退，自当英名千秋。然他却老当益壮，仍然眷恋着游刃官场。福者祸伏。后因征缅失败，隐匿不报，虚冒战功，欺君罔上，杨应琚被乾隆赐死，最终倒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杨是乾隆朝的重臣、能臣之一，其跌宕起伏的戏剧人生至今值得总结。
一、青云直上的原因：
一是政治上靠得住。杨应琚,字佩之,号松门,辽海(今辽宁开原)人。其祖父杨宗仁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曾任西宁道,后历任广东巡抚、湖广总督。其父杨文乾曾任河南布政使、广东巡抚。由此看出，杨应琚不仅生在官宦世家，而且还出生在汉八旗当中的正白旗，可谓是“苗红根正”。在民族属性决定政治地位，家庭背景决定政治前途的封建社会，其家庭出身虽然比不上满族八旗子弟，但远远高于一般汉人。
不是吗？雍正七年(l729年),34岁的杨应琚就由荫生授户部员外郎。萌生和贡生相当，但贡生是全国各州、县学从品学兼优的学生中按很小比例向国子监推荐的学生，而萌生则是皇亲国戚及朝廷重臣的子女按规定享受的到国子监学习的待遇。由此可以看出，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杨应琚虽然享受不到皇家学馆的优越条件，但和一般平民的孩子相比，已经存在着天上、地下的之别。
二是有“伯乐”荐举。雍正时，杨应琚就从员外郎擢升山西河东道，雍正十一年(l733年)调甘肃西宁道。初任西宁道，乾隆十分信赖的巡抚黄廷桂就对皇帝推荐：杨应琚很有才，且处理一些事体比较妥当。若加历炼，必当前途无量。乾隆赞同黄廷桂的说法，他说：“若能进于诚而扩充之，正未可量也！”继皇位不久、正需用人的乾隆皇帝，觉得杨应琚办的很多事情甚合己意。于是，便很快将其擢任两广总督，后移闽浙总督又转陕甘总督。
三是政绩特别突出。杨应琚任西宁道后，即以办学为首务，决心以此入手，改变这一地区的落后面貌。西宁原有府学一处，但校舍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他带头捐资重修，并从江浙一带聘师执教。他还会同西宁知府、知县捐俸建立西宁县儒学，并订课程、置学田，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在他的倡导下，碾伯县、大通卫、贵德所、丹噶尔城等地也相继创办儒学、社学、义学多处。乾隆十一年（1747年），杨应琚又与西宁知府、知县捐俸创设回民社学，首开青海创办民族教育之先河。
为解决“商旅常遭劫掠，百姓不得安宁”的问题， 乾隆三年（1738年），杨应琚请准把原属临洮府的归德改隶西宁府，后又在丹噶尔城设县佐，在巴燕戎城设扶番通判，并将西宁北面的大通卫移驻白塔城。四年，杨应琚请准在黑古城、千户庄、亦杂石等九处地方就险建城，设防增兵。就这样，杨在西宁南北西三面建起了连绵千里的军事屏障。此后“营讯相连，边界清晰”，过去那些惯于劫掠的人也只能“缩项矫舌，屏气而伏”了。不仅如此，他还大力提倡种树种花、美化家园，还带头募捐，兴建了方便百姓生产、生活的小峡桥、惠民桥。
杨应琚还是一位博学多才、勤于著述的学者。他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修成的《西宁府新志》，弥补了“边地质野，文献无征”的缺憾，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及后人研究青海地方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杨应琚在其它职位上的政绩也比较突出，此不赘述。
二、结局悲惨的原因：
一是不懂军事，盲目轻敌。乾隆多次称赞杨应琚是位公忠体国的老成大臣，曾对其言听计从。清缅战争发生后，在刘藻所率朝廷三路防剿大军皆败的紧急情况下，乾隆又一次想到了这位久任封疆、历练有素的爱卿。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正月十六日，杨应琚卸任陕甘总督，入京就任大学士。乾隆即调其任云贵总督，命办理缅甸事务。
杨应琚到达云南后，指挥清兵趁缅兵撤退之际，出边攻入缅甸。到四月时，缅属整欠和孟艮两土司管辖地区均被清兵占领。此时，乾隆帝还想着把占领地区驻扎的军队召回，不想对缅甸大举用兵。知足知止。受命于危难之间的杨应琚如果此时罢兵，不仅甚合帝意，而且也仍然能够为他一生的政治生涯划上圆满的句号。可在被表面胜利冲昏头脑的云南诸多地方主战官员的鼓噪下，杨应琚这个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懂军事的老成官员也产生了缅甸莽匪和木匪内部分裂涣散、不足为惧的轻敌思想。在其一再坚持下，乾隆也认为“缅甸明朝时尚在版图之内，并非不可臣服之境”，遂同意了杨的进军缅甸请求。
二是好大喜功，欺君罔上。皇上批准后，杨应琚即于乾隆三十一年九月进军缅甸，并很快占据蛮暮之新街。正当杨应琚以为大功就要告成时，缅军分兵四路大举来攻。二十日猛攻新街，清腾越副将赵宏榜突遭敌袭，无力抵挡，焚烧器械辎重，败回铁壁关。缅兵数万尾随而入，木邦、蛮暮土司均避入内地。杨应琚闻报大惊，但并未将兵败实情上奏。十一月，杨应琚和提督李时升商议，又部署清军反击。缅军迂回作战，先后攻下铜壁关、万仞关等处，击杀清游击马成龙、班第、毛大经和都司徐斌、守备高乾等将弁，并掳掠内附土司。如此重大失败，杨反而几次允奏大捷，声称击杀缅军上万。
杨应琚心里很清楚，缅军势强，难以征服，若不早想良策，恐其长据内附土司地区，事态扩大无法掩人耳目，若被皇上察觉，将招致重惩。因此，如坐针毡、骑虎难下的他想以允降来结局战事。同年十二月底，他即会同云南巡抚汤聘、提督李时升上奏朝廷请罢兵允降。乾隆帝觉察到战况不妙，在派自己的贴身侍卫福灵安奉旨暗查的同时，严令云南布政使钱度据实陈奏，否则加罪。
钱度奏：杨应琚办理缅事，系先因腾越副将赵宏榜禀称蛮暮土司投诚，我兵已驻新街，遂以为机有可乘，调兵三千六百名，即令赵先往受降。迨杨行至漾濞，接到赵的告急文书，始知新街已失，才加调各营官兵。十一月，缅兵由万仞关小路进入永顺，焚烧盏达、户腊撒，将铜壁官兵冲散，斩杀游击马成龙，焚烧陇川。十二月底，官兵陆续到齐，又误听该匪投诚之诈，未经还击，致缅军伺懈，于正月初进入猛卯，占据木邦。滇省绿旗兵，除昭通、东川、开化、曲浔四镇尚敢与贼对仗，余皆退缩不前。李时升、朱仑俱未亲临行阵，混报斩获。杨应琚驭下姑息，不察虚实，实属欺罔。
福灵安亦回奏：杨应琚前此所奏缅匪乞降，及陇川打仗，杀贼万余之处，悉属虚妄。……
乾隆帝大怒，先后下谕：革杨应琚大学士、云贵总督职，逮捕入都，转押热河避暑山庄。廷讯后，勒令自尽，暴其罪于天下。革其次子宝庆知府杨重谷职，并以其笞人至死罪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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