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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清除“四人帮”势力 邓小平赞其懂拨乱反正
(2015-9-5 8:08:03)  来源:澎湃   打印本页

1985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在北京成立。图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向校长张震授旗。
  1985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在北京成立。图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向校长张震授旗。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面对“文革”造成的全国乱局,邓小平义无反顾地开始全面整顿,“军队要整顿”更是响彻全军,他从抓军队整顿开始,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很快,他把目光转向了解放军总后勤部(下文简称总后):总后确实是“文革”中的重灾区,林彪一伙在这里干了许多坏事。仅在总后机关,他们炮制出的所谓“反党集团”、“特务集团”、“特务叛国外逃集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等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就有35个,3500多人被立案审查,其中被打死、逼死的,就有143人之多。总后副部长汤平和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璋等被迫害致死。和上述问题有牵连的一些人,后来又多和“四人帮”的活动有联系。显然,要整顿总后乱象,必须找一个和林彪、“四人帮”坚决斗争、且有相当资历的人,前去总后拨乱反正。经过反复思考,邓小平选中了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张震:红军时期,挥戈奋战在红三军团;抗日战场,出谋划策在彭雪枫部;解放战争,赞襄军机于三野大军;抗美援朝,决战决胜于对敌一线;南京办学,儒将之誉响遍全军;“文革”罹祸,楚囚之身漂泊江汉……

  虽然身处逆境,张震始终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团伙泾渭分明,他正是邓小平心目中理想的人选!当然,张震由屈居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上调到总后工作,他本身也被“解放”了!

  "文革’以来,林彪一伙对总后插手很深。……后来,江青等人又插手总后。”

  1975年8月下旬,正在武汉军区组织演习的张震,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要他去北京一趟。到京后,粟裕代表军委和他谈话。当时,军委有个六人小组,由叶剑英副主席牵头,负责调整干部和要地部署,粟裕是六人小组成员之一。解放战争中,粟裕负责三野战役指挥,张震负责参谋工作,两人相交、相知甚深。一见面,粟裕开门见山:军委考虑,要你到总后当副部长,有什么意见?

  听到这个消息,张震确实吃惊不小:“我思想准备不足,从未专门做过后勤工作,担心做不好。”见张震有顾虑,粟裕便进一步点明:“这次工作调动,是小平同志点的将。”

  谈话中,粟裕还着重讲了国内形势,说到周总理的病情和邓小平同“上海帮”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张震遭到“文革”冲击,政治上已经“边缘化”,但依然很清醒:“我在军区工作,虽对全局了解不多,但对江青等人的言行还是很有感觉的。谈话间,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对时局的发展很担忧。”经过一番恳谈,张震决定接受任命:“既然军委和小平同志已经确定了,我服从组织决定,一定尽力把工作做好。”

  9月18日,张震前往总后机关报到。当时,军委对总后领导班子作了较大的调整:部长仍由张宗逊担任,未配政治委员,副部长除张震之外,还有贺诚、张令彬(挂职治病)、张元培、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孙洪珍等,还增设了顾问,有饶正锡、张贤约、李耀、李雪三。了解基本情况后,张震马上信心百倍:“这个班子中,绝大多数同志是老红军,都有长期的斗争经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有的还是我的老上级,宗逊同志红军时期就当过我们师的师长。我相信,只要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军委的领导下,是可以把后勤工作做好的。”

  张震到职不久,叶剑英副主席找他谈话,字字句句语重心长:“自‘文革’以来,林彪一伙对总后插手很深。中央先后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主持调查。后来,江青等人又插手总后。所以,总后机关的清查工作和全军后勤的建设,任务都相当重。”

  此时此刻,张震更加感到邓小平、叶剑英等对自己的信任与重托:“在八位副部长中,军委将我摆在了第一个,同时担任总后党委副书记,协助宗逊同志抓全盘工作,并且参加三总部联席会议,肩上的担子确实不轻。”

  张震还是那个老习惯,到一个新单位,总会先做些调查研究。他到任伊始,就一边投入工作,一边抽时间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同有关领导交换意见,查阅有关文件和历史资料。经过一段时间,张震对总后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总后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也有着很好的传统,工作艰苦,作风朴实,任劳任怨,钻研业务,服务部队,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同时,新中国成立20多年了,后勤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不同于战争年代的新情况。比如,过去打仗,武器主要靠从敌人手中夺取,现在却要靠自己研制和生产,用军费去买。调研中,他也深深感觉到,自“文革”以来,总后建设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严重不纯,许多好的传统丢掉了,影响到后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0世纪70年代前期,每年全军的经费并不多,仅100多亿元,但由于买不到装备,装备费老是用不完。由于装备费用不完,王洪文就插手总后,把一部分钱拿到上海,购买当地生产的枪炮。对于这事,张震最为揪心:“因为不是兵工厂制造的,这些枪炮质量问题很多,根本不能用,买来就丢在仓库里,居然还说是什么‘路线枪’、‘路线炮’,简直是个笑话!”

  对于“四人帮”与林彪集团的勾结,张震也有深切的感受:“总后党委也曾作出决定,要调整16名追随林彪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的工作。刚刚行动,‘四人帮’就公开插手,为这些人翻案,使问题拖了下来。”

  “这些‘谣言’,听说有的是主席讲的,搞不清,怎么查呀?”

  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张震面临着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当时,总后机关对干部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怎么办?张震心里也犯嘀咕:“我初来乍到,心中底数不多。”于是,他决定抓一下总后机关的干部队伍建设,挤时间到一些单位了解情况,找一些干部谈心,争取多一点发言权。

  1975年下半年,在张震等总后领导班子的努力下,总后的局面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在这个时候,情况起了变化,形势发生逆转。11月份,“四人帮”操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极少数人,发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矛头指向邓小平。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风波,张震等人站稳了脚跟,正如他所说:“总后党委的多数同志是有不同看法和疑虑的。”在一次会议上,张震见到了邓小平。由于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见面,张震印象特别清晰:“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吧?他说:还好。我说:您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沉思着,没有接我的话题。我想,他一定有很多难处。谈话没有继续下去。”虽然没有深谈,但张震的真切关心,无疑打动了邓小平。

  后来,“教育革命大辩论”愈演愈烈,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上纲的“调门”就更高了。江青等人到处插手,诬陷邓小平,迫使整顿军队的工作停顿下来。这场不得人心的“运动”,也严重干扰了总后的工作:“总后党委原来设想的工作安排,都难以按计划进行。”总后的整顿工作,也陷于停顿!!

  对于形势发生这样的急剧变化,张震思想上是有准备的:“因为叶帅找我谈话时,曾经交过底。”对“四人帮”的一些言行,张震和一些同志进行了抵制。在总后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张震着重讲了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讲了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讲了后勤战线应该如何继承与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讲话中,他还传达了毛主席对邓小平“人才难得”的评价,这在“批邓”已经形成狂澜的形势下,真正是难能可贵!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地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2月下旬,按照上级的要求,军委办公厅组织三总部领导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由总参第一副总长杨成武带队。在清华大学的党委会议室,迟群、谢静宜介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大放厥词。参加这样的“经验会”,张震非常窝火:“听着他们的胡言乱语,又不便当面驳斥,心里很不痛快。”

  江青一伙极力诋毁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对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进行各种限制,明令不准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吊唁,并责成各单位负责。于是,张震等决定在总后大礼堂为周总理设立灵堂,组织所属人员佩戴黑纱,分批吊唁,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

  当时,“四人帮”把社会上流传的对他们不满的言论(比如,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当做“政治谣言”,严令各单位“追查”。显然,一旦查到谁头上,谁就得遭殃。于是,张震就给曹思明副政委打招呼:“这些‘谣言’,听说有的是主席讲的,搞不清,怎么查呀?”于是,总后的“追查政治谣言”的活动,也就不了了之。回忆往事,张震自己也感到欣慰:“我们用这种办法,保护了一些干部群众。”

  1976年10月4日,张震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到唐山地震灾区慰问抢险救灾部队。5日下午,在返京的飞机上,陈锡联悄悄地告诉他,毛主席生前在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曾给华国锋同志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想到,第二天即10月6日的晚上,中央政治局顺应人民的意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对于逮捕“四人帮”之前陈锡联对自己讲的话,张震事后仔细回味,认为“不同寻常”:“后来,我没有再同锡联同志聊过此事,不知他当时是否知道中央高层决策的情况。但我联系当时的形势,觉得这三句话很有分量,锡联同志此时向我透露,也不同寻常。”

  “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

  “四人帮”垮台后,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张震和总后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四人帮”横行时,对总后多方插手,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揭批“四人帮”斗争开始时,情况非常复杂:“一些有牵连的同志遮遮捂捂,不愿讲出真实情况;也有一些同志急于联系总后的实际,有的还进行人身攻击。”当时,张震高屋建瓴地指出,“四人帮”在理论上散布了种种谬论,只有从理论上划清界限,才能彻底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肃清其流毒。在此基础上,再联系总后的实际,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就会比较顺利。

  在总后党委会上,张震还多次讲过,清查工作必须把握两点:一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留隐患;二要掌握政策,与人为善,不留后遗症。张震把握政策公允,得到大家一致支持:“我的意见,得到了党委多数同志的支持。”

  1977年3月5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张宗逊部长生病期间,由张震主持总后的工作。6月29日,还未复出的邓小平找张震谈话,主要是了解总后的情况。谈话间,他对总后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从广大干部中找积极分子,对有错误的班子要坚决改组,对有问题的人一个也不留;既要把运动搞好,但也要有一定时限。要抓紧工作,把业务搞上去;要重视干部训练,加强学校领导,挑好教员,编好教材,选好学员,把各级领导班子搞得更年轻一些。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张震说:要用5年时间把军队建设好,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和邓小平一席长谈,让张震感到总后整顿的紧迫性。同年8月,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张震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时,张震成为总后的核心领导成员,倍感压力:“党的十一大之后,我的担子重了,心里很是着急,下决心集中精力去抓揭批查工作,想尽快分清总后的路线是非,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同时全力抓好全军的后勤建设。因为当时叶帅讲过一句话,说总后处在‘百废待兴’的局面。”

  对于总后的整顿如何开展,张震一度比较纠结,也遭到质疑:“我强烈地意识到,从总后的实际出发,不联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不彻底揭批林彪一伙对总后建设的破坏,就不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两者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但是,这一想法对不对?我也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中央的部署,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我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特别是有人得知我有上述想法,说我是‘两箭齐发’,‘另搞一套’。”

  经过反复考虑,张震决定给邓小平写信,汇报总后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1977年12月1日,他代表总后党委常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汇报总后揭批查运动的情况,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建议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上,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对于这封信,邓小平很重视。12月2日上午,他就作了重要批示:“我已电话复同意。总后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不再这样办,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他还将张震的信批转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阅(他们都圈阅同意)。为了不耽误工作,他还让秘书王瑞林打来电话,表示“先这样办”。

  有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支持,更增添了张震做好工作的信心,他立即主持召开总后党委会,传达、学习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在他看来,“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

  “我总觉得,这样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对同志负责。”

  那个时候,总后的领导班子不够健全。1977年夏天,邓小平曾同张震谈过加强总后领导班子,“说军委正在考虑政治委员的人选,其中一位是王平,想听听我的意见。”张震表示,服从军委的决定:“如果征求我的意见,王平同志能来更好一些。因为他政治上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作风民主,而且我俩共事多年,完全可以配合好。”(两人一起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张任院长,王任政治委员)

  关于部长的人选,当时军委也在考虑。张震认为,庐山会议上受到牵连的洪学智,这时已经“解放”回京,是总后理想的部长。1977年8月下旬,他为此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经杨勇副总参谋长转呈。信中,他诚恳地表示:“洪学智同志到后勤工作是适宜的。他有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经验与以后后勤建设经验,建议军委予以考虑。”至于个人,他表示愿意“仍回武汉军区协助军区领导做部分军事工作”。在信中,他还对总后副职干部的调整提出了建议。后来,党中央和军委另有考虑:洪学智到国防工业办公室任主任。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王平为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次年2月,中央军委又任命张震为总后的部长。在党内,王平任总后党委第一书记,张震为第二书记。

  经过这次调整,总后领导班子的思想更加统一,领导力量明显加强。张震等决心要贯彻邓小平上述重要批示精神,在继续抓好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遗留的问题,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彻底摘掉总后“老大难”的帽子。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张震等先后召开了4次万人大会,广泛宣传要把林彪和“四人帮”捆在一起批,要把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问题串在一起查。同时,他们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对那些与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干部,根据其问题大小、态度好坏,区别对待:有的停职审查;有的停止工作,交代问题;有的暂不参加党委领导。这样,消除了群众的顾虑,有利于尽快把问题查清楚。

  对于一些问题较多的单位,他们敢于扫除障碍,大胆解决问题。比如解放军总医院,由于它的特殊性,林彪、“四人帮”都曾竭力插手,成了“文革”中的“重灾区”,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他们派出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副政治委员,带领20多人的工作组,深入总医院,查清了个别人按照林彪一伙的旨意,利用医疗手段迫害高级干部的问题和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结果,总医院的揭批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快就改变了形势,工作面貌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在揭批查运动中,张震等遇到的一个比较难办的事,就是如何处理总后领导班子内个别同志的问题。一方面,张震客观地指出:“这位同志在我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确有错误。”“当时,上面对他的问题看得比较重,说他的核心问题是一屁股坐在某人一边,并且不断催我们报材料。”另一方面,他又坚决主张慎重行事:“根据掌握的情况,我认为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位同志的错误,既要严肃地进行批评、帮助,但又不能匆忙戴帽子、定调子,同时还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干部。因而,我在总后工作期间,一直没有对他的问题作结论,经我审阅、上报的有关材料,也只是摆事实,用事实来说明问题。”这样,上面曾严肃批评张震上送的材料:这是“披头散发”,看不出重点。可是,张震不为所动:“我总觉得,这样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对同志负责。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样做对党的事业较为有利。”

  由于“文革”中总后的情况比较复杂,清查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涉及到的干部比较多,高达3000余人。对于这些干部的处理,张震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绝大多数人,只要讲清了问题,吸取了教训,就及时予以解脱。到了运动后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只是极少数。另外,他们边清查、边调整,选拔了一批政治表现好、年富力强、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进入军、师两级领导班子。总后的揭批查工作,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张震懂得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个部长懂政治!”

  “文革”中,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总后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有段时间,张震天天都收到大量要求平反的信件,天天都有来访的干部、群众。有时,他在大院里走着,突然就有人跪在面前,高声喊冤,申诉自己或亲人遭受迫害的情况。为了尽快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总后专门成立了甄别平反办公室,集中审理,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在总后党委领导下,总后所属单位分别给2754名干部、群众和113个假集团案平了反。

  1978年11月22日,总后在首都体育馆隆重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与会人数达1.3万多人,大会由张震主持。在这次大会上,公开宣布为李聚奎、洪学智、饶正锡、贺诚、汤平、彭嘉庆、李耀、李雪三、傅连璋等829人平反昭雪。遭受过迫害的同志悲喜交集、热泪盈眶,纷纷表示:是党给了自己第二次政治生命,一定要努力为党工作,为后勤建设再立新功。

  回顾总后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张震曾经说过:“事情过去20多年了,今天来看,这样处理问题比较稳妥,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同时,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端正了组织路线,激发了广大官兵献身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为我军后勤建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总后搞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错案,是从组织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那么,广泛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则是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围绕这篇文章,党内出现了尖锐争论,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张震的关注:“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觉得它阐述的观点是对的。我认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不怕接受实践的检验。我和王平政委就此交换过看法,一致持赞成的态度,表示要出来讲话,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总后党委常委会议上,我们多次表明了这一立场。”

  从当时总后机关、部队的思想状况看,有些同志受“两个凡是”的束缚,对实事求是地修正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错误观点,改正毛主席晚年所做的某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有些想不通,个别人甚至有抵触情绪。于是,张震、王平在总后党委召开的多次会议上,针对干部队伍的上述思想状况,反复讲清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带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作风,做好工作。当时,这在全军大单位中是比较早的。因此,王平逝世后,在经军委审定的《王平同志生平》中,专门写上了这件事。在这件事上,张震同样也值得称道。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张震被分在东北组。陈云也编在这个组,大家讨论得很热烈。12月4日的小组会上,张震再次谈了自己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认识:“我认为,我们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对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在革命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并不是说毛主席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不能要求他的每条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在战争年代,毛主席作出战略决策,从来都是根据实际来决定的。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总是及时改变决心,修改计划,作出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的决定。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发现自己的决定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时,也能够及时改变。这样的例子也不少。”看到小组发言简报,邓小平称赞说:“张震懂得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个部长懂政治!看来,总后的思想路线也对头了!”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紧接着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场讨论”中,张震代表总后发出了正确的呼声,表明总后的全面整顿成效显著!

  1980年1月,张震调任副总参谋长,一干就是5年;1985年4月,他受命创建国防大学,并当了7年校长;1992年10月,他又当选军委副主席,为江泽民“当参谋、当助手”,又为人民军队拼搏了5年,并书写了个人军旅生涯的辉煌!

  回顾自己军旅生涯的不断进步,张震这样说过:“在总后的近5年艰苦工作,使我应对、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升,为我进入战略决策层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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