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克新：一句诤言改变人生轨迹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漆子扬
门克新画像
门克新故居
三十载授学声名远播
名人籍贯在地方文人研究的视域中备受关注，门克新也不例外。过去对门克新的籍贯家世的表述始终缺乏足以征信的文献资料。四川内江《门氏族谱》、河北沧州《门氏族谱》解决了这一难题。《族谱》收录了门克新和孙子门泰分别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永乐十四年（1416）三月补修《族谱》后所作的两篇《族谱序》。根据门泰《族谱序》记载：门氏祖籍陕西泾阳县窑谷里（今泾阳县龙泉乡门家村），先人在唐代到今天水做官，以功名德业显著于世，遂定居秦州礼店所碑楼川，即今礼县石桥镇斩龙村。定居此地时间早于晚唐著名文学家王仁裕（880-956）。由于门家的原因，在民国《礼县志·艺文》中，斩龙村前的一条河流取名门公河。从这一点来看，斩龙村就是甘肃门氏的祖籍。门氏何时从礼县迁居门家河（今天水市秦州区皂角镇门家河）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推断大概在第五十五代门武任秦州提辖督监，负责秦州地方治安、军事训练时期，据估算迁居是在北宋早期。
据内江《门氏族谱》收录的门克新《族谱序》，门克新自小在皂角镇门家河（今故居遗址尚存）生活读书，元朝末年随父亲门际到四川。明朝建立后，随着形势的稳定，门克新回到秦州，当时正值壮年，他才华出众，熟读经史，学识渊博，在当地聚徒授学，声名远播，称誉故里。《大明一统志》说门克新在“洪武中，由儒士任州学训导，生徒多，至成效”。说明门克新没有科举功名，而以“儒士”身份得到秦州知州或学正赏识，出任秦州州学训导，负责一州文教和文庙祭祀。由于门克新教授有方，又擅长管理，教学成绩显著，当地学生纷纷慕名而至，投奔他名下读书学习。虽然门克新出任州学教官的时间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他从中年到晚年将近三十年时间一直在秦州州学任教，并长期担任教官，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家乡的教育文化事业，因此明代大学士李东阳《秦州乡贤祠记》（又名《门尚书祠堂记》）称赞他“公虽以任显，而功业有助于乡里”。他在秦州州学任职期间，不仅为地方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民间尚学尚德良好风尚的形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相反做了朝廷命官之后，业绩平平，几无建树。
谏诤言一夜成朝官
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51《门克新列传》记载，门克新在“洪武中举太学”。太学在明代又称国子监，是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关，也是培养官吏的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创设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二十六年时学生已达八千多名。门克新考入国子监大概在洪武二十五年，也就是秩满入朝的时期。第二年十一月，天下学官入觐，六十二岁的门克新受到皇帝接见。朱元璋亲自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但“在列者多应对不称旨，独克新敷奏亮直”，皇帝破格擢升门克新为左赞善。
门克新的升迁其实和洪武二十五年发生的一件事有深刻关系。那一年，岢岚州学正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恒等人进京述职，朱元璋询问民间疾苦，张恒、吴从权等“皆言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避而不答。朱元璋龙颜大怒，气愤地说：“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傅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官言事。今既集朝堂，联亲询问，俱无以对，出圣贤之道者固为斯乎？”朱元璋对学官不通社会民情、学不能致用的现状非常生气，一怒之下，将吴从权、张恒等人放遂边地，并榜谕天下学校，以为鉴戒。吴从权、张恒不评述政事，很多人认为是明哲保身、胆小怕事，属于不称职的官员。殊不知，他俩的言行恰恰符合自己的身份职责。但在朝堂之上，臣民拒绝皇帝的询问，尽管完全遵循制度的规定，可损害了皇帝的尊严和权威，吴、张受到处罚势在必然。门克新吸取了两位学官的教训，受到重用也在情理之中。
门克新直言回答朱元璋的询问，评论秦州民间政事得失，完全投合朱元璋“治尚刚严，中外凛凛奉法，救过不给”的脾气，所以，吏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在《门尚书祠堂记》中颇有感慨地说“门公起儒学，登辅台，得千载一时之遇”，从一个不入流的州学教员，一夜之间升任朝廷命官，实为“千载一时之遇”。左赞善官阶从六品，是陪伴太子读书的闲职，官阶虽不高，但身份非同小可。门公从一个不入流的州学教员，一夜之间升任从六品的朝廷命官，朝中议论纷纷。经皇帝解释，人们才恍然大悟。清《钦定大清一统志》卷210《秦州》，皇帝诏谕吏部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华者，重直言故也。”他人皆悚然悦服。
洪武二十九年（1396）正月，门克新再次好运来临，升任礼部尚书。据《明史》卷111《七卿年表》：门克新的前任任亨泰于二十八年八月出使安南（今越南），次年二月返回，说明任亨泰出使在外，门克新就已出任礼部尚书。免职的原因是任亨泰“私市蛮人”，涉嫌走私。朱元璋以严厉治贪闻名于史，任亨泰保住脑袋，也算万幸。
门克新任尚书不久患病请辞，朱元璋命太医救治。该年八月卒于任，享年70岁。朱元璋“亲御翰墨，遣中官谕祭其家”。吊祭“翰墨”，见费廷珍《直隶秦州新志·艺文卷》，可补《太祖文集》之阙。九月初四，朱元璋又钦命司礼监典簿杨马儿代他前去门府悼念。皇帝的“翰墨”感慨门公“壮年不得其位，不得其禄”，劝慰门公在天之灵“至高年而乃贵位六卿”，未几遽然长往，这是命中注定，不可遗憾。皇帝对大臣能有如此真切的话语实属难得。
李东阳记述，兵部尚书茹、学士刘三吾等皆有祭文。李东阳、刘三吾的文集，均未收录。茹没有文集刊印，不得而知。值得庆幸的是刘三吾、茹、詹士房庶子王的三篇祭文竟然依赖内江《门氏族谱》流传下来。
祭文均作于洪武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应该是门克新的忌日。刘三吾祭文只有短短数十字，称赞门公“德宗一代，位列六卿”。但祭文误记克新“年终八十”，估计是《门氏族谱》刊印时写错了。茹祭文高度评价门公是西北地区的英才，“拔西秦之士萃，任宗伯之高名，无丝毫之瑕玷，尽寻丈之忠贞”，并且品德高尚，“以德以爵，实天下之所称”，身虽殁而名不朽。王祭文则赞扬门公“誉以德著，政以善称”，为人为政，堪称百官楷模。
朱元璋诏命有司护送门克新灵柩归秦州故里安葬，四个儿子守护返秦，次子门希曾也一并留在秦州，承祀秦州的祖庙祭祀，其他三个儿子晚年都回到四川内江。
为表彰门克新的德行功绩，秦州知州秦于成化五年(1469)在文庙学宫之前兴建了门尚书祠堂。成化十五年，知州傅鼐邀请李东阳撰写《门尚书祠堂记》一文。见光绪余泽春《秦州直隶州新志》卷20《艺文》，刻石立碑，碑石现存天水文庙，因风雨浸蚀，字迹斑驳。
门克新是明代初年甘肃第一位走上政治舞台的秦州儒士，为人厚道，为官清廉，深受以治贪严酷闻名的明太祖朱元璋激赏，官居礼部尚书。然而关于他生平的事迹传世文献记述非常简略，使这一历史人物鲜为人知。新近发现的民国《门氏族谱》，不仅记录了《长江万里图记》的创作背景，而且辑录的明太祖朱元璋、兵部尚书茹、吏部尚书刘三吾、詹士房庶子王懃悼念门克新的祭文，为后人研究明代政治，研究明代甘肃文学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奉圣旨题写《长江万里图记》
门克新学识渊博，才华丰赡，可惜诗文作品只留下来《长江万里图记序》《长江万里图记》（《甘肃通志》《秦州直隶州新志》张维《甘肃人物志》等皆误作《万里长江图记》）和《门氏族谱序》三篇文章。内江《门氏族谱》收录的《长江万里图记序》，记述了门公应皇帝诏命撰写《图记》的过程。《序》云：“洪武二十八年冬十二月庚寅日，皇帝御奉天门，召儒臣左赞善门克新示以长江之图”， 门克新“再拜稽首，览图而为《记》”。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庚寅日，即1395年12月23日。门克新《图记》应作于这一天。
门克新的《图记序》记述了朱元璋命令画工绘制《长江万里图》的思想经历。朱元璋“每思天下之大，四海之广与夫沿边武卫，地势旷远，惟恐政教有所未洽，德泽有所未被，兵戍有所未周，粮饷有所未给，而欲遍历周览，以图山川，以表险隘，以固封守，而为经略保治之方”，于是命令画工溯流而上，绘画了《长江万里图》，警示后世官员务必牢记“使天下为一家，保天下之艰难，以德视图，不敢逸乐怠荒”。
这位画工究竟是何人？找不到明确的记录文献。《石渠宝笈》卷十六著录，明人有《长江万里图》，属于“次等日一”。无法确定此图是否就是朱元璋命令画工所作。但《长江万里图》作为皇帝的命题作业，估计是由一个绘画团队承担完成的，不大可能由一两位画工承担完成。而且朱元璋诏命绘制此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肯定经过许久的深思熟虑。这一想法的最早萌生时间应该是在洪武十三年春正月，朱元璋看到抄查的宰相胡惟庸所藏的南宋宁宗时期著名宫廷画家夏珪创造的《长江万里图》之时，之后写下了三百字的《跋夏珪长江万里图》，跋文立意高远，训诫大臣应该具有仁者、智者的双重品格，“仁者，体嵬山而耸拔；智者，效流水以守常”，要像巍峨的山峰一样高耸挺拔，刚毅稳重，坚守原则，包容万物；要像流水一样，按照水道流动，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不得胡作非为，祸害国家。这才是朱元璋诏命画工绘制一幅明代版的《长江万里图》的真实目的。
太祖皇帝在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庚寅日，让年近七十的门克新观赏《长江万里图》，然后让他撰写一篇《图记》，他大概想要借此试探门公的政治敏锐性，考察门克新能否体悟出其中的“圣意”。门公果然聪慧，点题切中“圣意”。首先赞美长江汇聚三江五湖、湘汉章贡诸水的宏大胸襟，两岸群山、烟云万状、物产富饶，“湍瀚飚疾，实壮势于神京”，诚为京都之天堑，最后以“江为诸川之会要”。他揭示《长江万里图》的创作并非画工的“游目玩好之”，而是体现了圣祖皇帝“慎固疆域，保民致治，无时不在心胸之间”的治国方略。门克新赞扬皇上一贯勤政爱民，大臣应该深刻体悟“皇天眷佑，奄有四海，中土奠安，四夷臣服，而巩固皇图于亿万世，诚可为后世圣子贤孙之龟鉴”的圣意，竭尽心力，忠于皇帝，为民服务。文章以写景起笔，以颂扬皇恩浩荡落幕，既展示了作者的仁智者情怀，又圆满的贯彻了太祖期冀天下一统的政治意图。
（本栏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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