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经注》不能成为确定汉代成纪县治的依据。

　　首先，《水经注》所记述的“成纪水”与实际对不上号。我们知道，治平成纪一说始于清道光《秦安县志》依据《水经注》验其水脉而得。那么《水经注》能否做为确定汉成纪县治的唯一依据呢？我们先来看原文：“……瓦亭水又南，左会方城川，西注瓦亭水，瓦亭又南迳成（纪县东，历长历川，谓之长离水，右与成纪水）合，源导（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帝太皞伏羲所生处也。汉氏）以为天（水县，王莽之阿阳郡治也。又东，潜源）隐发，通之成（纪水，东南入瓦亭川，川）水又东南，与受渠水相会，水东出大陇山，西迳受渠亭北，又西南入瓦亭川，川水又西南流，历僵人峡……其水又西南，与略阳川水合。”

　　将葫芦河实际的支流与《水经注》所载诸水做一对照，问题就出来了。《水经注》对略阳川等水系介绍得相当详细，每一条小水沟都能准确对上号。略阳川水（清水河）在今天的高沟、刘家台等村汇入葫芦河，由此而上，汇入葫芦河的即是李店河（即今天一些人所说的“成纪水”），在马家店子村附近汇入葫芦河。其间并无一条小水注入。可是在《水经注》中，葫芦河在汇入成纪水之后，“南入瓦亭川，川水又东南，与受渠水相会，川水又西南流，历僵人峡，”流程遥远，期间受渠水、僵人峡在实际上无处归结，落不到实处。显然，将李店河定为成纪水是错误的，对不上号的。同样，在《水经注》中，葫芦河水经显亲峡后，仅有石宕（岩）水、“虾蟆溪水、金黑水、宜都溪水、咸出左右，参差相入”，直到汇入安夷川口水（即今天秦安县南的南小河水）。中间缺失了最大的一条支流—显亲河。根据《水经注》记述的特点，这样一条流经秦、通、伏三县的支流本不该略去不记，可是书中恰恰没有。而在葫芦河汇入略阳川水之前又多出了成纪水或者受渠水。如果我们沿着葫芦河从源头推下推，推到静宁的李店河（所谓的“成纪水”），与其河对应的是方城川水，而并非是成纪水，很显然，《水经注》中的成纪水和受渠水是两条多余的河水。而显亲峡之后又缺失了许多条水道。由此可知，在《水经注》流传抄写、加注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者将本该在后面的书页移前了。在成纪水条的叙述中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表述的牵强，比如：瓦亭水历长历川，“右与成纪水合，……又东，潜源隐发，通之成纪水”，表述中明显存在着矛盾，瓦亭水在此之前早与成纪水会合了，怎么又潜源隐发，通之成纪水了？很明显为后世注家强硬粘合。

　　其次，从“成纪水”条的具体记述结合北魏时的历史地名可知，成纪水应该是今天所说的显亲河。我们查阅史料可知，郦道元（约470—527年）生活的年代，当亭县其实是今天的甘谷县。北魏太平真君八年（447年）分置天水郡和汉阳郡，以原冀县地置当亭县，属天水郡。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置秦州总管府，改当亭为冀城县，中间一百多年为当亭。“成纪水”条中，（成纪水）源导西北当亭川，其实指的就是今天的甘谷县境，而李店河却发源于今天的会宁县境内，因而这里的李店河显然不是成纪水。而今天的显亲河的的上游郭嘉河恰好则发源于今甘谷县的大庄乡境内。由此可证《水经注》中的“成纪水”本来就是显亲河，在版本流传的过程中和后世注校中将本属于后面的内容移前了，成纪水本应属显亲峡之后。

　　第三，再来看《水经注》的版本问题，在王国维《水经注校》的前言中提到，“但是，这样一部价值很大的典籍，在雕版印刷问世前的五百年间，它的流传完全依靠传抄，因而出现了很多残缺讹漏。这些错误，大体是：（一）经文与注文之间的错误，即有的地方将经文讹错为注文，或者将注文讹错为经文；（二）经文、注文与水系之间也有错乱，即原系于甲水名下的经文或注文错乱到乙水下去了；（三）在不同抄本、刊本传刻中间，有错行、错页、错段，至于文字上的衍夺讹错，则为数更多。”就是在这样一部残缺讹漏的的版本基础上，后世注家，各执一见，对其进行完善，到王国维时终成了善本。但是这个善本还有没有错误？与实际的水系一比较，问题是明摆着的，不可回避的。可是研究成纪问题的人对此却避而不谈，而是以《水经注》来定论学术界存在的重大历史地理问题，而且所定位置与《水经注》所记并不相符，所以是极不可靠的。

　　二、专家所提出的证据无法证明的汉成纪在静宁治平。

　　有史以来，除道光《秦安县志》外，静宁治平并无成纪的说法，史籍记载为宋金之城。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载：“治平城，州南八十里，宋治平砦，因名。吴璘尝遣王中正收金人于此。金升为治平县，属德顺州。元废。”佐证治平说的另一依据即是有关学者所说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的考古成果，“历年出土过板瓦、瓦当等秦汉文物，确认古城即是汉成纪故址”，还有说发现了几个秦半两钱，等等。众所周知，近年来全国各地发掘出来的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物无以计数，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同类的东西出土，以这种所谓的物证来证明汉成纪治地我是不敢恭维的，在秦安的阳兀川田地里同样的东西比比皆是。纵使治平其地有过先秦及汉代的城址，也不能证明此地就是成纪城。据我所知，在静宁治平本地，人们以口相传，其地为勇士城。查阅《汉书•地理志》可知，汉武帝元鼎二年所置县中，勇士与成纪同时为县，属天水郡所辖。其地所遗瓦片、城址等为勇士城也未尝不可。

　　三、唐代地理学专家李吉甫对成纪县治的定位。

　　远远早于明清时代的唐元和年间，李吉甫已经研究过《水经注》。李吉甫（758—814年），好学能文，知识渊博，年27为太常博士，后久任外官，元和八年（807年）入为宰相。曾撰《古今地名》三卷，《删水经》十卷，在他主修的《元和郡县图志》中，对成纪做了准确的定位：“成纪县，中。东南至州（此时秦州治上邽）一百里。本汉旧县，属天水。伏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周成纪县，属略阳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秦州。皇朝因之。瓦亭水，东去县一十五里。”李吉甫的这一记述，是历代文献对成纪记载最为详尽和具体的，因而也是无可辨驳的。他首先对成纪县治在地理坐标上做了准确的界定，即东南到天水一百里，东距葫芦河十五里。即今天秦安叶堡乡的阳兀川、郭嘉镇的寺嘴坪一带。而且说周成纪属略阳郡管辖，隋罢郡，属秦州，是指成纪县的归属的变化，并言“皇朝因之”，说明成纪县治所并无大的变迁。按常理，作为地理学专家的李吉甫所见到的唐代流传的《水经注》要远比明清时的完整得多。史料记载：“李吉甫裒集汉、魏、六朝名家地记，又采《水经注》及《括地志》，以叙述山川城邑。”对汉成纪的记载，他同样也是参考了《水经注》的，可是他并没有提到静宁治平川，而是说汉旧县就在今天的秦安境内的阳兀川。因而明代胡缵宗《秦安志》所引《水经注》并无“成纪水”条，这和李吉甫的观点是一致的。笔者所见《水经注》的几个版本在此处小字标记及所作疏中自相矛盾，各执一词，显然为后世学者的看法，因而不能证明汉成纪县治在静宁治平。

　　四、汉成纪在秦安阳兀川的旁证。

　　汉成纪治地在秦安阳兀川，除《元和郡县图志》之外，还有大量的正史资料和典籍可以证明，如《隋书》卷二十九载：“成纪，旧废，后周置，有龙马城，仙人峡。”此条记载说明后周时的成纪县辖域明显扩大，今天天水麦积区的三阳川和秦安的莲花镇一带都为其所辖。龙马城在今天的三阳川，仙人峡为显亲峡的另一名称。唐初李泰著《括地志》载：“汉成纪，在秦州成纪城北二里。”对照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定位，秦州成纪在今天的阳兀川。北二里，言其近也，一说是今天寺嘴村到贠王川，一说是今天的安伏川，都不出秦安境内。2011年8月，在秦安郭嘉镇贠王川发掘出大型西汉墓葬，其中有一铜鼎，足以证明此地在当时的重要性。《旧唐书•地理志三》：“成纪，汉县，属天水郡，旧治小坑川……”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典》天水郡秦州成纪条云：“汉旧县，古帝庖牺氏生于此。又有汉明（应为显，讳）亲县故城，在县东南。”这里的小坑川，综合几部史籍，我以为确定寺嘴村到贠王川更为准确，因为北周到唐初的成纪在今阳兀川的金城里。上世纪在金城偏北的新阳村唐墓，出土过大量唐三彩，墓志砖上也有“成纪县安乐里”的字样。今金城北山之上尚可以看到当年地震山崩的断崖，崖面有大量汉代墓葬出露。此处成纪即为唐开元二十二年地震之前的成纪。而寺嘴村和贠王川在金城里偏北方向，而且较近，地形上也形似小坑，同时寺嘴村据于丝绸古道之要冲，是陕西陇县翻越陇山，到达清水河谷到达甘谷金山的古道的必经之处和交通枢纽，途中有缠移关、马颊关等重要的关口。同时寺嘴坪遗址为秦安县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过大量精美的彩陶器以及原始聚落。杜佑《通典》中“汉明（应为显，讳）亲县故城，在县东南。”与汉成纪县治并不矛盾。显亲侯国一说即今叶堡乡的蔡家牌楼村，临陇水。事实上，显亲县在历史上曾数易其址，大量的史料和出土碑文都证明北魏到北周时的显亲县治在今天秦安县城附近，汉代显亲侯国即显亲故城在今天庄浪县与秦安交界的徐家城。与成纪县治都相去甚远。后来的史地学者王存、刘煦、顾祖禹等及《大清一统志》都对汉成纪治地持同一观点。另据明胡缵宗《秦安志》叶堡“阳兀川何氏地掘得一字砖上有成纪字”，胡氏据此而确定秦安“自庖羲开始，已为名地”，说明该字砖必为汉代或者之前遗物无疑。

　　在郭嘉河、显亲河下游及与葫芦河交汇处，形成郭嘉镇冲积川、元川、显亲河冲积川、叶堡盆地及安伏盆地。这一地域存有郭嘉古城、牌楼村古城、金城古城、安伏古城、叶堡古城遗址，据笔者调查，贠王川村除了汉墓汉鼎之外，还有古城遗迹和历年出土的汉代瓦当、砖瓦等遗物；有阳兀川、刘家故堆汉墓群；有崖背里、杨家寺、寺嘴坪、清淡坪等仰韶文化遗址等等大量的古遗址。这一地域开发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但是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们确对这一地域视而不见，加之当地人不重视，许多能够证史的东西都在民间流失，甚为可惜。其实，专家学者们用来论证伏羲出生地的甘谷县西坪乡出土的人面倪鱼纹彩陶瓶的具体出土地点水泉沟，和今郭嘉镇上川村相连，即明《秦安志》所说的龙柏峡。属于古成纪的范围之内。

　　五、秦安古具有深厚的成纪文化底蕴和民俗基础。

　　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积累，是世代流传的，而绝非几个人或者几篇文章就能改变。秦安自古以来以“羲里娲乡”著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累的。汉代成纪县治所在秦安县之北三十里，即今天秦安的阳兀川、寺嘴坪到郭嘉镇一带，为历代正史记载和史学界公认。秦安为古成纪的中心地区，为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这是确切的，不成问题的。成纪县治历代虽略有变迁，但均在十里之内，直到唐末迁至天水。所以秦安历来以“羲里娲乡”著名于世，历代文人学士多有吟咏，并在其地刻石立碑，风化浸染，由来已久。在大地湾尚未发现之前，秦安作为“羲里娲乡”早已世代相传的，清道光《秦安县志》记载，在清代之前，秦安陇城就有“羲里娲乡”的石刻碑，虽然刘德熙在其志中因与其观点相左，急呼“荒谬之极，亟待去之。”但至少说明秦安作为伏羲诞生的古成纪地来源已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事实证明，刘德熙在其编写的《秦安县志》中对胡缵宗的的否定和议论，多不成立。而且，对明代秦安县所辖区域界限非常模糊，以至闹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而对汉成纪治地的错误定位，归绺于明清学者加注增补的《水经注》。但对照《水经注》并不能证明汉成纪故城在静宁治平，而且清道光之前的数千年来从来没有汉成纪在静宁治平的说法，不知清代学者从何而知此处有成纪故城，并有“成纪水”？ 1939年版至1992年修订版7次印行的《辞源》，1979年出版的《辞海》都认为汉成纪在今秦安县北三十里，都是审慎的，言之有据的。历来史家所引都出自官修正本，自汉以来一脉相承，难道清代的学者有独家的法宝，忽然有所发现？我们不得而知。同时，结合地域方言和民俗习惯，显亲河流及葫芦河中流的叶堡、安伏、郭嘉、以及王铺、魏店、王窑的部分地区都属同一方言区域，民俗特征都很一致，很明显与历代的建置相关。我们可以称之为古成纪文化圈。秦安郭嘉镇一带的人们世代相传汉成纪城在贠王川附近，其来源非常古老，可惜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北周以后的成纪县治在秦安县境内是不成问题的，汉代及其以前的成纪，存在争议的原因源于史料记载的简略和矛盾。对于汉代成纪县治的具体定位，除非有非常坚实可靠的证据，不能随意地确定在某一个地方，本文提出的观点，都来源于大量的史料和考古根据。学术的目的是为了弄清事实和真相。近年来，一些地方兴起了争名地、争名人的热潮，都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的驱动和学术界的浮躁相关。对大量的史籍资料视而不见，而以主观臆断来臆造历史，或以一家之言来推翻前人的观点，在没有充分确凿证据的前提下以行政裁决来断定重大史地问题，怀着功利的目的随意改变历史和正规工具书，或以行政名义立碑，打造莫须有的所谓文化，建造没有文化底蕴的空中楼阁，都是是极不严肃和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