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对老朋友的关怀是贯彻始终。建国后，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同邓宝珊保持密切联系，友谊愈加深厚。毛主席多次在自己住所中南海丰泽园召见或宴请他。并多次与他长谈，他把这些话都铭记在心，认真领会，深受教益。五六十年代，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杨明轩、南汉宸等同志到兰州，都在他的住所邓园看望他，相互倾心交谈，亲密无间。1 9 6 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将军受了冲击，周总理闻讯，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当时他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无法理解，内心异常苦闷，也时时为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在心情抑郁之中，身患重病未能治愈，终于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地回春。同志们对他倍加怀念，1 9 8 4年，全国政协、陕西省政协和甘肃省政协联合编纂纪念他的专辑，邓小平同志亲笔题了书名《邓宝珊将军》，并为在天水筹建的纪念亭题写了“邓宝珊将军纪念亭”，  同年11月王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了在京举行的“纪念邓宝珊将军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他说，邓宝珊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这是邓将军的身后之荣，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邓将军中肯的评价。

　　邓将军是经历了几个历史时代的著名爱国者，他的为人处世，有着不少突出的特点和优点。首先是，他具有浓烈的爱国思想，并积极追求进步。有的同志这样概述他的前半生：“从华山聚义到绥远解放，三十五年间，风云变幻，地覆天翻。在关键时刻，总是站在人民一边，报效国家民族，不知疲倦，没有消极，没有怨言。”这个评价是恰当、准确的。他在青年时代，就尊崇孙中山先生，拥护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主张，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之后，他与张学良、冯玉祥、杨虎城等爱国将领共同振臂疾呼抗日救国，在抗日战争中，不辞艰险，屏障北线，恪尽了爱国将领的天职。特别是一经和共产党人接触之后，他就敏锐地认定这个政党是中国的救星和希望，决心做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各个时期的倒行逆施，则尽力采取各种办法，巧妙地予以抵制。尽管他的道路也是有曲折的，但他认定的大方向始终不变，因而在关键时刻能够为人民屡立功劳，并且最终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一名受到人民赞誉的好省长，为自己的后半生谱写了更为光辉的篇章。其次是，他有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他以私塾二年的文化程度，投身社会，不论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都从不放松学习，不仅从书本上学，而且从社会实践中学，因而具备了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他还掌握了各种文化知识，在诗文、书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造诣，对文学艺术也颇具见地。他与齐白石、梅兰芳、郭沫若等文艺界高层人士结为挚友，密切交往。知识的丰富，有助于心胸开阔、眼光深邃，所以很早就有人评论说：“邓宝珊于书无所不读，博文强记，腹笥很宽。”再次是，他有善于团结各方面人士的气度。作为军人，他不崇武却善于排难解纷，化解矛盾。早年就有人说，他“在靖国军内各方之间，善缘广结”。抗日战争期间，他总军榆林，到任之际，并没有带去自己的部队。当时榆林的军队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但他都能把他们团结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这在派系斗争十分严重的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最后是，他有廉洁朴素的作风。他不搞割据，不扩充军队，不劳民扰民，并尽可能的为百姓排忧解难。特别是在建国后的甘肃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任内，更注意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平易近人，关心部属。他个人不蓄财，不搞特殊，公私分明，生活简朴。在兰州虽有住房，却很简陋。1956年邓小平同志在甘肃视察时，到“邓园”一看，只是几间简陋土木结构房子，连声说：“茅屋草舍!”这就是对邓将军生活朴素的最好评价!

　　已故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在1984年题词中写道：“学习邓宝珊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革命精神。”是的，邓宝珊将军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值得后代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在我们深切怀念著名爱国者邓宝珊将军的时候，殷切希望他平生的许多优秀品质，能够被我们很好地吸取和借鉴，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增添精神力量。

　　(此文载《人民日报》  1995年3月25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