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邓宝珊将军
宋 平 刘澜涛 马文瑞 常黎夫
(此文载《人民日报》 1995年3月25日第六版)
我国著名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将军离开我们已经2 7年了。去年是他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说：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加强典型宣传，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邓宝珊将军是中国历史上无数著名爱国者中的杰出人物之一，我们在深切怀念邓宝珊将军之际，对他热爱祖国、探求真理、勤政爱民、实事求是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作一简要回顾，这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发展和壮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会有一定补益的。
邓将军名瑜，字宝珊。1894年11月出生于今甘肃省天水市的一个小儒商的家庭。 自幼求知若渴，聪颖好学。13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因贫寒失学而当学徒。14岁徒步到新疆入新军，在数年的社会经历中，目睹了晚清政府政治腐败、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惨境，遂萌发了改革政治、强兵富国的意识。他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起义反清、建立民国的主张。他1910年7月秘密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7日参加了伊犁起义，在战斗中，连长阵亡，他挺身而出，指挥部队，出奇谋克敌制胜，著立战功。袁世凯篡权窃国，缉杀革命志士，他绕道西伯利亚，潜归故里，旋赴陕西，参加了井勿幕、孙岳、胡景翼、岳维峻、续西峰等秘密策划的反袁斗争，后人称之为“华山聚义”。1918年，他和张义安、董振五在陕西发动三原起义，与胡景翼等在郭坚、耿直之后继树陕西靖国军旗帜，任右翼军前敌总指挥，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连年苦战，坚持不渝，表现了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孙中山特函“借问劳苦，并以为勖”，激励他“坚持初志，百折不挠”。
1924年，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北洋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囚禁“总统”曹锟，组成了国民军。邓宝珊是这次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他作为胡景翼的秘密使者，联络冯玉祥、孙岳，襄赞戎机，颇有建树。此后，他出任国民军第二军七师师长，衷心赞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冯、胡、孙等联名通电敦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同时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1925年初，胡景翼接受李大钊的帮助，要求苏联派顾问到自己部队工作，并派青年军官到苏联军事院校深造，同时邀徐向前、阎揆要等黄埔毕业生到部队任职。这些重大举措，作为胡景翼“智囊”的邓宝珊，是积极参与者。这一年的10月，反奉战争爆发，国民军的势力发展到天津一带， 占了今河北省的大部，邓宝珊任直隶(今河北)军务帮办(督办孙岳因病未在职，由邓代理主持一切)时，主动联络北方爱国将领18人，领衔发出两个通电，其中12月13日的通电，是李大钊同志亲为起草的。通电中响亮提出“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并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 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集全国之统一，对外谋求国际之平等。1926年9月，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接受李大钊同志所提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方针。是时，北洋军阀刘振华部围困西安的国民军李虎臣、杨虎城等部已达半年之久，情势危急，冯玉祥组织援陕军分道入陕解西安之围。11月中旬援陕各路低达咸阳，邓宝珊受任援陕军副总司令，制订解围战役方案，并计出迂回袭击刘振华设在西安城东十里铺的司令部。刘振华遂败退河南，终解西安近8个月之围。
西安解围后，陕西省的军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1926年12月22日成立，于右任先生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为副总司令，于右任赴武汉后，邓宝珊主持驻陕总部的工作。于右任和邓宝珊坚持国共合作，委任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支持民众运动，推动陕西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党员魏野畴、杨明轩、杨晓初、葛霁云、王授金、王尚德等同志在驻陕总部任厅、部、委、局的长官，史可轩、邓小平、李林、许权中等同志主持举办西安军事学校，李子洲、刘含初、赵葆华等同志主办西安中山学院，为革命培养军政干部。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抵达西安后，邓宝珊对在联军总部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代主任的刘伯坚同志给了很大的支持，还热心为他筹办婚事，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同志转入地下，他的家属一直由邓将军掩护和供养，对此伯坚同志英勇就义前在家书中表达了衷心的感激之情。在此之前，邓将军还聘请著名共产党员柳直荀同志到部队中协助政治教育工作，任命胡重槎同志为军官讲习所所长，张如海同志为政治教官。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将军对受到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论相识与否都积极伸出援助之手，予以掩护和资助，想方设法使之脱离险境。先后得到他援助的，有刘伯承、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谢子长、汪锋、杨嘉瑞等多人，即使在他自己处于困难境地之时仍然如此。他的这些善举，均出自内心，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事后也大多淡忘。这些都是建国后当事人自己回忆起来的。这也是他对蒋介石的反共行径采取的另一形式的对抗。1 9 3 O年他蛰居上海时，经常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邓演达等秘密往来，进行反蒋活动，以致遭到蒋的特务机关的逮捕，后被友人郑毓秀营救出来。
1932年邓将军回到西北后，出任甘肃行署主任兼新一军军长，即委任续范亭为新一军参谋长，葛霁云为参议，他还把一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如汤昭武、杨嘉瑞、杜汉三等同志长期留在他身边以军官、秘书、副官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活动。在此期间，他努力协调驻甘各派系军队的关系，有效地制止了各部队随意四处催调款饷扰民的行为，维护了社会安定。他同情进步学生运动，建议甘肃省政府解决了全省的教师工资和教育经费问题。他重视民族团结，1 9 3 3年亲到夏河地区妥善解决了藏胞之间的草山纠纷，并且一改过去官员到少数民族地区办案勒索取贿的恶习，概不接受馈赠，连伙食也是自己办理，被誉为“公正廉明的楷模”。他做了不少有益于桑梓的事。1 9 3 5年红军长征途经甘肃时，邓将军采取掩护措施，以便红军通过。
30年代以后， 日寇加紧侵华步伐。1 9 3 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邓将军积极拥护党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1 9 36 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将军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拥护中国共产党对事变和平解决的正确决策。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将军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赞成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政策，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我党主张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以后杨虎城将军被逼出国，为保护杨将军安全，他多次周旋于蒋介石及各方势力之间，并亲自将杨送到上海登轮出海，表现了他的胆略和智谋，以及他同杨虎城将军间的深厚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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