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 刘再聪

《 制嫁娶 以俪皮为礼 》　　洪波 绘

　　相传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结网制器、建屋养畜，引导先民摆脱茹毛饮血、巢穴群居、鸿蒙未启的原始状态，用一系列发明创造告别洪荒迈向文明，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被尊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伏羲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断积累和发展中，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化体系。有关伏羲的传世资料、文化遗存、考古发现、神话传说等构成伏羲文化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人文意义，也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典籍资料显示，伏羲的历史功绩是不断累积的，伏羲文化是逐渐形成的。先秦时期的《尚书》《左传》《吕氏春秋》《战国策》《周易》《管子》《庄子》等文献中都提到伏羲，将他视为远古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司马迁写《史记》虽两次提到伏羲，但仍以《五帝本纪》开篇，可见依然视伏羲为神话人物。东汉以降，伏羲的历史人物身份逐渐得到认可。东汉王充《论衡·齐世篇》记载：“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这段话表明至伏羲时代，已初现文明曙光。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伏羲列为上上圣人，居炎帝神农、黄帝轩辕之前。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太昊帝庖牺氏，……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通过伏羲氏神异人生及顺天明德之伟绩，再次明确了他的历史地位。唐代司马贞《三皇本纪》对伏羲的历史功绩作了全面总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从中可以看出，伏羲功绩涉及经济生产、社会制度、生活风俗、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几乎涵盖了文明社会早期所有的发明创造与典章制度。南宋罗泌《路史》、清代马骕《绎史》全面梳理相关史料，从而使伏羲的事迹更加清晰系统，伏羲的历史人物身份进一步明确。

　　国内许多地方都流传伏羲的历史传说，也留存有关伏羲崇拜的文化遗存，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将伏羲文化的起源地指向甘肃天水。从西汉开始，有关伏羲生地及活动区域的记载逐渐清晰。西汉纬书《遁甲开山图》有“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仇池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等记载，第一次将伏羲的出生地界定在成纪与仇池山一带。皇甫谧《帝王世纪》详细考证了三皇五帝的世系和活动区域，将成纪定在今甘肃东部天水一带。南朝梁刘昭注补《后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所记，肯定了伏羲生地成纪在天水之说。此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著作都沿用这一说法。至今，天水一带仍有卦台山（伏羲台）等遗存。《水经注》记载，北魏时期天水一带山上有女娲祠。北宋太平兴国初年，天水一带就有了伏羲庙和祭祀伏羲的记载。1347年，元朝在今天水市西关北卦台山修缮伏羲庙。1516年，明朝颁布诏令，将秦州（天水）伏羲庙正式确定为人文始祖祭祀地。目前，天水还保留有全国保存最为完整、年代最早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完成《伏羲考》，开启现代意义上的伏羲专题学术研究，他从语音关系考查伏羲本为匏瓠（即今所说的葫芦）。有传说认为，今天水一带之葫芦河，即因纪念伏羲出生而得名。1958年在天水市甘谷县西坪遗址、1973年在天水市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出土两件人首鲵鱼身彩陶瓶，被认为是传说中伏羲的原始形象。

　　关于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司马迁把黄帝“著为本纪书首”，构建了完整的五帝体系，他虽未为伏羲立传，但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历史地位。20世纪20年代疑古风潮兴起，一些学者对古史材料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传统古史体系展开批判，五帝体系说面临挑战。因此，要探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实证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不仅涉及对传世文献的理解与认知，更需依靠考古发掘来研究和证实。

　　20世纪40年代，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将传说与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认为华夏族的发祥地在陕甘黄土高原一带。研究表明，伏羲氏是渔猎时代的代表，这一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1958年，天水附近发现了大地湾遗址（距今8000年—5000年），其文化特征所展示的时代与伏羲时代大体相符。1979年，夏鼐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华南的石峡文化，甘肃的秦安大地湾文化等。张光直“八个相互作用圈”、苏秉琦“六个文化区”等著名论断中都将甘青地区古文化或大地湾文化定为重要内容。在大地湾及其附近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骨针、骨镞、纺轮、刀、斧及网坠等生产生活工具，还发现了旱作农业标本、宫殿遗迹、文字符号、地画和彩陶等。这些发现使伏羲作易、作八卦、创嫁娶之礼等诸多贡献得到了考古学上的支撑。可以说，有关伏羲的远古传说、历史文献及考古成果在时空上的重合与内容上的契合，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200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启动。探寻的时间段限定在公元前3000—前1500年之间，在考古学上是龙山时代，即大体相当于夏代以前传说中的“五帝”时期。首批选定的六个考古遗址集中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与传说中尧时代时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可能是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学术界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大师姑遗址等。从研究时段的界定及考古遗址的选取来看，古史中的“五帝”传说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上具有鲜明的指向意义。与五帝体系相对应，更早者为三皇体系，两者在正史中合为一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持续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从考古发掘、文化遗存、传世文献、神话传说等层面深入研究伏羲文化、“三皇”时代，对揭示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勾勒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展现中华文明的永恒魅力具有重要意义。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