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凯飞

　　10月23日至25日，秋风习习，“中国作家羲皇故里采风活动”在天水如期举行。10月22日晚8时半，记者采访了两个小时以前到达天水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平先生。
　　记者：张主席，听说您与天水还有一点渊源。您能说一说吗？
　　张平：(笑)是呀，我跟天水还真有渊源。我父亲抗战时期在天水教过书。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天水了，在他的印象中，天水是个很美的地方。在天水工作的三四年，生活条件也不错，这是父亲记忆中最温馨的一段日子。后来不管是到西安工作，还是被打成右派回老家山西，他一直很怀念天水的日子。
　　父亲去世前就一直想到天水来，但是这个愿望没有达成。我这次来，也算是了却了父亲以及我多年的夙望。我还想打电话问问母亲，父亲生活的地方具体在天水的哪一块。
　　天水是个文化大市，有很多的人文景观，又是“羲皇故里”，我很想转一转。但是很遗憾，明天开完会我就要赶到上海去参加巴老的追悼会。不过，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来天水。
　　记者：您写了那么多的作品，是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作家，您最初是怎么走上这条写作之路的。
　　张平：我喜欢文学还是有点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父亲给我们讲故事，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写的第一篇作文就成了范文，老师当堂宣读，还贴在了教室里。实际上那篇范文并不是我写的，是我姐姐的一篇作文，我模仿了一遍，当作自己的作文交了上去。但这篇范文让我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年级和学校，老师们私下里都纷纷议论，那个右派的孩子就是有天分，学习就是好，写的作文就是不一样。于是老师对我另眼相看，学生们也都把我的作文看了又看，背了又背。从那以后，我对作文也特别上心，每一次作文我都会付出最大的努力，而且几乎每一篇作文都成了范文，同时这也促使我在学习上更加努力，考初中时我的成绩全县排名第二。再后来，由于作文写得好，大队和公社成立文艺宣传队时，领导们就有意让我进了宣传队，专门让我写剧本，写通讯稿，快板书，对口词，演唱材料。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剧本，就模仿别人的，因为创作的剧本有生活气息，所以群众爱看，自此，我也在方圆村镇有了一点影响。后来，我写的戏参加县里、地区、省里的演出，开始获奖。那时，我也就十六七岁，初中只读了一年。1993年评职称的时候，我拿出自己在整个晋南地区汇演时获的奖，奖状上还写着“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这是毛主席的一句话，参评人员中我的创作年龄最长，当时评委们都非常吃惊，他们说你17岁怎么就获过奖？所以那一次评职称我全票通过。虽然那时我的作品有模仿的痕迹，都是东抄西抄偷来的，但这样的“写作过程”也潜移默化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感情，产生了创作的动力。
　　我的文学功底还得益于“文化大革命”。“文革”时因为我是“黑五类”，不能去串联，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学校里呆着，我就偷偷钻到学校的图书馆里，看那些收集起来准备要烧毁的书，图书馆里的书堆得乱七八糟，世界名著很多，但因为没有读过，也不知道哪些是好书，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书就在我脚下踩来踩去的。在图书馆我拿了一些书，其中有普希金的诗集，小说集，可以说，正是这些不经意拿走的书，给了我一生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了大学，我又读了一大批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优秀文学作品，那时候还不像现在，想看什么作品，就能看到什么作品。我们当时能看的一些作品，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影响。这可以说为我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从《孤儿泪》、《天网》、《抉择》、《国家干部》到《十面埋伏》，您的每一部反腐小说，都能引起极大的轰动，您也因此被称为“反腐作家”。但反腐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也因此给您带来了不少的麻烦。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写作道路，是什么在支撑着您写下去？
　　张平： 原来我写现实题材，八十年代写的《祭妻》、《姐姐》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好多朋友说，我是写家庭系列、苦情系列的好手，沿着这个风格写下去，也会有所成就。但写到后面，我越来越惶惑，老百姓的关注点已渐渐改变了。1987年，山西文联组织了汾西业余文艺作品座谈会，汾西县县长刘郁瑞也是省作协会员(《天网》、《法撼山西》中主人公刘郁瑞的原型)，开完座谈会后，他就把我留了下来，和我聊起了他当县委书记时惊心动魄的生活，我们谈了四天四夜，说到伤心处，他哭我也哭。后来我又采访了20天，生活中给我的创作欲望非常强烈，于是就憋着一口气开始写了《法撼汾西》，紧接着又创作了《天网》。写出来之后，读者反响非常强烈，全国几十家晚报纷纷转载《天网》，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环画、话剧、地方戏等艺术形式，于是我也就成了山西一个无人不晓的作家。但是因为这部小说，我从1992年到2002年打了10年官司。
　　当时《天网》一出来，就被人对号入座了。山西某县的人大主任带着8个原告，告我损害了他们的名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被告，当时我很苦恼。我就想，我替人民写作，可人民在什么地方？这样写到底为什么？也就在这个时候，诸多的媒体、老百姓一边倒地支持我，许多群众也纷纷给我寄信、打电话表示支持，他们说，你放心，你一定不会输，你一定要坚持住。当时，几个临汾的老农民千里迢迢地赶来声援我。他们挤着公共汽车好不容易问清地址赶到丰台法院时，法院的公开审理已经结束两天了。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打听到群众出版社找到我的住处的。当我第一眼见到他们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们的衣着是那样的不入时，黝黑的脸，满脸的皱纹流露着深深的关切和焦急，浑身的汗渍。他们一见了我就忙不迭地问官司输了还是赢了，法院是向着他们还是向着咱们。他们说他们村的人本来都要来的，因为不知道情况，所以就让他们先来探探消息，要是法院把作家张平判输了，宣判那天，他们全村的人都要来北京当众给作家挂匾！咱老百姓就看它法律怎么判！我们就是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咱们老百姓支持的就是像你张平这样的作家！后来他们就坚持要请我吃饭给我压惊。在一个很普通的小饭馆里，他们很奢侈地点了八个菜。有一个大概是第一次来北京的老农民，竟然为我点了两份过油肉！说是让我好好补补身子，攒足了劲跟他们好好打！后来，他们从拿出一个裹了好几层的油纸袋，然后从油纸袋里抽出一沓钞票来，说这是大伙临时凑下的500块钱，如今打官司没钱可不行，不过你放心，咱们老百姓都支持你，就是卖牛卖马也要帮你把这场官司打赢！就是这样几个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的老百姓，用他们的善良和真诚，在那样的日子里，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勇气，也给了我奋进的激情和信心。让我感到温暖，让我感到踏实，让我感受着一种永久的激动。当时，我无以回报，真是很感动，写了一篇《永生永世为老百姓写作》的文章，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就从那时，我就促使自己的创作继续走这条路，时刻关注老百姓、关注人民生活。在打官司的十年里，我还在不断创作这方面的作品， 《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就是那时写的。
　　记者：您认为一部好的作品、一位受人民欢迎的作家主要得益于什么？
　　张平：这些年的创作经历告诉我，一是首先要尊重读者，当自己的读者群越来越大时，他们就开始无形中制约你、规范你。《抉择》、《国家干部》写出来后，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盗版书，这时就有读者来信了，说你怎么会写这种书，这不是你的风格呀。要我给他们一个解释。二是要关注普通百姓、关注生活、关注现实，为大众写作、为平民写作。要让老百姓看到改革的未来是美好的，要对生活充满信心。三是注重传统写作方法，尊重读者的阅读兴趣、爱好把握读者的审美能力。还要尊重自己的真情实感，一个作家，一定要放下架子，心甘情愿为老百姓写作。
　　记者：张主席，请您谈一谈对当代文坛的看法。
　　张平：当代文坛呈现多元化格局，而主流创作是一种回归的现象。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作家经过一番试验、探索，又开始重新关注当代社会，关注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热潮对文学界影响很大，对这一大的变化，我感觉很欣慰。但也有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像现在涌现出的一些下半身写作、大量的性描写的文学作品，对人低俗的、虚无的、庸俗的写作有些抬头。
　　还有一点，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老百姓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劲，这种需求也会推动文学的发展。现在，网络小说，电视、电影改变了传统的纸质写作，对文学创作的传播起到了更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可喜的社会现象。我对中国的文坛是乐观的，也是充满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