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符合县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途径——

秦安２７年来首开“三干会”

　　本报记者 温新旭／文 张增祥／图

　　 在中国，“三干会”似乎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这种广泛联系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工作方式，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十分普遍，但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而销声匿迹。

　　 ２月２５日上午，来秦安县担任县委书记一职不到８个月的陈天雄，组织召开了一次有县、乡、村三级干部参加的农村暨基层组织建设专题会议。这时，距离１９７９年秦安县召开的最后一次“三干会”，时光已过去了整整２７年。

　　当着三级干部的面 几十万元奖给带富能人

　　２月２５日上午８点３０分，秦安县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专题会议如期举行。这个有县、乡、村三级干部参加的过去叫“三干会”的会议，如果从１９７９年召开的最后一次算起的话，秦安县已整整２７年没有再开过了。

　　在这个千余人参加的大会上，会议首先宣读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县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意见》，之后，对３０个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这个财政一直吃紧的农业小县的这项举措令与会者始料不及，尤其当党员示范户、双强型村支书、党员致富能手将几十万元奖金揽入他们的腰包时，不少人表情复杂。

　　１１时许，县委书记陈天雄开始对到会的１０００多名干部说出会议的主旨：在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实施“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符合县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新农村，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提过。”后面一位乡村老干部有感而发。

　　“当年提出新农村建设，不过是一种社会理想和口号，没有相应的建设指标和衡量标准。现在再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赋予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新内涵。”陈天雄在讲话中说。

　　一位村干部说，“会议提出的这些问题在电视上天天看，现在看来都会变成真的了”。会场上没有人走动或交头接耳，干部们听得聚精会神。

　　记者看到，在校园内一楼和二楼的电教室里仅有的８００多个位子上坐满了人。另外，还有将近２００人没地方坐。这些来自乡村的干部一般烟瘾很大，他们蹲在过道或坐在楼梯上，边抽烟边听广播，或沉思或与他人讨论。

　　 听说要建设新农村 穷村喊“难”、富村想“钱”

　　会后，记者首先对村上部分干部进行了采访。虽然县委书记陈天雄刚刚作完报告，但说到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２０字方针，支书们有的能讲出一两句，有的表示 “不清楚，到村上再好好看”。谈到将来村里的打算，支书们反应不一。

　　“国家确实为我们农民着想了，但说实话，自然条件赶不上去。”刘坪乡张寨村的韩书记说，村里没有集体经济，要发展、要建设，哪里动一动都需要钱，可是现在没有一点集体积累，老百姓口袋也很空。再说，他们村子都是山洼地，要盖房子没有大场地，种地没有水，运化肥没有路。记者发现，在一些经济实力差的村子，往往存在各种各样的难题，村干部普遍对建设新农村表现出畏难情绪。

　　王巧莲是王铺乡水滩村的支部书记，也是这个县仅有的两名女村支书中的一名，这个村有１１３户，５７０多人，吃的是窖水，３００多亩地全是旱地，大部分地种的是小麦，收益一般。他们想从村外２公里处的水源地引水给人饮和搞大棚，却一直没有资金，“我们只有再扩大洋芋种植面积，提高经济效益。”她说。

　　但在一些强村、富村，村干部信心十足，他们的困扰主要在于缺劳力、缺资金。

　　“一穷就有一懒。”五营乡张塬村支部韩书记认为，“把经济搞上去了，人们自然就会盖新房，讲究卫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钱少、起步难。张塬村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就发展冬暖棚，发展到现在有３０多亩，有着较好的发展基础，但是效益要再上台阶就得投资。“现在，全村１４００多人中，劳力不到４００人，好多人门一锁打工去了，村里尽是些妇女娃娃，真正要建设新农村，哪里寻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