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纷纷报道的334个铅中毒的徽县孩子中，血铅含量最高的是14个月大的白旭，达619微克/升，属于重度中毒。只有一点大的他显然不知道这些悲惨的故事，母亲说他脾气不好，“爱咬人”，到现在还不会走路，但是此刻病床上的他正对人咧着嘴笑，7岁的牙掉了就长不起来的姐姐在旁边逗他——他们俩是300多名病孩子中的幸运儿，因为只有最早来医院检 测的，血铅含量超过350微克/升的11个孩子留在了西京医院儿科病房治疗，白旭和他姐姐都在其中——他们微笑的画面让人难以忍受。

　　父亲白志强是“案发源头”冶炼厂的临时工，只在那里工作了9个月，医生说铅有80%是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的，而村庄里的饮食显然受了铅污染，他却茫然地一直向所有人解释:“我回家都是先洗手的。”更焦虑的是，14个月的白旭已经被查出了心脏病，需要花几万元动手术，这病究竟和血铅含量过高有没有关系，谁都说不准确，即使是他最信任的西京医院的儿科大夫也含糊其辞，他急着要和县政府交涉。

　　成胜权，第四军医大学直属西京医院儿科副主任，在整个徽县铅中毒事件中，他的位置非常重要。是他，首先确定了徽县水阳乡的大量孩子的中毒来自于旁边的冶炼厂，也是他，在数个专家被乡民赶走后，前两天从西安到甘肃徽县的水阳乡里做了讲座——他是村民们唯一相信的专家。“他是西安来的大夫，不会骗我们。”徽县的1000多个听讲座的人这么说。

　　具有专业人士外表的他摇头苦笑自己的处境：“当时也就是偶然确诊的，可能是我们军队医院的传统，比较认真吧。”今年3月，水田乡的孩子周浩被电击中手臂后来西京医院治疗，在调查以往病史的时候，家长说5岁的孩子总是肚子疼，结果查到了远高于国家标准的血铅含量，属于中度中毒，“一般说起来是城市的孩子会高一些，因为汽车尾气排放的缘故”。可是农村非常稀少，当了解到离他们家只有几百米有家铅锌冶炼厂的时候，“基本上就确诊了”。

　　周浩治疗结束回家，陆续有甘肃口音的村民挤满了西京医院的儿科急诊室，全部是徽县的水阳乡农民。可是，成胜权和整个医院的医生开始不愿意继续触及这个问题，他们总是说:医院限于能力已经不能再接收孩子了，成人铅中毒的情况他们不了解。新来的孩子们不得不转到别的医院检测。谁都不知道他们受到了何种压力。

　　整个事件最让人惊奇之处，在于这并不是一次突发事件，从1995年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厂建厂以来，就开始污染周围的环境，11年来当地的农民一直在为庄稼坚持向工厂索取微小的赔偿，直到当大批孩子中毒的消息传出来后，这一可怕的工厂才全国闻名。耳熟能详的“地方保护主义”并不能准确地解释这家工厂一直挺立的原因，当地的权力结构也许是更好的解释，作为甘肃省排名第48位的洛坝集团企业，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厂的大老板的 奔驰车要明显好过徽县领导们的汽车，这也许是他们真实地位的象征。

　　在这样的权力布局下，徽县的铅中毒者开始不再相信当地的一切有关人士。他们寻找外地的医院治疗，他们驱逐县里派来的专家，他们制止县政府开的拍卖工厂财产的会议，整个徽县弥漫着不信任的空气。

　　漫长的10年铅中毒:从黄豆到孩子

　　大多数村民，是在8月初从贴在村里各处的复印文件上知道，和他们近在咫尺的冶炼厂可能造成了村民的集体铅中毒。一共是5张纸，一张是11个村民在西京医院的化验报告，另外4张全是从一本儿童医学书里复印下来的儿童铅中毒的标准和症状。细节看不明白，但是中毒后智力下降和身高不足的症状，正好和家家户户的孩子对上号，当时张贴者显然还顾不上搜集大人铅中毒的材料，“刚看见的时候，人人心里都咣当一声响”。当时还正为黄豆中毒找工厂交涉未果的村民们，心里更像着火一样。

　　后来召集了许多农民去厂里要个说法的张鹏伟说:“还真不知道是谁贴的。”村民们不愿意说出谁最先干的这件事，但是他们都能详尽地述说整个过程，周浩的诊断结果引发了11个村民的自费检测，而11个村民检测回来后，人人都愤怒地发现血铅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孩子们一般为300以上，属于中度中毒。

　　这11个人中的张军民是在外边做小生意的人，每年回村里也就两个月的时间，可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能免于遭殃。他的愤怒也就格外真实:“看了调查组报告才知道，冶炼厂用的是早被禁止的炼铅工艺。”

　　县城的新华书店里只有两本关于儿童的医学书，被买了回来，然后被广为复印、张贴。8月初，刚刚为黄豆受污染和冶炼厂交涉完的村民陷于集体性的恐惧中。张鹏伟记得，去西安的村民成批成批的，每天都去十几个人，村里不算富裕，去西安，一个人至少要花300元，所以最先去的全部是带着孩子去的。“家里没有孩子的，还真舍不得去。”那时候，家家晚上议论的，是自己家去不去，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有些家境不好的人家开始借钱前往。

　　据成胜权介绍，共有877个人来西京医院做了血铅检测，成年人的数字他不清晰，但是334个孩子无一例外，全部超过标准。

　　1995年，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厂贪图离公路近，建在了离县城2公里的地方，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布局在山里的铅锌矿的边上，而周围的水阳乡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靠近县城的农民们，比山里的农民更见过世面，但是漫长的10年里，他们唯一知道的是厂里的毒气能让庄稼中毒，从来不知道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反复闹过，但从来没赢过。

　　王敞亮是水田乡新寺村的普通农民，他的儿媳妇和孙子去西安自费检查去了，60多岁的他不肯去，今年8月爆发的孩子铅中毒事件之前，他是少有的曾经去过厂里要求赔偿的农民之一，他家的菜地就在冶炼厂附近，一墙之隔，1995年，冶炼厂刚刚建到这里，他还很嫉妒所谓“厂范围内”的几家人家，那时候，冶炼厂就和这些人家签订了协议，每年补偿他们所有的庄稼损失费1万元，几家均分。而他差一点距离就没能算在其中。“6年前，刚买来半年的牛就走不动了，那时我就开始犯寻思，想这个厂是不是不光对庄稼有毒，对人也有毒，可是我找谁去呢？”

　　几年前，从北京来工厂的一对技术员夫妻从来不喝村里的水，总是到远处去运水，王敞亮瞅着这对技术员，心里发慌:“为什么他们不喝我们附近的水呢？是不是有毒？”

　　到了去年，紧挨着厂墙根的他家水井发浑，浇什么死什么。人家都笑话他，做了一辈子庄稼人了，怎么到老了连庄稼都种不好了？“农村人，就爱个面子了。”在这种笑话声中，晕头转向的王敞亮去找冶炼厂的王小奎要求解决。他也不知道能解决什么。但是他知道，近几年，总有零星的村民找到厂里，要求赔偿各种庄稼损失，“大家说不出原因，但就知道那个总是冒碳酸气味的工厂肯定逃不了责任”。

　　王小奎是这厂的法人，40出头的他生得很高大肥胖，身型比一般人都大，这几天开 宝马车照常在冶炼厂出没。看见他的时候，尽管工厂刚被县政府没收，但是他还是很镇定，和大家解释:“我运气不好，出事在我任职的阶段。”按照一般人的说法，王小奎极其聪明，能够找到自己的上升之路。早年，他只是“灶上的”，属于当地最大的工厂洛坝铅锌矿的一名炊事员，因为这个岗位而和领导发生了直接联系，在2005年洛坝集团改制之前，他已经是一个部门的中层干部了，改制后，他很容易就承包了这个冶炼厂，成为法人。“他是最知道冶炼厂铅粉有毒的人，厂里的工人们每年都要送到医院去排铅，他从基层干起来的，能不清楚？”这也是村民们现在最怀疑的一点:工厂明明知情，却从来不向村民说明情况。

　　而王小奎解释说:他们前年整改过二氧化硫的排放，已经达标，但是由于工艺原因，铅粉无组织排放没法解决，“但是我肯定不知道有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