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敞亮记忆中去年的他，也是一样的镇定。王小奎很干脆地把盖了县环保局的若干章的文件扔在他面前，喊他自己细细去看，工厂的一切都是达标排放的。“找了他9次，就碰见他两次。”其他时候都是办公室的人接待他的，全部都是把文件放在他面前，告诉他家的庄稼损失和他们厂没一点关系。告诉他要是工厂污染的，他必须拿出证据来。

　　王敞亮还真去找了县环保局，环保局的人告诉他庄稼受污染要找农技中心的人拿证据，他去了那里，可是那里人告诉他必须要环保共同出面，他们才能去做检查。“去了县上8次，都没什么结果。”后来是厂里批给他150元钱淘井费，因为那水已经明显泛白了。对数字，他记得无比清晰。

　　2006年7月，是王敞亮有了大批同道的一个月，那个月，正是黄豆成熟的时候，可是这次不仅仅是他家，整个水田乡有上万亩地的黄豆都开始掉叶子，“往年雨水多，即使是落些铅灰，也被冲走了。可是今年雨水少”。徽县是甘肃的农业大县，生产的黄豆被四川那边的客商抢着要。这下闹的人多起来。王敞亮还记得村里的路上总有人满脸焦虑地跑着，说今年的黄豆完蛋了。7月底，有200多个农民去乡政府要求解决，后来还是县里出面，将黄豆田分成两个等级，一等每亩赔偿30元，二等15元，“连本钱都不够”。但是能拿到赔偿就已经算不错的了。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还有更严重的打击在后面等着他们。黄豆赔偿刚拿到手，就传来铅中毒的消息。

　　一个城市是怎样失去信任的: 医院和“强人们”的失信

　　11个村民最初并没有去西安市检测，毕竟，那需要每人300元的费用，“谁家舍得那闲钱？”陈军民说。周浩治疗回来后，他的父亲和陈军民关系好，悄悄跑来和他商量，自己准备去工厂讨还公道，当时还没有想向村民公开，“医生报告很清楚了，告诉我肯定是工厂排放引起的”。当时周浩父亲的重点还在索赔上，他最后嘱咐陈军民，你也带孩子去看看吧， 事情可能不好。

　　一直在县城做小生意，且上过高中的陈民军直觉事情不妙，第二天他就带两个孩子去了县中心医院，“先是说不能查，见我坚持要检查后，给查了血，等了半天结果，说一切正常”。

　　陈军民有亲戚在铅锌矿上工作，记得他说起过，矿上每年要组织工人们去陕西凤县的矿山医院排铅。而在冶炼厂工作的王坚最清楚整个“排铅”过程，每隔两年，厂里会把一线员工分批送到陕西凤山县的矿山医院去休养一周，做全面的身体检查，并且喝些牛奶，“说是牛奶可以排除铅”。可是去年检查后，还是有5个一线工人病退了，“他们自己没看见病历，就听说是铅超标很严重，已经不适合再工作了”。所以村里一直说，不到没办法，不要去冶炼厂工作，要得 职业病。

　　而非一线的工人则每年在县城医院检查，王坚说:“总是说没事，一切正常。”王坚现在才明白，那纯粹是走过场，因为身为工厂电工的他这次在西京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严重超标，家里的孩子和他一样。

　　陈军民想去凤山矿区医院，毕竟那医院离家近，而且矿区医院有专业的检测设备，但是他根本没有去的机会，另外一个村民告诉他，他带着孩子去了凤山医院，人家说要有矿上开的证明才能检测，专业设备不对外开放，在这种情况之下，陈军民牙一咬，和村里另外10个人去了西京医院。他们是整个徽县最早主动去检查的那批人。“当时也没多想，就想老农民也不能总受骗。”

　　关于县中心医院和冶炼厂“勾结”的传闻，在11个人确诊后，开始迅速传开了。加上一些工人们开始站出来现身说法，这消息越来越严重。而医院的一位医生说，所谓勾结是村民的想象，医院和洛坝集团的唯一来往，是每年为其非一线员工检测身体，收费10万元。“我们设备不全，很多项目查不出来，像血铅含量就需要专业设备。”但是冶炼厂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查这项指标。但不管怎样解释，县中心医院迅速成为村民不再相信的地方。

　　而新寺村领导和乡领导，也沦为不被相信的人。村长陈希勇是村里少数几个没去检查的人，也没有参与到村民们上访、谈赔偿的行动中。他自2000年上任以来就和村民关系不融洽，他和哥哥分别担任该村的村长和村支书。“人家惦记着在外边赚钱呢，哪里关心村里人死活？”村民说别的乡的村长都带头找污染工厂索赔，可是他们村却正好相反，村民们闹到哪里，村长都不出现。

　　陈军民是这样描述乡长的作为的，看了报告先是告诉他们西京医院的检查不能算数，后来见他们去得次数多了，说他一个乡长，根本管不了这事，“人家洛坝集团是县里的企业，你们要闹上县里去。我看县里也未必能管得了”。陈军民说:“到了最后，没有任何人再去村里和乡里，有什么事直接去找县长。”乡长放言的“谁闹把谁抓起来”的名言也快速传播，成为乡长和冶炼厂互相“勾结”的证据。

　　即使去找县长，大家心里也是没谱的。王小奎并不算真正的县“强人”，“他不过是靠拍领导马屁爬上这个位置的”。而所谓领导，就是连县长都害怕的“张老板”，张国梁从前是县经贸委主任，后来到洛坝矿做党委书记，2005年，洛坝矿改制，张国梁成为洛坝集团的董事长，控股51%，原材料的猛涨价格肯定是张国梁致富的重要原因，他成为县城的“二富”，首富是另外一个矿的老板。

　　熟悉张国梁的人描述他不是个平易近人的人，“他开着陕西牌照的奔驰，在西安有房子，平时半个月回县城一次，看看他的工厂”。洛坝集团在甘肃属于50强企业，牌子挂在集团的墙上，“张国梁每次都面无表情地喊我们把牌子擦亮一些”。其实县里的老板们基本都开豪华汽车，而且均为外地牌照，也有北京牌照，“那样到大城市办事方便”。

　　刚开始的时候，张国梁和县领导来往很密切，“后来换了新领导，关系就一般了”。他们还记得张国梁的奔驰车在县城风驰电掣，有次还真碰见了县领导的车给他让道的场面。也许不过是一件小事，但是人们从经济原因上找解释:“他是控股51%的大老板，县里的人当然要看他脸色。”

　　省里的重点企业很多事情是在省城解决的，他并不用去找县领导解决问题。“反倒是县领导主动去配合他们。”洛坝集团下属的冶炼厂的“县重点保护企业”的招牌就是县经贸局主动送上门的，县经贸局的副局长李玉解释说，有了这个牌子的企业，可以免除乱摊派、乱收费，其实这个牌子更像一层保护膜:县里曾经有过文件规定，凡是有这种牌子的企业，未经县政府许可，任何单位和团体不能去检查，包括环保局。也就是说，不仅洛坝集团在县里傲慢一世，下属的冶炼厂也是县一般部门不能碰的企业。

　　“环保局在徽县有啥地位？明的、暗的都没地位。”县环保局一位官员抱怨。所谓明的，指的是环保局对企业并没有约束能力，尤其是大企业，暗的则是，在环保局当官的领导，总想着往别的局调——这个局属于收入低的非实权局。“省领导来徽县，就强调要发展工业，我们能管得了这么大的企业？”

　　曾经在 首钢工作过的村民李建中比较有环保意识，在铅中毒尚未被发现的2004年，他就为冶炼厂造成的污染上访过，省环保局批复县环保局处理，而县环保局就拿着“该厂有多少环保设施”的文件来给他看，“答非所问”。他去县“信访办”要求解决，“信访办”的人说:“你是美国人？环境保护和你有什么关系？”李建中说：“他们的觉悟比我还要低。”李建中把他的故事说给村民，每听一遍，大家就发一次牢骚，“找他们那些人管什么用”。

　　这也是村民们这次抛弃了环保、“信访办”等部门，一开始就找到县长的原因，另外，他们觉得唯一能制止“张老板”的大概就是县长了，于是8月10日，他们连续集体去县政府找领导申诉，在大量的病历前，徽县政府决定于8月22日关闭冶炼厂，可是工厂并没有停工。张鹏伟说:“谁都不能指望，只能靠自己。”8月28日，村民们把冶炼厂大门前的路挖断了，工厂运输中断，结果工厂才正式停产。整个徽县开始弥漫着不信任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