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曾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十年过去了，曾经惊心动魄的场景已经远去，甚至被淡忘。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纪念这段历史？

请不要忘记那些逝去、伤残的生命。抗非烈士、中山二院司机范信德的遗孀说，清明扫墓，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范信德是谁，希望把他的事迹补刻在墓碑上。逝者已矣，病患的心灵创伤和肢体残疾仍需抚慰。北京一批非典后遗症患者呼吁成立专项关怀基金，钟南山院士赞成这一建议，说不能忘记他们，要给予关怀。

请不要忘记那些曾经的温暖和感动。白衣天使的前赴后继、媒体记者的追寻真相、亲友的惦记担忧、陌生人的鼓励祝福，还有那些非典时期猝不及防的爱情，都曾经温暖过我们的心灵。这些精神遗产，都是今天依然需要的正能量。

请不要停下前行的步伐。非典推动了中国政府信息的公开、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乃至我们生活方式的悄然变化，更让尊重生命、尊重科学、尊重常识、尊重权利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中国梦”的重要基石。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作为非典十周年报道的收官之作，记者采访了广东医学界、文化界、媒体界的三位亲历者代表。十年过去了，非典仍然是他们心中深刻的烙印，他们仍然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奔跑，用行动在纪念这段历史。

非典来源至今仍是谜

回顾十年，何剑峰感慨地说，疾控体系、民众沟通体系和百姓认知均全面升级，不过非典来源至今仍是谜。对于近日媒体报道的“果子狸含冤10年，蝙蝠才是SARS病毒元凶”，他说这是2005年有关学者就发表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

2003年1月，何剑峰和同事们赶到中山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后，通宵写下《关于中山市2003年不明原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局部暴发调查初步报告》，这份报告成为世界第一份非典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当年的年轻专家何剑峰如今已是广东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在防控禽流感、甲流、手足口病等重大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

广东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何剑峰：

非典来源研究难度大

南方日报：最近，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果子狸含冤10年，蝙蝠才是SARS病毒元凶》，援引“十年来潜心研究非典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的说法称，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一种名叫“中华菊头蝠”的蝙蝠。您怎么看？非典病毒到底来自哪里？

何剑峰：这不是新的研究成果。2005年9月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研究小组怀疑野生蝙蝠才是SARS病毒的源头宿主，此研究成果发表在9月27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和动物研究所张树义研究员等科学家联合澳大利亚的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也将SARS病毒溯源集中在蝙蝠身上，这个发现刊登在2005年9月的《科学》杂志上。但对于这个研究成果，学术界没有定论。蝙蝠身上携带的SARS病毒与人体的病毒还是有较大的差异，而果子狸携带的病毒同源性高很多，有可能是从蝙蝠传到果子狸身上，发生了变异再传给人，但缺乏充分的证据。

我认为，病毒源头研究一定要有客观证据，不能只是假设。目前较多人认为，病毒来自野生动物市场，或是果子狸、猫、蛇、山猪、黄猄、兔、山鸡等，也可能包括蝙蝠。不过具体是什么还没查清楚，所以我们还不清楚非典从哪里来，又是如何消失。

南方日报：研究难度为什么这么大？

何剑峰：这涉及病毒与宿主的关系，两者是共存的。如果宿主是人，前提是必须先让人活着，可以生病但不能死，因为一旦人死了，病毒也就死了，病毒消失了就没有现场，它们一旦“不表演”，研究者就很难找到规律。而非典致死率很高，达到了10%，若不救治病死率则更高，这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南方日报：能否这样理解，目前活病毒研究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

何剑峰：是的。除了宿主问题，我们对保存这种病毒的实验室要求很高，需要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简称P3实验室，符合条件的很少，国内只有一两家。再加上从生物安全角度考虑，活病毒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南方日报：是否还有别的研究途径？

何剑峰：其实SARS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目前关于SARS的研究文章都是从基因、蛋白质结构、酶的调节等角度出发的。但这些年，没有再发现SARS疫情，所以有关研究推进难度很大，需要全球科学界一起继续努力。

非典推进信息公开

南方日报：非典带来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推动了信息公开，特别是传染病疫情的透明公开。

何剑峰：2003年春节放假后，2月11日广东就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非典信息。广东当时信息公开的决心很大，公布的305例感染病例与我电脑里的数据一致，没有隐瞒。非典之后，信息公开条例出台，这是一个进步。

当然，非典的启示还不止信息公开，还包括扭转了政府的认识，所以非典后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上的投入很大，涵盖仪器设备等硬件的购买，还有专业人才的培训。专业人士对传染病的关注度也得到了提高。此外，公众的认识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

南方日报：您觉得目前疫情的信息公开做得如何？

何剑峰：现在在疫情发布上已非常透明，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信息不仅有月报告，也有不定期的报告。

南方日报：我们还有哪些不足？

何剑峰：我想讲一件事。2003年7月，我去香港参加卫生防务中心流行病培训，就对香港的信息公开印象深刻。香港卫生署的曾浩辉博士5时刚接到一个登革热的病例报告，5时30分就要接受媒体采访。我想，这么快？我相信香港的今天会成为我们的明天。

如何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地与公众沟通也十分重要。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公开信息，更重要的是在每一种传染病进入高峰期前及时提醒，若有大疫情到来，更要迅速发布权威信息，稳定民心；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也应培养应对疫情的健康心理、合适态度以及正确行为。比如，广东人吃野味是传统，但会带来病毒，我们平常就要宣传不要吃野生动物。

抗非诗歌名篇《以生命的名义》作者丘树宏：

勿再轻言“以生命的名义”

2003年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中央电视台一台名为“以生命的名义”的大型专题诗歌晚会和同名诗歌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极大鼓舞了医务人员和民众。

鲜为人知的是，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名篇，竟不是专业诗人的作品，而是出自于广东一位官员之手。

连夜作诗被央视选用

“你看，我还保留着当时的手抄本，日期都写在上面！”儒雅的丘树宏笑着翻开珍藏了十年的诗歌手抄本说。

那是2003年4月29日晚上，时任珠海市委常委、秘书长的丘树宏与市有关领导在医院巡查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却怎么也睡不着。当时珠海也发现了疑似病例，气氛紧张，医生护士加班加点地工作，没人说要请假，不少人还要求火线入党。

在他脑海里，闪现的都是医护人员冲在抗非第一线忘我工作的画面。这，又与此前社会上对医生的一些负面感观形成强烈撞击。“在关键时刻，是他们冲在前面，挽救生命，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别人的生存！”

“生命”这两个字不断重现，他突然有了灵感——标题“以生命的名义”出来了！随后，一首深情的诗歌就这样喷薄而出。

他把这首诗投给了《人民日报》，没想到不久真的刊登出来了。6月9日晚上，他忽然接到一位北京诗友的电话，“中央电视台正在播你的诗歌，快看！”

原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电视台以“以生命的名义”为题，组织了抗击非典大型专题诗歌晚会，并以此诗压轴，由赵忠祥等二十几位著名主持人、演员共同朗诵，反响强烈。随后，中国作协又精选这些诗篇制作成传单，送进北京小汤山医院并分发全国，给一线医护人员送去激励和温暖。

抗非“正能量”不应忘却

“现在我的朋友一见我，总是会说起‘以生命的名义’。开始我还挺高兴的，但最近真的觉得有点烦了，难道我们就没有其他的词汇了吗？”丘树宏苦笑着说。

2008年汶川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晚会用了“以生命的名义”为题。2010年8月15日甘肃舟曲泥石流，当听到直播记者一开口说“以生命的名义”，丘树宏以前那种自豪感一下子不见了踪影，代之的却是一种无奈和悲痛——“难道人的生命就一定要一次次地经历接连不断的灾难？难道人的生命就只能时刻处在自然与社会的风口浪尖上？难道我们只是一次次地誓言‘以生命的名义’？”

丘树宏开始反思。他认为，抗非战役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仅仅是在灾难面前如何去挽救同胞、拯救生命，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怎样从源头上去关注、关怀人的生命本身。更多地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平和的生存状态。

“抗非那段时间，整个社会的‘精气神’、‘正能量’，包括非典时期的亲情、爱情、友情，以及广东总结出来的‘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抗非精神，都是当前社会仍十分需要的，是不能忘却的。”丘树宏说。

这些年来，丘树宏的诗作曾获得“太过正面”之类的评价。但他认为，诗歌可以多元，然而人是需要精神的，是需要引导的，正如要有领头羊、领头雁去引导人们共同追求真善美，因此，推出社会、交给大众的诗歌应该起到“正能量”的作用。

南方日报记者张蜀梅：

一篇稿件与报人的风骨

最近，凤凰卫视等媒体同行来找我，都是因为“非典十年”。

2002年7月22日，我正式从南方都市报调入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负责卫生领域的新闻。2003年春节我回家陪我的奶奶和妈妈过年。其间收到多个短信询问：“广州发现的神秘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医疗线上的通讯员取得联系：确有此事，得病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死亡，但不知病因不知病名，气氛异常紧张。医院的朋友要我带点板蓝根和白醋回广州。

一到广州白云机场我首先闻到的是空气中浓浓的醋味，回家一放下行李，我直奔中山二院，去采访在隔离病房的医生。中山二院的大院里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几个人包裹着白色的防毒服装，在通讯员办公室，我也差点认不出人来：从没有“全副武装”过的办公室人员都穿着一身白色工作服，戴着口罩和帽子，只留一双眼睛，连男女都难以分清。而我，连一个口罩都没有准备。

那一年，我刚好去北京采访两会，钟南山院士刚好是全国政协委员，我找了这个由头约了他做专访。他神情凝重，告诉我疫情还没有控制，周边也有类似病例，需要寻求国际合作。

钟南山对此稿非常重视，让通讯员贺小伶把稿件电子版要过去打印给他看，他在病床上用铅笔修改。这篇大约6000字的对话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出来。稿子里涉及的对疫情发展判断等问题，在以后几个月都得到了印证。2004年，这篇经过钟南山亲自修改过的对话稿件的原件，被广东省档案馆收藏。

2003年5月初，我接到《花城》杂志编辑林宋瑜的电话，他们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关于SARS的书，本来有些犹豫，但我确实有很充足的素材。答应写书后，白天上班采访，晚上赶写书。大约在5月20日就交了10多万字的书稿，书名就叫《在SARS的流行前线》(如右图，资料图片)。

某天，罗大佑的演唱会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举行，很多人戴着口罩观看演唱会，我也去了。刚好，那天正是北京方面公布非典病原是衣原体的消息，我在演唱会现场接到医院通讯员的电话：“钟南山在家很生气，因为他不同意北京那边关于衣原体的说法，怎么也不同意。”我把这个消息转告给时任时政新闻中心副主任的段功伟，让他关注一下广东专家的不同意见。

第二天，仅有《南方日报》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作者：段功伟，2003年2月19日《南方日报》)，这一篇稿子只有几百字，看似普通，但是，能见报，那种担当和责任真正体现了“南方报人”的风骨。

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是一名记者。当然，还有很多的记忆碎片浮现眼前，摘录一则当时的短信吧：“如果你现在在上班，你就是战士。如果你现在在逛街，你就是勇士。如果你现在被隔离你已成隐士。如果你看了短信息不回，那你一定是烈士了。”

你读了这段文字，是否回忆起了什么？

张蜀梅

《以生命的名义》

以生命的名义——

一身雪白雪白的衣装

穿起了无比圣洁的美丽

永远昭示着天空的晴朗

永远昭示着生活的甜蜜

以生命的名义——

一支熊熊燃烧的烛火

照亮了坎坷的长路九曲

为蹒跚的患者踏平荆棘，

让痛苦和瘟疫与人类远离

以生命的名义——

一颗火热火热的红心

点燃了无比光明的希冀

不惜以自己躯体的倒下

换取千百个生命的站起

以生命的名义——

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

扬起了无比神圣的旗帜

走过这一段艰难的历程

谱写全人类最后的胜利

（总策划：张东明 总指挥：陈广腾 执行：段功伟 采写(除署名外)：记者 陈枫 曹斯 辛均庆 骆骁骅 通讯员 严维娜 梁宁）(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