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学农

　　1949年8月生，先后在北京市长和山西省长的职位上引咎辞职。2010年1月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今年的3月13日，担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3月1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通过了9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名单。其中，孟学农作为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赫然在列。在过去十年里，这位在仕途上几经大起大落的正部级官员，因为身上集中了“非典”、“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等关键词，一直备受关注。

　　2003年，孟学农任北京市长仅3个月就因“非典”危机引咎辞职，复出后在2008年又因重大的溃坝事故而辞去山西省长一职，任期仅一年。5年里两度引咎辞职，以至于有人感叹，如此“倒霉”的正部级官员，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也不多见。2010年再次低调复出的时候，一度被人看好的他已经61岁，已然错过晋升的黄金时期。

　　如今，与共和国同龄的孟学农已是64岁，昔日的“政治新星”离正部级官员退出一线的年龄界线仅一步之遥。

　　任期93天的北京市长

　　“人心有杆称，百姓对我们是摆花架子还是办实事，感觉得最直接，也评价得最公平。我们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力争为百姓们多办实事，解决他们的急需。”十年前，孟学农在当选北京市长时这么说道。

　　孟学农的仕途始于共青团的舞台。他曾经担任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团委书记，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从基层团委一路升至成为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在那次记者见面会上，就海外媒体提问，在共青团的工作经历，对他以后的从政生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孟学农在回答中也毫不讳言自己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渊源。他说，共青团生涯给其今后的从政生涯奠定了一个基础：“20年前胡锦涛同志曾经是我们共青团的主要领导，我们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胡锦涛同志公道正派，不徇私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许这是他的人格魅力，也是我们青年团干部应该学习的地方。”

　　在此前的20年里，孟学农的仕途一路通畅，是当时中国官场里共青团出身的生力军代表。1983年，孟学农接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时候，年仅34岁，官居副厅。1993年，孟开始步入中国首都政坛的核心，出任北京市副市长，5年后成为北京市委常委，在副市长中排名第二。2002年，53岁的孟学农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并成为十六届中央委员。

　　由于身处京畿重地，北京市长自然比一般省级行政区域的政府领导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从贾庆林到刘淇，以及孟学农之后的王岐山、郭金龙，这些北京市长都先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其中，贾庆林和王岐山还先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孟学农形象随和、语言平实，与中国新领导人自十六大以来极力打造的亲民路线相吻合。他承诺，“要让更多的‘张大民’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张大民是一部讲述北京普通百姓生活、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里的主角，生活困难但是天性乐观幽默。当时在场的记者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平民市长”这一称呼也逐渐叫开来。

　　孟学农就职3天后，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就公布了2003年在直接关系群众生活方面拟办的60件重要实事，其中不少都涉及当时北京市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医疗、卫生服务、住房、就业、社会治安以及养老问题等。

　　但一种被低估的冠状病毒打乱了孟学农原有的节奏，也成为影响其终身仕途的绊脚石。此时，SARS已经在中国南隅蔓延，孟学农当选市长5个星期后，北京出现了第一例输入性病例，随后疫情进一步扩散直到难以控制。

　　2003年4月20日，是中国应对“非典”危机的历史性转折点，但也成了孟学农仕途中的一个转折点。中央壮士断腕，免去了孟学农与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党内职务—同时罢免两位正部级高官，在共和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孟学农亦在当天请辞北京市长一职，其时距他履新不过93天，他对北京的承诺还未来得及一一兑现。

　　东山再起

　　请辞北京市长5个月后，孟学农低调就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依然是正部长级别。

　　孟学农在南水北调办一呆就是4年。他后来告诉媒体记者，那几年他经常到下面调研，把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怒江、金沙江、大渡河、沱沱河等都跑遍了，自己开着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写万字文”。

　　就在人们认为当时已经58岁的孟学农晋升无望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东山再起”。2007年8月，十七大前，孟学农离京赴晋出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同年9月接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并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2008年1月，孟学农正式当选为山西省省长。

　　有意思的是，孟学农的前任、比他早两年担任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在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结束后，于2011年底低调回到孟学农呆过的位置上—南水北调办副主任。在8年时间里，“南水北调办”两次成为“问题官员”的复出之地，亦让公众对其发生了兴趣。

　　有媒体根据当时不少官员的复出路线总结出一些规律：因问责而去职的官员在复出时一般都是出任副职，复出的机构都是相对不太引人注意的“办事机构”，如果复出官员比较年轻未到退休年龄，安排的职位则更实在一些，以利于发挥更大作用，而复出时接近退休年龄的官员，安排上则相对会更向二线机构靠拢。

　　孟学农形容，自己是怀着“敬仰、急迫和压力交织的心情”来到山西的，并向山西省人民做出承诺：融入山西，当好山西人民的公仆，像一粒种子一样植根山西这块广袤的土地。

　　按孟学农本人的说法，初到山西的四个多月，他经过广泛调研，与从事研究的学者、专家进行讨论，走访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之后发表了1万多字的长文《感知山西》，对调研成果、情感体会进行了汇总。不少人为新任省长的文人情怀所感染，并对他的省长任期充满期待。

　　政治观察人士当时向媒体分析，孟到山西后，“很务实，以‘复出’的心态，低调做事、背水一战。”

　　再度去职

　　几乎没有人能料到，因“非典”危机首度引咎辞职5年之后，孟学农又因特大安全事故而再次成为“问责”的典型，二度去职。

　　在与“事故”这个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山西省，主政者似乎逃脱不了“事故—检讨—事故—检讨”的循环。在孟学农还是山西省代省长的时候，就已经因洪洞矿难向国务院做“深刻检讨”。而他的前任于幼军也曾两次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检讨。

　　在《感知山西》一文中，孟学农曾以中国高官中少见的感性笔触记录了自己到左云、洪洞处理矿难的感受。“痛这么多鲜活生命的消逝，痛这么多家庭的破碎……恨我们的工作没有到位，恨一些干部的贪婪、堕落和麻木……”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据调查，山西省70%的矿难是责任事故。

　　巧合的是，在孟学农转战山西的2008年，被媒体和公众称呼为“行政问责年”。在当年召开的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就指出，要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当时，在以“非典”为起点的“问责风暴”到后来逐渐成形的“行政问责”制中，越来越多的官员因各种事故而去职，其中包括了2005年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引咎辞职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

　　有记者问孟学农“在山西做省长，是否担心矿难对自己有影响”。孟对记者坦承：“我最揪心的是矿难，而不是矿难对我的官位造成什么影响。更多的是对矿工的生命的痛惜，对他们家属的愧疚。”

　　一语成谶，在孟学农回答这个问题之后的第6个月，也是在他担任山西省长仅一年之后，2008年9月襄汾尾矿库溃坝，伤亡惨重。在事故发生3天后紧急召开的山西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孟学农再次做检讨：“我作为一省之长、全省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向遇难人员和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歉意，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出深刻的检讨。”

　　2008年9月14日，孟学农再度引咎辞职，随后淡出公众视线。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

　　2009年3月，搜狐博客主编赵牧爬野长城时偶遇徒步的孟学农。他试探着询问这位官运很差的人的近况。

　　孟学农的回答颇为幽默：“现在全球金融海啸，我也加入了‘失业大军’，赋闲在家呢。”但其实他内心远没有这般平静。

　　2009年7月，工学硕士出身的孟学农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心在哪里安放》，一吐心曲：“我多想多想，手拿把攥着命运的人们，事该干，福该享，冲就冲，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五千年文明史再不让我们悲怆。”

　　诗歌里用了4次情感色彩鲜明的“心在哪里安放”和5次“我多想多想”，这在高官素来正襟危坐的中国官场里分外罕见。这首诗歌广为传播，为孟学农的从政生涯附上不少“悲情色彩”。

　　但是，外界注意到，不管是“非典”危机，还是襄汾溃坝，尽管孟学农两度被免去党内职务，但都没有被从中央委员里除名。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这些为他以后的复出保留了条件。

　　2010年1月24日，细心的人发现，在新华社有关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的报道中，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主持会议”。孟学农低调再度复出。在2012年的十八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而此次全国“两会”上，他出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被外界视为逐渐退居二线的征兆。

　　“两落两起”，既使得孟学农身上集中了公众对于因问责而去职的官员复出问题的所有争议，也使得部分人为这位谦和、没有劣迹但倒霉的高官感到惋惜。

　　离开山西后，孟学农的妻子在短信回复媒体采访邀约时曾说，“有些东西不要再去争辩什么，表白什么，没有必要，自己做了，自己承担了，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她重述了几经起落的孟学农的一句话：

　　“历史愈久远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