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主办“艾滋病检测、伙伴告知及传播艾滋病刑事犯罪化研讨会”，专门对《甘肃省艾滋病检测阳性结果告知规范（试行）》进行了探讨。

　　会上争论的焦点在于，HIV感染者的性伴侣应该享有及时防护和治疗的权利。但是，与会的多数NGO工作人员及援助律师则认为甘肃省卫生厅此举合理不合情。他们担心这一强制性规定可能导致HIV感染者在压力下不愿去做病毒检测，最终使艾滋病防治工作无所适从。

　　甘肃防治艾滋病的新招

　　记者从卫生部网站获知，目前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即性传播持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上周公布的《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显示，到今年年底，中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约有74万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得到诊治。同时，通过性行为的传染占了70％以上。

　　在甘肃，这个情况也不例外。

　　11月30日，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晓明介绍说，甘肃省虽处于艾滋病疫情低流行地区，但是疫情仍呈现上升趋势。在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通过性途径感染病毒的已经占到总人数的41.89％。

　　对此，《甘肃省艾滋病检测阳性结果告知规范（试行）》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在得知阳性检测结果后一个月内，必须将自己的感染状况告知配偶或与其有性关系者，并负责促成他们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咨询和检测。

　　上述规定指出，“因未将自己的感染状况告诉配偶或与其有性关系者，且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则视为故意传播艾滋病，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甘肃省此举被看作是为解决艾滋病传播问题所做的尝试。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自愿说出来

　　“如果通过行政力量强制感染者怎样做，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上讲，这么规定有欠妥当。”长期致力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汤荣律师说。

　　“当他们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以后，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爱人、孩子、朋友。”NGO“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北方（化名）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们不是不想告诉亲人，而是不知道怎样告诉，不知道后果如何。因为在中国，艾滋病可以扼杀一个家庭的社会生命。”

　　他举了个例子：一个人得了艾滋病，工作单位屈服于其他员工的压力，工资奖金照发，让他回家养病。这个人的配偶也被领导找去谈话，工资奖金照发，让她回去照顾爱人。这两个人的孩子没有学校愿意接收，邻居让他们搬走，超市也不卖给他们东西。表面上，他们都还活着，还有收入，但实际上他们的社会生命已经结束了。

　　北方说，大多数人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后，最终都会自愿告诉配偶并采取保护措施，但是未必会告诉其他与其有性关系的人。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法律顾问刘巍认为，在性关系中两人都面临感染疾病的风险，都有采取安全措施的义务。把保护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都压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人身上是有失公平的。并且这样可能会导致感染者即使有了艾滋病的症状，为了逃避社会压力和法律责任，也不愿意去做病毒检测。

　　汤荣律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必须营造一个环境，让感染者有胆量将病情告知配偶及有性关系的人”，如果整个社会对于艾滋病是一个高压环境，感染者告知的成本太高，他们肯定会选择隐瞒。

　　隐私和社会公共利益哪个重要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汪太贤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国外，如果感染者故意实施传播病毒行为，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也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但其民法方面则更多地体现了对感染者的关怀，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如果纯粹对感染者的行为进行约束，或是要求他承担责任，这样的效果肯定不理想。”他说，“要控制艾滋病的传播范围，必须把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和对艾滋病病人的人性关爱结合起来，仅凭法律约束将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

　　汪太贤认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接纳度还比较低，对他们隐私权的保护也不够。

　　汤荣的观点更为直白：“正是因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社会歧视的存在，才使得他们不能告知家人。”

　　他认为，不能只强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义务，而是应该考虑社会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如果社会做得足够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受到公平的待遇，他们就会觉得把感染状况告知有性关系者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就愿意把自己的病情说出来。“这才能在感染者隐私和社会公共利益间找到平衡点，真正对社会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