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列车之前，她们接受了外出常识和注意事项教育，并参加了一个“贫困地区妇女劳务输出项目启动大会”，这是由甘肃省扶贫办与省妇联联合在天水举办的，它标志着以家政服务为重点的我省贫困地区妇女劳务输出新模式，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有组织、有步骤地实施。为了确保她们的安全，省妇联和天水市妇联分别派了一位负责人随车护送。

　　截至２００５年７月底，甘肃已先后有２５００多名妇女在有关部门的组织和安排下走出山区，来到北京。她们的勤奋工作得到许多北京人的认同和好感，大大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家乡的经济建设。

　　扶贫新模式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中旬，甘肃省扶贫办副主任、省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主任任燕顺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名叫汤敏，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博士，现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在电话中，他告诉任燕顺，国务院扶贫办、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正在北京联合召开一个研讨会，旨在探讨“贫困地区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本来国务院扶贫办只推荐河南、陕西、安徽、湖南这几个省的扶贫办负责人参加，考虑到甘肃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汤博士非常希望他能赴京参加这个会议，相信他此行必有收获。

　　在征得省扶贫办主任徐进同意后，任燕顺第二天便赶到了北京。任燕顺发现，这个高规格的研讨会不仅是在“研讨”，更是一个扶贫经验的交流、推广会。会上，一个名为“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家政服务机构的经验介绍，使任燕顺眼前一亮。

　　茅于轼，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素以关注民生问题著称，被媒体称之为“关注草根阶层的经济学家”。大约１０年前，他与自己的学生、也是同样热心扶贫事业的汤敏博士一道，在山西贫困地区的临县龙水头村搞小额贷款帮助低收入农民创业试点，创办了“龙水头扶贫基金会”。在扶贫实验中，两位学者深深感到在贫困农村就地扶贫的局限性，在于就业机会过于匮乏，一个月只有２００元的重活还抢着干，而在城市只要肯吃苦，每月赚六七百元不算难事。

　　两位学者相信：输出一人就可脱贫一户。于是，他们把目光盯在了如何推动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就业上。

　　就这样，２００２年３月，一家以“股份制”形式创办的家政服务机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的土地上诞生了。

　　“富平”即“扶贫”二字之谐音。这中间寄托了两位经济学家的理想——以学校为桥梁，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进而达到使众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之目的。

　　办学之初，“富平”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市场而是招生。尽管学校曾派老师游说于各省区，但当地农民不信任，每月只能招到三四十个学员，不仅招生成本高，而且生源流失率也高，办学效果差，费时、费财、费力，学校陷于窘境。

　　经过摸索、探讨，学校很快调整了思路：求助于政府，从直接动员农村妇女入学转而向政府宣传“富平”的办学宗旨，把“富平学校”的工作变成农村扶贫工作的一个有机环节。这一招果然见效。

　　２００２年８月，“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与安徽省扶贫办达成共识，并签订了为期５年的合作协议：前者负责学员进京后培训并推荐就业，后者负责招生、体检、办理各类证件，并将学员安全护送至北京站。

　　为了实现低收入农民“零门槛”入学，“富平”把每人培训、实习和食宿费从８２０元降到６００元。

　　同时，他们还与安徽省扶贫办商定，学员招生、体检、交通等费用，由扶贫办全额负担，同时承担学员６００元培训、食宿费的５０％，即每人３００元。

　　而富平学校则以小额贷款形式先期为学员垫付另外的５０％，待学员就业后３个月还清。这样，一个学员进“富平”培训不但不需花一分钱，而且连被褥也不需要带。不仅如此，“富平”为培训就业的学员购买了为期一年的合同期内人身意外保险，并为学员统一办理工资卡，学员工资收入由客户从银行直接打入卡内，避免了劳资纠纷。同时实行对上岗服务员的督导员回访制度，根据客户反馈，帮助服务员改进工作。总之，“富平”负责处理学员在京培训及上岗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经济纠纷，依法维护学员的各项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