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一个“民办公助”、给贫困地区妇女带来极大方便和经济实惠的家政培训、劳务输出新模式诞生了。

　　协议签署后，“富平”的招生渠道迅速畅通起来，在安徽省扶贫办和妇联的协助下，每月招生量迅速上升，由每月的三四十人增至三四百人。为保障学员能及时顺利就业，“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又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成立了“富平家政中心”，负责分配富平自己培训的学员，同时与北京市的政府社区服务机构合作成立了３个区域服务中心（称作“门店”）。这样，“富平”就从一个只从事招生、培训的单纯民办家政培训学校转变成一个集招生、培训、就业与权益保护等多种职能为一体的专长于农民工就业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在京城名目繁多、竞争激烈、良莠不齐的家政培训、服务机构中，其优越性一下子凸现了出来。

　　甘京牵手在“贫困地区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研讨会上，茅于轼教授向代表算了这样一笔账：假若某地一年输出１００人，按政府给每人８００元培训补贴计算，不过８万元；而从“富平学校”毕业生在北京保姆市场的收入看，每年人均可得５０００元，两年就是ｌ万元，１００人就是１００万元。他最后的结论是：政府在这方面投入ｌ元钱，两年内可以帮助农民收入１０元钱。对于学员个人来说，培训１个月，时间不长，影响不过１个月工资，但经过培训要比没经过培训的每月平均多１００元，这么算来，有３个月时间就能赚回成本。

　　一天的所闻所见使任燕顺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甘肃的扶贫工作也太需要这种新模式了。他当即通过电话向甘肃扶贫办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会上的经验和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甘肃也需要这种扶贫新模式！

　　光有想法、资金还不行，还得找个具体的操办单位。任燕顺想来想去，觉得妇联做这项工作最合适，原因很简单：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全都是女性，而妇联正是联系妇女最好的桥梁和纽带。主意已定，他当即与甘肃省妇联领导联系，得到的回答出人意外地干脆：你的判断我们相信！

　　第二天，省妇联城乡部的负责同志赶到了北京。当他们在“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目睹了来自安徽、陕西的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并与那些已经上岗的“富平”家政服务人员接触之后，信心变得异常坚定。省妇联决定，与甘肃扶贫办联手，２００４年向“富平”输送１０００名学员。

　　经过精心筹划，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２日，省妇联、扶贫办和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三方联合在兰州举办了“甘肃省贫困地区妇女就业新模式培训班”，来自全省各地的３０余名妇联的扶贫办干部参加了培训。培训班结束前，三方签订了“扶贫培训与就业试点”合作协议，规定了各方的责任与义务：省扶贫负责下拨专项资金（为每个学员拨款８００元）；省妇联负责农村妇女劳动力输出的组织工作，包括按照“富平学校”的招生要求，宣传、动员、组织生源，进行初期培训和安全护送，保证管好、用好项目资金，并于２００５年底前向“富平”输入学员１０００人；“富平”负责学员的技能培训、上岗就业、劳动保障和人身安全。

　　２００４年春节前夕，为“富平学校”招收、输送学员所需资金的首批３０万元迅速从省扶贫办划拨到了省妇联。不到一月，天水市便向北京送去首批１０３名学员。

　　这一年，全省各级妇联共向“富平学校”输送女学员１００３名。

　　真切效益谈到我省农村妇女扶贫工作引入新模式至今的效果，省妇联副主席管春梅认为，与男性相比，农村女劳动力的转移，盲目性、无序性更大。如今有了“富平”这样一种省内省外合作的模式，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也可让许多农村家庭放心。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礼县妇联对该县在京的几个家政公司服务员进行了回访、对比，发现经北京富平学校培训的服务员月工资普遍为６００元左右，最高的达到８００元以上；而其他家政公司因生源紧张，对从事家政服务人员的文化程度要求相对较低，一般不培训或仅培训几个小时即安排上岗，家政服务员的工资一般为３００元－３５０元左右，最高的为５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