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政府还是百姓，房价问题都与其利益相关，这种事关众人利益的经济问题也因此具有了政治性。

　　这里所说的“政治”，取之于孙中山先生的定义：政治是众人之事。由于当今“众人”的利益发生了分化，人们对同一种经济现象常常有相去甚远的感受和看法。这样，不少经济问题成为众人之“事”，也就是经济问题有了政治含义。

　　日常产品如菜、猪、粮、油等，在一个时期内都曾经非常“政治”，都必须提高到政治高度来加以处理。但是过了一段时期，菜就是菜，猪就是猪，粮也就是粮。其间的经验，我认为今天处理 房价问题时可以参考。事后总结，第一条经验是，一旦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严重起来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解决问题；第二条是，在运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给经济规律留下空间。讲到底，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要使市场需求成为刺激供给的积极力量。等到供给方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发挥了作用，生产大大增加，才可以满足从高端到低端各层次的市场需求。这时经济问题的政治性才完全退色，商品才成为按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普通商品。

　　当前在处理房价问题上———限制哪一方或哪几方的利益、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决定，要靠政治感觉、政治判断力并经过相应的政治程序去执行。

　　我的观点是，无论派生出来的现象多么纷繁复杂，房价上涨最简单、也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市场对住房的有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枝节需要说清楚：究竟是房价拉动地价上涨，还是地价推动房价上涨？我的看法是，应该是房价上涨，导致人们预期的土地未来收入增加，才刺激了对土地的需求，从而导致地价的上涨。但是，土地的供应数量又的确影响房价。其实任何已经形成的需求都包括高位、中位和低位，要满足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关键是供给方的竞争。

　　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经验支持。香港特区1997年后宣布增加供地数量，房价应声而跌。我们看近几年全国土地开发量与商品房销售价格两个指数的走势，发现土地开发指数下来不久，房价一定上升；土地开发指数上升，房价就下来。其中的道理，不可不察。

　　从体制上看，目前我国惟一合法的供地途径是政府征地、再批租给市场。这种政府集中供地的模式，除了分配方面的严重问题，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对市场土地需求的变动做及时灵活的反应。如果允许民间私人卖地，地价上涨，各家竞卖，供地数量自动增加，房价就可以被平抑。进一步分析， 房地产是非常地方性的市场，由中央政府集中调控，大起大落、此起彼落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当务之急，是推进供地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周其仁 北大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