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吃饱饭的出路

———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

　　核心提示：31年前，陇西县首开农村“包产到户”先河，成为我省乃至全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之一，当时这一重大改革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社会的普遍关注。31年后的今天，时任陇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的张自强，为我们回忆了当时那场惊心动魄的伟大变革，为我们揭示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一深刻的历史内涵。现在我们读这篇回忆文章，颇有启示和收获。□张自强口述□张全有整理

　　1977年4月组织上派我到陇西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当时，陇西80%以上的农民人均每天只有1斤的包谷返销粮，根本吃不饱肚子。有一次，我察访和平公社的一个村，看见一个只穿半截裤的中年妇女在院子里劳动，当时我们不便进门，等她进屋后才跟进房内，但她仍然没有穿上衣服，羞怯地将小孩抱在怀里遮掩。她哭泣着向我们诉说生活很困难。目睹这样的惨状，作为县委书记，怎能不受到良心的责备？当晚，我吩咐公社的同志赶紧做了一套劳动布衣服，派专人送到她家，以便她能外出劳动。

　　人没有饭吃，国家给1斤包谷，还能应付，可牲口没有水喝，实在让人难过和着急。我亲眼看到牲口喝不上水的时候，就不吃草，两个前蹄子不停地在圈里刨，十分难受。有什么办法能让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成为压在我身上的千斤重担！县委要寻找能叫社员吃饱饭的出路。出路怎么找？县委一班人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一件一件地试着干，先干小的，最后干大的，我们一步步干了5件有利于农民群众吃饱饭的事情。

　　恢复集市贸易

　　我老伴和孩子在定西，所以我在县委灶上吃饭，大师傅反映“买不上菜！”他说，县上规定10天逢一集，除规定集日外，不允许百姓上市场卖菜，所以，县上的单位也买不上蔬菜。我想：我们怎么把事情做到了这步田地上！我就和县委的同志们商量先把卖菜的市场放开。

　　因情况十分清楚，不需要做什么调查研究。大家没有反对意见，都说：“我们就等你说话哩，就是看敢放不敢放。”我说：“县委灶上没菜吃，群众更没菜吃，为啥不敢放。”大家酝酿了一段时间后，放开市场的事情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县委当时是这样认识的：“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自己套死，把老百姓套死呢？我们干脆来个大胆，恢复过去的集市贸易。”

　　县委常委会很顺利通过这一决定后，县政府用很短的时间起草、下发了一个放开集市贸易的文件。全县的集贸市场在风平浪静中恢复了。县城是隔日逢集，逢双日为集。我到街上去看，每逢集日，街上到处是卖油饼、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摊点，花样特别多，大家都说好得很。对于这个决策，当时我没有想到上面要追究责任，也没有想到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大概过了一半个月，地区有人问“陇西怎么把集市贸易恢复了？”但没有组织再行追问，我们也没有向上报告，这个事情就过了。1981年1月26日，《甘肃日报》对此进行了正面报道。

　　林权归还给社员

　　有一次我到地处一条沟里的昌谷公社(现在撤并到巩昌镇)越胜大队小菜子生产队下乡，一进沟，就看到沟里白杨树长得特别好，直径足有两尺粗的树很多，沿沟大约有上千棵这样的树。我好奇地问公社干部：“怎么有这么多树？如果一户人家有这么二三十棵树不是非常好吗？”随行的公社干部说：“这里有个老植树造林模范叫贾兴汉，这些树就是他种的。”我想如果每一户农民能在地边、河边上种上这么百十棵树，那烧柴问题、经济问题不是就能解决很多吗？能不能鼓励社员干成这件事呢？当时我提出是不是把这些树权明确一下，就归贾兴汉，让他管护、补种、使用？并且鼓励大家酝酿能不能把全县树权明确下来，还种树人对树林的所有权，做到谁种谁有。随从下乡的一些干部异口同声地说：“如果能将群众对树林的所有权确定下来，群众种树的积极性肯定会马上调动起来。”

　　回到县上后，我又将林权归属问题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在县委同意后，我让县委农村部测算了一下贾兴汉的树价，记得测算出的价值是两万多元。此后，县上专门召开大会，给贾兴汉发了林权证。这一改革在县上引起大轰动，调动起农民在房前屋后、河滩荒地植树的积极性，掀起了陇西县各家各户私人种树的高潮。

　　集体牲口分户饲养

　　1978年夏的一天，西部几个公社遭受了罕见的雹灾，冰雹把地垄上的草都打完了，连洋芋蔓子也打没了，农作物受害十分严重。我听到这一情况，当天下午就赶到德兴一带察看。晚上，我召集干部进行座谈。大家说：“人的口粮问题由公家管着，反正有吊命的粮吊着，可这牲口怎么办呢？”大概有十几个村干部参加会议，都耷拉着头，一言不发。沉闷了好长时间后，有位同志说：“张书记，我说一句破坏政策的话，成不成？”我说：“那你就说，咱商量嘛。”他说，“把牲口按劳动力分到户，劳动力多的一家牵两头，少的一户管一头，白天由各家各户的人牵上放牧，晚上统一拴到集体的饲养场。只要人活着，牲口就能活。”这个意见提出之后，会场没有一个人说话。谁都知道，这是搞单干，是违反政策的。

　　过了一会儿，我说：“大家讨论一下，看这个意见成不成。”非常明白，大家等我表态。我想不管怎么样，那就是不能让一头牲口死掉。我说：“就按刚才的意见办，大家看成不成。”大家嚯地齐声说：“能成，好得很。”我说：“如果上头说这是单干怎么办？”大家说：“瞒着么。”我想了好一阵子说：“要按刚才的意见办，必须做到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县上的干部来问也不能说。明天你们就按劳动力把牲口分到各户，做到责任明确。”大家齐声答应。

　　第二天上午，这村子就开会，下午就把牲口分开了。过了三五天，周围生产队的老百姓也陆续这样做了。分户饲养尽管是个临时办法，但在我们的默许下，陇西北部山区各生产队都逐渐对牲口实行了分户喂养。

　　在这过程中，有人向省上反映德兴公社破坏集体财产。省委将来信批转到县委。来信中说德兴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把牲口分到户了，把20间牲口圈全部拆掉了，破坏集体经济。我一看这信，立即赶到生产队调查。生产队长说：“现在还是分户喂养，不过再没有在晚上统一拴在集体饲养场上。不然那牲口就得饿死了。”我问：“那牲口圈哩？”生产队长说：“咱们那牲口圈是用细柳树棍修的，雨下得快塌了。”说着，他把我领过去。一看，确实就是几根柳木棍棍和烂泥巴墙。我想什么是集体经济，几个柳树棍棍也算是集体经济？后来，上面再没追究这事，就平安过去了。

　　牲口分户喂养，我有一次不能忘记的私访。1978年夏，我到水泉公社走访时，看到一户人家养着很健壮的几头毛驴，两头大的在圈里，两个小的在院里。那时候，牲口死亡十分严重，很少见到小牲口。主人看着我们穿的衣服旧，拄着拐杖，不像是什么干部，就和我们谈起了养牲口的事情。我说：“你的牲口怎么喂养的？”他说：“我个人的我操心喂养么，如果交到队里就没有了。”我说：“你尽说搞单干的话。”他说：“说个实话，现在的政策，人前边不敢说。队里没人操心，养的牲口是一把骨头，活着的也是一张皮。分开喂养就是好嘛，你看我养得多好。”他还说：“我这个地方是山区独户，没人来，我把牲口养好，还能积肥种好自留地，多收粮食，挨的饿少一点。”

　　“挨的饿少一点！”人民多么盼望挨的饿少一点，多么痛心的一句总结话啊！

　　出来后我们同行的几位议论，这户有饭吃，牲口喂养得那么好，周围环境也好，柳树长得也旺盛，这么好呀。可我们全县的情况是什么呢？心里总是盘算着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解决好，挨的饿少一点。

　　1978年秋收后秘密试办土地包产到户

　　如果说1978年秋收后秘密搞的土地包产到户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话，那么前面所做的三件事是它的“序曲”。

　　1978年秋收后的一天上午，碧岩公社的书记袁志茂同志来找我。这个同志是陕西人，工作积极认真，曾经在县委组织部工作过，1977年12月到碧岩公社任书记。他一进门简单地问候了两句之后，就坐下一个劲地吸烟，几次欲言又止。在我再三催问下，他才似乎下了很大决心说：“碧岩公社有个红崖湾生产队，有十几户人家，生活特别困难，我实在没有办法管理。”我问：“为什么没有办法？”他说：“这十几户人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没给国家缴过1斤粮，年年吃回销粮，生产队长不是选的，是家家轮流当，现在已经户户当过了，队里的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出外要饭打工，连队长也没人当了，生产无法进行。”我说：“那你想怎么办？”他说：“我有一个办法，你看成不成。”我问：“什么办法？”他说：“能让我回去帮他们包产到户吗？”一听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说：“你真胆大！”他连连说：“张书记，我实在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当时我想老袁办事可靠，一个十几户的队，试就试一下吧！

　　我最后对老袁说：“你回去试办，可要把后路留开。第一条你在公社不准讨论，我在县上也不讨论，咱俩知道就行。第二条你回去后给社员宣布一条铁的纪律，要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第三条当年收成下来后，第一场打碾的粮食必须按公社分配的数目缴清公购粮。”这第三条的意思是显示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先国家利益，即便是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我就以把公购粮交上了为由来搪塞。当时，我和袁志茂同志就叫这个事情为“包产到户”。得到我的支持后，袁志茂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向我说“分开了”，老百姓已经种上了，就看明年庄稼长得怎么样。

　　第二年春季，我和袁志茂同志相约：就我们两个人不进村直接上山进地察看一下庄稼的长势。我俩从山顶往下看，地里的麦苗长势很好，明显看到人们在一块一块的地里分户劳动，有的地里是一个人劳动，有的是两个人，多一点的是三四个人。详细察看地里庄稼锄得像花园一样。我对老袁说：“几十年来，人民公社从来没有把庄稼务得这么精细，种到今天这么个水平。”我心里真是高兴!

　　等到秋收后，袁志茂告诉我红崖湾生产队打碾的第一场庄稼就一次性交清了公购粮。袁志茂还说他大概算了一下，红崖湾生产队人均口粮破天荒地上千斤了。过了几天，我再次去看，见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就挨家挨户地看，发现群众的粮袋、粮仓都装满了粮食，我当天就在红崖湾生产队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