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在生产队长家里，我和老袁召集队干部开座谈会，向生产队干部提出“来年再这么弄不弄了”的问题。因为包产到户还处在“地下”状态，国家政策不允许单干。队干部齐声说：“把地收回怕是不行了，我们还想这么干，你今晚上必须把这个主做下了再走。”就这么我们讨论着，大家的心情都很好。因为有吃有喝了嘛，公购粮都缴清了嘛，几十年来就没有这种现象嘛。

　　就在我们在房子里讨论的时候，我听见房外有人叽叽喳喳地议论什么，就把头伸到窗子上一看，院里站了满满一院人。为什么哩？因为他们都关心会议结果，他们的命运就在这个晚上。最后，会议决定：“来年继续照样办！”

　　第二天，我与老袁从红崖湾出来走到山下，到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家里去了。一落座，支部书记就问：“张书记，红崖湾的事情是你们两个允许下的？我们也想搞。”他说得最为生动的一句话是：“这与你起面(指发酵面)一样，在那一盆面里，你已经把一疙瘩酵母子放进去了，这面已经起来了，从盆的四周溢出来了，那你要收拾也就收拾不住了。”听了他的一番话，我和公社书记对着大笑，但没有说同意他们像红崖湾一样搞，也没有说不同意他们像红崖湾一样搞。

　　回到县上之后，我正式开始向个别同志谈红崖湾的事情。当时，县长是陈得录同志，他听后说：“这事我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也没人向我透露一点风声。”我说：“那是试办，有政治风险，害怕把你们牵连进去，就没有告诉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他表示理解我的心思，支持红崖湾试办。

　　1979年陇西县在全省率先公开试办包产到户

　　红崖湾一年来的实践，使我对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有了坚定而清晰的思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有了更坚定的信心，我觉着现在是到了该把红崖湾的实践一步一步地推向全县的时候了。1979年2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提出，再也不能搞脱离生产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要彻底进行管理制度上的改革。决定在全县农村划分生产作业组的同时，在全县试办大包干。就全国而言，大包干是把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和农具分到生产作业组，把公粮、提留任务分到生产作业组的制度。而陇西县的大包干是一步到位，就是包产到户。

　　陇西在全县31个生产队中试办以包产到户为内容的大包干。这次试办，是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公开进行的，不是群众自发搞的，也不是秘密搞的。一年下来后，这31个队普遍都是一片丰收景象。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有天下午，我独自到城关公社北街一个试办大包干的生产队去看，遇上一个中年女人蹲在地坎上纳鞋底，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队长派她看鸟哩，堵着不让鸟吃庄稼。我说：“哎，为什么你地坎那边的庄稼长得好，而这边的长得不好？”这一问惹躁了那妇女，她开口就说：“你不知道，那县委的人心瞎(坏)得很，都是黑心。”我惊讶地问：“怎么瞎了？”她说：“县上叫那个队包，人家的庄稼长得多好。明知包了好，可人家不叫我们队包。”一来一去谈论了一二十分钟后，我就回去了。

　　我想：哎呀，这位妇女她才找准了骂的对象，实在骂得过瘾。当然她不认识我。她对作为一个县委书记的我教育太深刻了，群众实在太怕饿肚子了，多么急切地想改变现在的制度。从这个妇女的骂声中，我听到了陇西县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呼声。事后，我把挨“骂”的事告诉给县上的其他领导同志，他们说：“现在就是那样，因为包与不包的庄稼长势相差得太远了，老百姓心里不平。”这又一次增加了我要坚持搞农村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到1980年下半年，全县81%的生产队已实行了包产到户。由于来自上面的压力，县上的一些同志开始担心我们的做法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在一次地委扩大会上，我不作一点保留地把陇西县包产到户的情况作了汇报。有人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包产到户破坏集体经济等。会议结束时，正式宣布“对陇西搞的事(指包产到户)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会后，我向有关领导请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说：“反正你们去搞。”我理解：是领导不便于说赞成，是默许我们的做法。

　　此后，有一位领导公开讲：我不去陇西，我去陇西让我说啥，是说陇西做得对还是做得错？听到这些话后，我有压力了，县委有压力了。这时候，县上来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同志，如新华社、新华社甘肃分社、甘肃日报农村组、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等，最多时有十五六个记者。经过调查，这些记者发出新闻进行报道，支持县委的改革。

　　就在搞包产到户的过程中，《人民日报》1979年3月15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甘肃干部张浩的来信》，主要内容是说包产到组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不能搞包产到户，对已包的要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上去。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名的“张浩事件”。

　　我看了报道和编者按后，一度思想上压力很大。记得在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上，我说：“在去云田的路上，我向地里劳动的一位老百姓说，咱搞的包产到户上面政策不允许，怎么办呢？”那位老百姓脱口而说：“书记你不要害怕，咱陇西全县这么多人口，如果把你们押在监狱里，那我们轮流给你们送饭。”那时候，《人民日报》的态度是那样，我们又没得到省委、地委的明确肯定，感到压力非常大。好在我们县委内部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越是上面的压力大，下面干部的凝聚力就越强。

　　1980年，新华社的一位记者临走时对我关切地说：“据我们新华社内部消息，中央最近可能要有态度了。你要注意看《大内参》。”从此，我特别注意翻看每次的《大内参》。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五六月份的《内参》上写着：当农业部门的同志汇报到一些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群众生活依然很困难，吃饭问题没有解决时，姚依林副总理说：“我看索性把整个贫困地区包产到户”，邓小平同志说“我看可以”。我看到这个天大的消息，兴奋得独自一人大喊“天呀，我有政策依据了！”我立即让办公室主任李克勤拿上这本内参，给每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把内参内容一一念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中央领导说的话。

　　1981年的前半年，省上有个熟悉的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兰州召开的地厅级干部会议上，省委书记冯纪新同志讲到农村调查情况时讲了一句“我看陇西的那个县委书记搞得不错”，讲话中透露出对包产到户肯定的信息。我立即得出一个结论，冯纪新同志是代表省委讲的话，这才使我们心上的千斤石头落地了。

　　等我1981年10月离开陇西时，虽说陇西群众的生产生活还有较大困难，但基本上多数人的肚子能够勉强吃饱。应该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县农村的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已经展现出了一片光明的景象，整个农村出现了勃勃生机。

　　(摘自甘肃省委政研室《调查与研究》2009年第一期。张自强为省纪检委离休干部，原省监察厅厅长，张全有为定西市委政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