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刘福功德颂》真伪再考

——兼与辛德勇先生商榷

阎小鹏

　　《刘福功德颂》现存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城东25千米处的恭门镇河峪村，又称《河峪摩崖石刻》。从碑文纪年字样判断，该碑镌刻于公元150年，东汉桓帝和平元年，是东汉较早的摩崖刻石之一，比陕西汉中《石门颂》（148年）仅晚两年，比《西狭颂》（171年）和《郙阁颂》（172年）均要早20年以上。

　　2022年6月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受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邀请，在线进行了题为《乱世功德颂——〈刘福功德颂〉辨伪》讲座，从五个方面举证，认定《刘福功德颂》为“当代手艺人制作的仿古赝品”。后经整理讲稿13000余字，文章一出，便在互联网广泛流传，引发了学界关注。今从辛德勇提出的疑问出发，再作考释，以为天水《刘福功德颂》正名。

　　一、《刘福功德颂》的发现、记述及当代研究

　　《刘福功德颂》于20世纪80年代被一位名叫王成科的基层文化干事发现，此人至今在世。该碑于1987年被列为张家川县文物保护单位。此后数十年，有多方学者前往考察，各方学者陆续发表研究文章，考证史实、补释铭文、探究书学价值。

　　2016年6月，经甘肃省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图1）。2017年1月14日，由《中国书法》杂志担任学术指导，甘肃省书协主办，在张家川县举办“东汉摩崖石刻学术考察及研讨活动”，堪称迄今为止对于《刘福功德颂》最权威的“正名”。

图1 《刘福功德颂》保护现状

　　二、关于《功德颂》无“功德”之质疑

　　辛德勇文章所指《刘福功德颂》为伪造的首要原因是其碑文内容语焉不详，无法看出碑主功德何在。

图2 《刘福功德颂》原石

　　（一）此碑定为功德颂是否合理？《刘福功德颂》（图2）泐损严重，所幸“故汉阳太守刘君讳福”数字清晰可辨，其余可识别的文字提到了岁时、官职、仕历、地名、造者之外，出现了“济民之囗”“宽容有虑”“深远之美，卓尔难迨”“术怀远人”“岁丰积而有囗”“吏民追思渥惠”“伊君德囗”“合功实配往古”等语，皆述功颂德之辞，因此，此碑命名为《刘福功德颂》，基本是合理的。至于因碑文损泐而造成“纪功”内容不详，只能说对此碑的研究、补遗尚且不足，并不能成为此碑伪造的证据。

　　（二）关于碑文的损泐情况。辛文称：“粗略估计，损毁的文字大致在三分之一上下。”事实是，这篇碑文共计270余字，可辨字110字左右，损毁的文字接近三分之二。在对碑文经过粗略估计后，辛德勇又与《通湖山碑刻》作了对比，《通湖山碑刻》残字尤甚而其旨可辨，与《刘福功德颂》“中心思想”不明没有任何关系。

　　（三）辛先生认定该碑刻为“当代手艺人制作的仿古赝品”。他认为《刘福功德颂》语焉不详，避实就虚、妄赞美德，而没有一句“实锤”的史料史实，因此推断出该碑为当代手艺人避实就虚的伪造。

　　首先，仅从残留文字看，虽仅剩100余字，但遣词颇具秦汉庙堂文字之庄严简约，其撰写者至少是一个饱习经学的地方硕儒，非一般手艺人可为。

　　其次，《刘福功德颂》面世以来，关于该碑的书学价值和美学地位、艺术特征已有多人在权威报刊发文，多年来从未有书家对其书艺书风提出质疑，纵使作假者技艺高过古人，所论者皆被蒙骗，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技艺可以乱真的当代手艺人是谁呢？他作这个假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关于碑主刘福的功德问题，必须兼考虑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刘福其人史传未载，从铭文可知，刘福任汉阳郡守的时间在东汉和平元年（150年）之前，且吏人刊铭当在其去职后不久。

　　史载汉安三年（144年）“夏四月庚戊，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当）（何）羌于参?”，可知其时汉阳太守为张贡。永嘉元年（145年）“以汉阳太守代为校尉”，知其转任护羌校尉一职。而145年至150年间的汉阳太守史书阙载，刘福领太守事当在此期间。

　　公元140至150年之间的汉阳郡，史书频见两个关键词，一曰地震，二曰羌乱。据《甘谷县志》：“永建三年，汉阳大地震”“永和三年（138年）冀地地震”“汉安二年，自上年九月至此年正月，汉阳地震一百八十余次。”史载：“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五校士及诸州邵典兵十万人屯汉阳。……于是东西羌遂大会。”这场源于并州刺史来机、凉州刺史刘秉等人“到州之日，多所扰发”，未听从大将军梁商“临事制宜，略依其俗”“防其大敌，忍其小过”的怀柔建议，施政苛暴引起的羌乱，使得自东汉以降，西羌叛服无常，陇右诸郡县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安。《刘福功德颂》所在的张家川县，为汉阳郡所领之陇县故地，乃关中西进陇右的重要门户，著名的关陇道横亘其境内。刻石所在的恭门镇河峪村，位于关山西麓，是关陇道上的重要节点，从碑文“伊君德，洞绝旅”“合功实配往古”推断，刻石建造初衷应与刘福任汉阳太守时缮治关陇道有直接联系。

　　总之，这篇全文270余字，可识者110余字的铭文，通篇记功颂德之旨明确，结合史实亦能寻其蛛丝马迹，虽有东汉时期颂德谀主的夸饰之风，但绝非凭空捏造者能自圆其说。

　　三、关于天文分野的质疑

图3 《刘福功德颂》拓片

　　《刘福功德颂》铭文（图3）中述及刘福身世语“其先汉景帝少子，封昂毕野”，意指刘福为汉景帝少子刘舜的后裔。景帝中元“五年夏，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常山郡，原名恒山郡，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置。“封昂毕野”即《汉书·地理志》中所载：“赵地，昂、毕之分野。”即言刘舜出封之地常山国属赵旧地。辛德勇认为，用“封昂毕野”来表述常山国的封域是“很不合理的”“汉朝人根本没有这种用法”。

　　天文分野是星占术发展的产物。“分野”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指的就是以分野星占预测人世间的休咎祸福。这种带有浓厚星占术数色彩的分野之说实质上反映的是古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传统宇宙观。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封国，上应列宿之位，其余小国不中星辰者，以为附庸。”吕传益认为：“分野的发展趋势一直是朝着将大地对应的州、国和郡县与十二次和二十八宿融合起来，并给出八宿度数。”《刘福功德碑》所言“封昂毕野”指的是战国时期赵国所在区域无疑，而“常山国”在地理方位来讲，地处赵国旧疆域之“很小一部分”，“封昂毕野”的天文分野是没有错的，这种区域上的以小代大、以大托小的手法，是传记文字中常用的，没有什么“不合理”和“很牵强”之处。

　　赵国历史悠久，《史记》载“自蜚廉生季胜以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可知赵古已有之。《史记·天官书》列出了二十八宿与十三州分野的对应情况时曰“昂、毕，冀州”，总的来说天文分野的星地对应关系是比较笼统的，碑文指称刘福祖上刘舜封地分野为昂毕是完全合理的。

　　为什么碑文在记述刘福生平时，要提“封昂毕野”一事？其实这种天文分野知识运用于文学表达的现象在自汉以来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班固《西都赋》歌之曰：“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汉无名氏著《春秋文耀钩》曰：“楚立唐氏以为史官，苍云如霓，围轸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轸而蹲，楚惊。”……可谓举不胜举。这种古文中常见的天文叙事，成为文学中广泛使用的意象，往往增加了叙事的趣味性，承载了天命思想的文学主题，这是一种浓郁的东方美学风范，岂能认为是“游离主题之外”“犹如赘疣的表达方式”？

　　《刘福功德颂》为什么在短短二百来字的铭文中，要念念不忘提及碑主先祖故地的天文分野呢？班固曰：“赵地，昂毕之分野……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隋书》又云：“《班志》述其士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历史上燕、赵北部都处于与游牧民族活动范围的结合部，民族之间的生存摩擦历来不断，燕赵间的族群性格与风俗比较接近，韩愈《送董邵南序》就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以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尽显燕赵品格。司马迁概括为“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

　　刘福作为汉廷宗室，赵地王侯之后裔，在此处专表燕赵分野也是别有用意。“毕昂二星管异域诸国”“昂宿兼主西北夷狄之国”观点是二十八宿配十三州分野之说的组成部分，天文分野是当时人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再结合当时碑主的身世境遇，“分昂毕野”不但不是“犹如赘疣”的闲笔，而是微言大义的春秋之笔！

　　四、关于碑额题署之惑

　　辛德勇断定《刘福功德颂》为伪造的又一依据是该碑题额处刊刻的“汉”字“长得太吓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未知未见未必是假，考证古迹，首先要看它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纵观东汉所见摩崖刻石，我们发现，成碑较早的《何君尊楗阁刻石》（57年）、《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63年）等许多碑刻皆无题额，《耿勋表》《石门颂》《郙阁颂》在碑文上方居中位置有题额，与通行汉碑相类，刻于128年的《石门关铭》题额为“石门关”，《西狭颂》的题额为“惠安西表”四字，其意何解，尚存争议。刻于公元76年的《大吉买山地记》竟将“大吉”二字置于题额位置，而《乐山萧壩永和一年崖墓题记》竟将“果”字（有人释为“泉”）置于碑文之首，占满一列，从其形制来讲，“果”字与以下的“永和一年三月一日陈实德物故作此冢……”无连读关系，但赫然位于碑首位置，也就是辛德勇说的“是一个大致相当于文章标题的构件”。以上所举，从存世各类汉碑拓文中，都可称得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们能以此断定上述石刻便是伪造的吗？

　　详考汉代存世刻石，东汉以降，随着立碑之风盛行，摩崖石刻应运而生，这类石刻就地取材、依山就势、随物“赋”文，这恰恰造就了书法史上自然率真、雄浑粗犷、姿态万千的独特艺术景观和美学风范。另外，东汉中后期，由于朝政腐败，皇权衰微，各地石刻多出自地方文士书佐之手，不像盛世之时“钦定御制”那般庄严考究，因势、率性之作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刘福功德颂》碑额位置那个孤零零的“汉”字确实不合常理、不同常规，但稍加对比同时代的摩崖石刻形制，也就见怪不怪了。

　　《刘福功德颂》所在的张家川县恭门镇河峪关是丝绸之路南线从关中进入陇上的交通要道，也是秦伐西域时早就开通的关陇古道的必经之地，河峪关扼控陕甘交通孔道，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和关陇古道重要据点。如前所述，作为羌族叛乱的重灾区，汉阳郡不仅负有维持关陇古道畅通的重要功能，而且也是东汉王朝维系凉州稳定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汉阳吏民在关陇必经之地河峪关为刘福勒石铭功，寄寓的不仅仅是当地百姓的感念之情，更重要的是凉州刺史乃至汉室的政治意图，传达的是绝不放弃凉州的信息，与安帝永初年间欲弃凉州形成鲜明对比。事实证明，此后凉州虽然历经战乱，但东汉王朝也一直没有放弃凉州，汉阳郡也一直是维持凉州稳定的首要屏障。因此，《刘福功德颂》立于要塞边关，不光是为个人歌功颂德，其间仍有宣扬汉室国威，昭彰文治武功，展示主权领土意志，警戒异族祸心的明显意图或潜在意味，因此这个大写的“汉”作为碑额，并不是作伪者不打自招的“黥面黑老虎”。

　　五、关于纪年问题

　　辛德勇认为《刘福功德颂》为伪造的又一证据是碑文中关于纪年方法的表述，他认为“和平元年岁庚寅”一句不符合东汉时期碑文纪年的天文历法规范，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为此，笔者查遍几乎所能见到的汉代碑刻铭文著录，几乎没有发现与“和平元年岁庚寅”雷同的表述。诚然，东汉石刻多以辛德勇列举的“太岁在##”“岁在##”“青龙在##”的模式居多，但远远不止上述几种“公式”。笔者在此不愿以过多篇幅讨论岁星纪年与岁阴（太阴）纪年及干支纪年的复杂关系，只想进一步明确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几种纪年法的渊源。从历史文献来看，干支纪年始于春秋时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此始至清末，干支纪年从未间断。干支纪年沿用至西汉，民间偶尔使用，王莽时期少有使用，而到了东汉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朝廷下令在全国推行干支纪年。

　　岁星纪年法约起源于周朝，战国、秦汉之交很盛行，《左传》《国语》中“岁在星纪”“岁在析木”等大量记载，可见岁星纪年推行之广。与岁星纪年法相伴的太岁纪年法一道构成东汉以前重要的纪年法。公元85年干支纪年的推行是干支纪年代替太岁纪年法的节点，而“和平元年（150年）”正是距干支纪年法领颁行数十年，民间残存岁星纪年的“胎记”不足为怪。

　　其次，关于“岁庚寅”的说法并非大谬。《史记·孝武本纪》就有“皇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的说法，且此语被《汉书》《资治通鉴》引用多次，足以说明问题。岁星纪年法占主导的东汉以前，“岁在##”的“在”字是说明“木星”（或假想的太岁）在某区域之一，意在词先，也就有约定俗成的习惯表达。干支纪年盛行以后，此“岁”已有“时”之意，文献典章不乏其例。直至数百年之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的《石门铭》依然出现“魏永平二年太岁己丑正月己卯朔卅日戊申”的表述，这个表达细究起来比“和平元年岁庚寅”更离谱，既然讲“太岁”必然要有“在”字，上文却没有，你能说《石门铭》也是伪作吗？可见太岁纪年向干支纪年过渡是非常漫长而混乱的，有没有“在”字，并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后世，在唐宋诗文，特别是元史中，“岁##”的表述已经非常广泛了。

　　六、关于皇帝称谓问题

　　辛德勇先生认为《刘福功德颂》为伪作的依据还有一条就是关于碑文述及刘福身世背景时“其先汉景帝少子”之说不符合汉时表述习惯，故此碑绝非出自汉人之手。

　　首先，辛德勇认为东汉沿袭“汉”之国号，东汉人言及西汉，仍觉在“本朝”不必加“汉”。此说大体不差，但不尽然。应首先考虑东汉立国的国民心理和政权认同。光武帝刘秀推翻了王莽新政，恢复了大汉江山，但东汉与西汉皇帝血统已经不可同日而已，刘秀也自称汉景帝儿子、长沙定王刘发后裔，但到他那一代已经徒具虚名、泯然草根。他在开创基业时打出西汉皇帝后裔的名号，沿用“汉”之国号，实乃收揽人心、为其政权获得合法性的权宜之策，与刘备“匡扶汉室”异曲同工。但东汉事实上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和西汉的关联性并不大。东汉建立前四年，西汉事实上的末代皇帝刘婴还尚在人世，刘秀却向来对这个“先帝”视而不见，可见其对西汉的态度。

　　其次，两汉时期辞赋史论，言必称汉的比比皆是。就碑刻铭文而言亦不鲜见。《贾武仲妻马姜墓志》“汉左将军特进胶东侯第五子贾武仲卒”，《裴岑纪功碑》“维汉永和二年捌月”，《西狭颂》“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君讳翕”……这些铭文有些是限定时空之需，有些也是按照行文需要和表达习惯信手拈来，可见时人“在汉言汉”并无忌讳。

　　再次，关于东汉皇帝称谓问题。辛德勇认为，有汉一朝，在正式场合，特别是行诸文字的时候，“汉景帝”之类的称谓是绝对不能用的，而应当庄之重之，称作“孝景皇帝”。辛德勇列举了诸多史料、奏疏、诏书，认为汉朝言及皇帝必称“孝#皇帝”这样的谥号全称，此亦以偏概全、求全责备也。从面世的诸多汉碑铭文看，言及皇帝也并不完全是庄之重之中规中矩。如《赵宽碑》“迄汉文景，有仲况者，官至少府”，一次说到两代皇帝，没有“孝”字，也省了“皇”；《曹全碑》“世宗郭土厈竟”用了汉武帝庙号，属少见；《张迁碑》在记述张迁出身背景时，“高帝龙兴，有张良”“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孝武时有张骞”，一口气提到了四代皇帝，称谓不一且都不规范；《华山碑》“高祖初兴改秦淫祀”“孝武皇帝修封禅”“大宗承循”“仲（中）宗之世”等诸多称谓，一章之内，迥异如此，谈什么“庄之重之”。

　　第四，《刘福功德颂》所处的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政、军阀割据、外族侵扰造成的混乱动荡久久难平，后期的七八朝皇帝，即位时都是娃娃，皇帝年幼，导致外戚和宦官争相夺权，皇权旁落，皇帝名存实亡威严扫地，民间对于皇权的认同与敬仰自然不及强势皇帝长期执政的盛世时期，提及皇帝也不见得能够一贯毕恭毕敬中规中矩。

　　总之，《刘福功德颂》因其地处西北关陇山林，发现晚且史料记载阙如，对于碑主的身世研究和考证亦非常匮乏，汉碑存在的文字与史实相左，错讹疏漏且不合常理的现象非常普遍，辛德勇先生凭借其丰富的史学知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其中的问题，给该碑研究工作提出新的启示。本文仅从其质疑的五个方面提出相对应的认识，期待更多有识之士从文物考古、书法艺术及史学角度更进一步加强对该碑进行全方位考察研究，以揭去时空之迷障，廓清文本误读，还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