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中被枪毙的县委书记

裴建军

　　1970年3月22日，在兰州市焦家湾荒凉寂静的南面山沟里，伴随着清脆的枪声响起，一颗罪恶的子弹射向了中共武山县委原副书记杜映华，一个党的优秀儿女就这样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无辜惨杀，酿成了震惊陇原的历史冤案。如今，四十四年过去了，让我们来揭示这段尘封的事件的面纱，从历史的档案中走出来，去展现鲜活的真相吧……

　　1927年9月，杜映华生于陇西巩昌镇南面的偏僻山村王家沟一个农民家庭。解放前，杜映华一直在陇西地区读私塾、上小学，20岁时考入陇西师范学校读书，1948年7月在陇西师范学校由当时甘肃地下党领导人万良才和中共地下党员赵建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杜映华的公开身份是陇西县菜子小学教师，秘密工作是在陇右工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游击活动。有一次，杜映华根据中共甘肃陇右工委的指示，组织成立了陇西学生请求减免运兰军粮委员会，并亲自前往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参议会、县党部，呈递《陇西学生请求减免运兰军粮书》，开展抵抗运兰军粮斗争。同时，他到乡村向农民宣传学生抵抗运军粮的斗争意义，通过各种方式说服群众不要给国民党运送粮食，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当他的举动遭到国民党地方官员阻挠和恐吓时，杜映华毫不畏惧，义正词严，终于使抵抗运粮斗争取得了胜利。杜映华十分注重培养、发展新党员，先后在国民党机关、部队、学校物色发展共产党员10多名，建立起了中共陇西城关支部委员会，为陇右游击司令部解放陇西奠定了坚实基础。建国后，23岁的杜映华开始在岷县地委宣传部、漳县县委组织部等部门工作，先后担任三岔区委书记、贵清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合作部长，是中共漳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二届、三届县委常委。在此期间，他参与领导了漳县剿匪、镇反、减租反霸、抗美援朝和土改运动。土地改革是解放后第一个最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运动。1951年10月至12月，漳县第一期、第二期土改分别在新寺区和贵清区的30个行政村、72个自然村进行。杜映华身先士卒，肩负起了土改工作的重任，积极联系群众，扎实工作，顺利完成了土改工作任务，赢得了群众的好评和组织的肯定。1956年11月，杜映华被上级组织任命为漳县县委副书记，这时他还不到30岁。随后，漳县、甘谷县、武山县合并成立武山县后，杜映华担任中共武山县委常委、书记处副书记兼城关公社党委书记。

　　杜映华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政策水平高，工作细致入微，能关心老百姓疾苦，按照党的政策办事。1957年6月，在农村开展的“两条道路”大辩论中，很多地方发生了捆绑、打人的违法乱纪行为，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有人却为此辩解说：“群众在气头上打了人也不算什么问题”。杜映华不这样认为，对此他坚决给予了制止，他负责的木林、张坪、武当、新寺等乡没有出现一例打人、捆人的事件，为此许多人都说他“右”了，可他却不在乎，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沉稳地指导了这一工作。后来，根据省上领导的指示，严厉批评了打人的违法乱纪行为，才制止了这股歪风。1958年，杜映华兼任武山县城关公社书记后，为了很快熟悉情况，认识干部，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踏遍了东顺、山丹、马河、榆盘、滩歌、渭水、龙台等14个管理区，并在北山、南山和沿河川道区域分别确定了有代表性的三个大队为重点，由公社领导干部分头驻点，以点带面，指导工作。当时是“大跃进”的年代，别处是什么“检查团”、“促进团”，动不动就“拔白旗”整基层干部，说假话、吹牛皮盛行，“浮夸”之风愈演愈烈。面对这些情况，杜映华一方面反复叮嘱公社干部要了解实情，解决问题；一方面走村串户，上门到农民家体察民情，组织劳动力，同农民一起抢收地里的庄稼，没有一点官架子。群众赞扬说：“杜书记是咱农民的贴心人”。1959年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阶级斗争这根弦明显越绷越紧。这时，他看到，由于大跃进、吃食堂、大炼钢铁、虚报浮夸，造成农民生活非常困难，日子面临绝境，有些农民饥饿难忍，就吃观音土，这是生长在山脚下的一种泥土，土质细腻嫩滑，当农民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时，把观音土挖回来用筛子过滤后 ，拌上野菜和树叶，以此填饱肚子，若吃过量，就会在肠胃内形成干结，最后导致胀死。杜映华心急如焚，就悄悄发放救济粮救灾度荒，并让大队、生产队按实际亩产上报产量，他的这种做法与其他公社开斗争会逼迫基层领导、强征公购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城关公社农民的家里都悄悄留了点口粮，保证了老百姓的生活。1959年10月，中共武山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杜映华的“右倾”思想和“反党”言行，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份子”的帽子，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

　　杜映华劳动改造的草滩农场，有一批被甘肃省委下放来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1958年6月底，兰州大学第二类处分（保留公职或学籍，劳动考察）的右派师生40人（其中右派大学生36人，右派研究生2人，还有化学系右派讲师胡晓愚，经济系日本留学归来的右派副教授管照微），由中共甘肃省委统一发配天水地区，后由天水地委“一分为二”，一半分到天水市，另一半分到武山县。在天水市的兰大右派师生分到北道埠公社、马跑泉公社、麦积公社的一些生产队；在武山县的兰大右派师生分到城关公社和洛门公社的一些生产队；都是下放监督劳动改造。

　　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各地虚报浮夸之风盛行一时，这些师生亲眼目睹了这种荒唐运动带来的恶果，虽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心里都十分清楚问题的严重性。1959年春节前后，大饥饿已开始笼罩甘肃大地，公共食堂相继断炊，农民饥饿难忍，好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而没有走的农民则以榆树皮充饥，用观音土为食，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家由于没有吃食全家饿死殆尽。这些右派师生看了这样的惨境，心如刀绞，然而他们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根本无法将实情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张春元、顾雁、向承鉴、谭蝉雪等这些热血青年于是与上海养病的北大右派学生林昭联系后，冒着生命危险出了刊物《星火》表达自己的思想，用事实揭露当时的黑暗，然后在他们中间传阅。其后，他们以彭德怀的冤情、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南斯拉夫成功的经验撰文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和《红旗》杂志。《星火》刊物只出了一期，第二期不待印刷，就被公安部门告破。1960年9月30日，在武山天水的这批学生全部被捕。在《星火》刊物的第二期里，其中就有兰大化学系右派学生向承鉴的一篇《食母记》，这是他听到甘肃省陇西县一个儿子的母亲去世后，儿子将母亲尸体放在洋芋窖里偷偷吃得只剩下了头骨，后被人揭发，将其逮捕枪毙并公布了公告的消息后写出的。他当时听到这件事情，悲痛万分，奋笔疾书，写了这篇文章，但此文不待发表他就被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在这些兰州大学右派学生被下放到武山县的日子里，作为县委副书记的杜映华，非常尊重这些有知识的学生。为了让这些右派学生充分发挥其特长，组织他们为农民教文化，并同学生们一起办起了公社综合化肥厂。向承鉴虽是兰大化学系一年级学生，也被抽调办化肥厂。杜映华还亲自下村与这些人住在一起。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杜映华感到这些学生不仅有知识，有活力，而且还富有正义感，所以，他开始尊重和同情这些学生。至今，当年的兰大化学系右派学生向承鉴回忆起杜映华和他住在一起，为他打洗脚水的情景，历历在目，仍然感慨万分，对其为人赞不绝口。向承鉴说，这主要是杜映华和我们都有一种共识，认为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从心里对当地挨饿受饥的农民产生了怜悯之情。后来，杜映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到草滩农场改造，学生们对他更加同情和尊敬，并且积极与他交流思想，关心政治，经常议论国是，积极支持学生的正确观点。因此杜映华被牵连，逮捕入狱。兰大学生谭蝉雪、胡晓愚、何之明各判处10至20年徒刑。杜映华被判处5年，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期满后，名曰“释放”，却不得回家，留在监狱“就业”当工人，唯一区别是有一定的外出自由。1970年，杜映华又被以向服刑的“密谋暴动越狱”反革命犯、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传递消息而被判处死刑。

　　杜映华被枪毙后，他的家人备受生活的煎熬，妻子董淑桂和三个幼小的孩子从武山县城关来到陇西东四十铺土店子，自谋出路，开始了他们风雨飘摇的凄惨生活。没有住房，他们四处求借，只因政治问题怕受牵连，多数人不敢长期借房住，三年搬了七次家。最后只能搬进了南山脚下的窑洞。风餐露宿，一住就是十四年。没有吃的，他们就挖野菜填补充饥，每天疲于奔命，沿铁路线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在那个年月，董淑桂一个人带着孩子受尽了别人的辱骂和歧视，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在漫长的日子里，董淑桂忍着心中的悲伤，以惊人的毅力支撑着这个家，身体每况愈下，终于积劳成疾，胃切除了三分之一，治病欠债4000多元。但她还是历尽心酸坚强的等着、活着，将孩子一个个抚养成人，盼来了她丈夫杜映华平反昭雪，冤屈大白的欣慰日子。

　　1980年5月18日，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0天法刑审字21号〕刑事判决书下达，撤销武山县人民法院（62）武法刑字第96号刑事判决书和天水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天革保审〔70〕001号判决书，判决书称：“杜映华没有参加右派反革命集团。服刑期间，没有进行反革命活动。原两次以反革命定罪是错误的。”同年7月31日，中共天水地委以地委发〔98〕号文件，印发了天水中院党组《关于杜映华同志宣告无罪后有关善后工作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地委在印发这个报告的通知中指出：“杜映华同志的问题是在错误路线下形成的”，应宣布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按照这个通知，地县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工作，杜映华家属的安置善后工作得到了落实。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杜映华平反昭雪后，竟连个追悼会也没有召开，时至今日了解和熟悉杜映华的人们心里都感觉非常遗憾……

　　岁月流逝，时光似水，杜映华的冤案却深深留在了人们心中，成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今天我们回顾这段血的历史，就是要让后来人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为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美好社会付出了多么昂贵的学费；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在中国这块封建古老的土地上不断进行改革，让那种一个人、一个集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文革”的惨痛一页成为过去。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世界交流的密切，我们愈来愈认识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本质也是对法治的认识问题，只有认识到法治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起到基础性作用的时候，也就是国家具有远大前途的时刻。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我们希望着一个未来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所信仰的。”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法治也是我们所信仰的，建设一个法治的中国，才会拥有更加宽广的道路，才是强国之本、希望所在。 （作者系中共天水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