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父亲邓宝珊的亲密交往
□邓成城
我的父亲邓宝珊,少年从军,在艰难曲折的革命生涯中,一直同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成为真挚的朋友。习仲勋同志就是这些朋友中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位。
抗战初识
父亲生于一个弃儒经商的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幼年父母双亡,一度沦入社会底层,过早接触了人世的艰辛,和广大劳动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他总是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一切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抗战开始后,他态度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将陕北榆林、内蒙、山西等地的进步力量巧妙地凝聚在抗日的旗帜下,与党中央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建立和保持了睦邻友好关系,筑起了北线抗日的钢铁长城。
为商议抗日大计,父亲曾多次去过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贺龙、林伯渠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并和这些革命领导人多次促膝长谈。每遇重大事情,毛主席总是给父亲通电致函,父亲总是通力合作,配合相当默契。毛主席对父亲的爱国行为十分敬仰和感念。1944年12月22日,毛主席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宝珊先生吾兄左右: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1943年6月,国民党中央电召父亲赴重庆开会,并明令“绕道宁夏赴渝”,意图是防止父亲和延安接触。父亲接电后十分反感,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从榆林赴延安,要经过绥德。习仲勋当时任绥德地委书记,得知父亲要经过绥德,立即组织当地干部群众数百人在城外夹道欢迎。习仲勋和当时任抗大校长的徐向前共同策马在远郊相迎。在盛大的欢迎会上,习仲勋热情洋溢地致了欢迎词。会后交谈中,父亲向习仲勋谈了他对抗日和时局的看法,谈到了对老朋友胡景翼的怀念之情和对正在延安养病的至交续范亭的深切关注,谈得十分投机。这种对中国革命前景的共识,成了他们结为终身好友的基石。
西北共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对父亲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任命父亲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下发后,毛主席专门找父亲谈话,在追述了父亲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和他们之间的珍贵友情后,很关切地对父亲说: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习仲勋负责,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你在甘肃工作,要和他们一起共事,赴任前,你是不是先给他们发个电报,如你觉得可以,你把电稿拟好后送给我,我替你发。父亲非常感动,想不到连这样具体的事,毛主席也替他想到了。电报送出后,毛主席很快转来了彭德怀、习仲勋的复电。他们在复电中对父亲到甘肃任职表示了衷心的祝贺和欢迎。其情之真,其意之深,使父亲感奋不已。
1950年1月下旬,父亲赴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典礼和第一次委员会议,同彭德怀、习仲勋等同志又一次相聚。父亲汇报了甘肃省的工作后,彭德怀和习仲勋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并多次和父亲就甘肃的民族问题、土改问题、农业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进行了长谈。父亲生前曾多次对我们子女谈到了对彭德怀和习仲勋的深刻印象。认为彭老总待人诚恳坦率,有将帅之风；习仲勋年富力强,气度宽宏,能挑重担。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共事,心情格外舒畅。
体恤民情
1958年8月,习仲勋偕余心清等同志到甘肃和青海视察工作。到兰州后,父亲设家宴款待习仲勋一行。席间,父亲向习仲勋汇报了甘肃的工作,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甘肃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特别对未经科学论证、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马的“引洮上山”工程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习仲勋对此十分重视。数日后,父亲陪同习仲勋考察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和玉门油矿及当时正在筹建之中的酒泉钢铁公司,听取了这些地区和单位的汇报以及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关于莫高窟维修保护的建议。随后,父亲又陪同习仲勋赴青海格尔木等地视察。视察结束后,习仲勋同志向中央如实汇报了甘、青两省的情况。
1959年,甘肃的困难局面日趋严重,农村群众开始外流逃荒。目睹这种情况,父亲忧心如焚。他坦诚地向周总理、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情况和自己对甘肃出现这种严重局面的看法,引起了周恩来总理极大关注,很快指示习仲勋同志负责组织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从陕西、宁夏、四川等地调运粮食支援甘肃。在中央和陕、宁、川等兄弟省份的共同努力下,大批救援粮食迅速运往甘肃,缓解了甘肃的困难局面。
挚友情深
随着工作上的频繁接触和生活中的亲密往还,父亲和习仲勋之间更加了解,友情愈加深厚。习仲勋同志对父亲的恢弘气度和自身修养非常敬佩；父亲对习仲勋的年轻有为、轩昂气质备加赞赏。他生前常对子女们说:习仲勋同志卓越超群,是一位难得的知己朋友,与他交往,获益匪浅。为表达这种感情,父亲曾请齐白石老人为习仲勋同志作“喜梅图”一幅,习仲勋对这件艺术珍品非常喜爱,一直高悬在客厅。前几年,我前去看望习仲勋时,他还指着这幅艺术珍品向我述说当年赠画的情景。
父亲对习仲勋的了解和评赞,在许多重要场合都有所流露。1956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一天下午主席团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幽默地说:今天我是孤家寡人了,邓主席,一同到我那里去吧。在毛主席的约请下,父亲和毛主席同乘毛主席的坐车,从怀仁堂到了毛主席的住所丰泽园。毛主席特意为父亲准备了西北人喜爱的面食。饭后,他们倾心畅谈,谈中苏关系,谈国内外形势,也谈到了对习仲勋、张德生同志的评价。毛主席说,邓先生,你是可以“通天”的,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和中央接头。父亲坦诚地对毛主席说:我在榆林十多年,过往延安多次,途经绥德和仲勋早有过接触,仲勋也去过榆林。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主席非常赞同地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德生同志我只接触过两次,听说你们合作得很好,他是你的副主席嘛!
1962年夏,康生利用李建彤撰写的《刘志丹》一书,对习仲勋同志发难,使他蒙冤达16年之久。当时,迫于形势,很多人对习仲勋同志之事噤若寒蝉,只有父亲和张治中,多次伺机向毛主席进言。此事父亲从未向我们提及过,一直到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我和姐姐邓引引去人民大会堂看望习仲勋时,他才对我们讲述了这件事,并且很动感情地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真正能为我说话的就数你们的父亲和张治中了。”
习仲勋对父亲和我们也关心备至,百般爱护。1956年夏天,父亲带病到北京参加会议,正在高中读书的我利用假期第一次到北京游玩。一天下午,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在百忙中抽时间偕余心清等人陪父亲游览颐和园,并特意安排了父亲休憩和医疗保健事宜。本来还约定日内陪同父亲观赏京剧,剧目也亲自选定,但因当晚毛主席找习仲勋安排他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去民主德国参加一重要外事活动而未能如愿。外访结束后的一天晚上,中央办公厅约请父亲观看京剧《西厢记》。父亲因病不能前往,习仲勋特意带上我一块到怀仁堂去看演出。晚8时,毛主席亲临观剧,我第一次看见毛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目不转睛地盯着毛主席看,以至演出结束后,还沉浸在兴奋之中。习仲勋看到我的神情后,笑着说:“你很有福气,能和毛主席看一场戏。如果你父亲在场,还可以领你去见见主席呢!”习仲勋非常关心我们兄妹的成长,每逢假期,我到北京时,经常到习老家里去,习老全家对我非常热情,每次都要详细询问父亲及家人的工作、生活、身体状况,使我们感到,与习老在一起十分亲切。在交谈中,习老多次叮嘱我,要学习父亲自身的修养,不凡的气度,博大的胸怀,执着的追求,做一名像父亲那样的人。1994年11月份,我去深圳时,特意看望了习老,他以十分关切的心情,问及天水修建父亲纪念亭的事。
1968年11月27日,父亲不幸在京逝世,享年74岁。由于国人众所周知的原因,父亲的追悼会一直到1979年4月24日才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同志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出席了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举行的追悼会,和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胡耀邦、王震等领导人一起送了花圈,宋平致了悼词。在此期间,习仲勋对我们百般宽慰,那种真情厚谊使我们终身难忘。
父亲逝世后,习仲勋几次在报刊和各种纪念父亲的活动中追述父亲的功绩。1984年,李维汉、习仲勋、汪锋等3位老同志联名撰写发表了题为《深切怀念我们党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先生》的纪念文章。文中说:60年来,在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的爱国人士中,邓宝珊先生就是一位。他一直和我们党保持着联系和友谊,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朋友,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1984年11月17日,民革中央在北京举行了父亲诞辰90周年纪念会,习仲勋出席了会议,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1994年12月3日,民革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父亲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习仲勋同志由于不在北京,专门致函说:在邓宝珊将军百年诞辰之际,我谨对这位从20年代起就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忠诚朋友,表示深切的怀念。邓将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解放战争中为促进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功劳卓著,贡献很大；建国后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新的贡献。他的高尚品德和光辉业绩会永远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邓成城:原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原甘肃省政协副主席,邓宝珊将军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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