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上瓦的琉琉瓦，我为你着挨过打，名声背了打挨了，昧了良心不来了。”忧怨的情丝被苦苦的嗓音包裹着，缠绵的情调被婉转的曲调侵袭着，从古唱到今。尤其当我们大家随波逐流，在对现代化的音符进行复制、粘贴和拷贝中，蓦然偶遇从关山脚下漫过来的一曲曲张家川“花儿”时，那种美丽动人的情韵和旋律抚慰着你我的心扉，敲打着听者的心灵，击穿着观众的肺腑。这就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家川“花儿”，一曲曲浸泡在历史长河里的动人情歌，一首首穿越在时空隧道里的美妙乐曲。

　　“花儿”是西北劳动人民在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创造的一种优秀民间文化艺术,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与音乐家完美结合的独特艺术形式，因歌词中多将青年女子比喻为“花儿”而得名。它主要流行于贺兰山以南，六盘水以西，岷山以北，日月山以东的这一横跨甘肃、宁夏、青海三个省区的广阔地带。它以高亢嘹亮，挺拔明快、激越动听的特色，在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百花园中独放一葩。

　　张家川“花儿”是居住在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的回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一种民间曲艺,是生活在这一区域内回族人民内心世界的独特反映,是当地群体历史渊源、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及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文化表现形式,表达了该地区回族人民热爱生活,勤劳勇敢、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张家川“花儿”既是歌,也是诗,是民歌海洋中的一朵奇葩。它像泥土一样淳朴,是一种抒情的文学载体,节奏起伏变化,如潺潺溪流,似江河奔腾。张家川“花儿”通过优美、纯朴的“花儿”曲调,以舞蹈为主体,体现了一种生活。它包罗万象,有的表达爱情、表现自然景色和天文气候,也有的宣传党的政策,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等等。《中国民间歌曲花儿集成（甘肃卷）》中把甘肃的山歌花儿分为三类，根据地域和水系流径分别被称之为“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和“泾渭花儿”。张家川“花儿”当属“泾渭花儿”之类，但任何一种说唱艺术在流传过程中无不打上地域特色的烙印，方言土语的抗体在吸收各种外来营养因素的同时，又顽强的保持着原有特点，张家川“花儿”亦不例外，她如天籁自鸣，却异常深刻而真切，其艺术魅力往往令人叫绝。

    “花儿”究竟始于何时，史料说法不一，从明代万历年间的诗人高洪所写的《秦塞草》诗句来看，他的兴起应当不晚于明代。而在200多年前的清乾隆年间“花儿”就已经负有盛名。清代临洮诗人吴镇曾经就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赞语。而张家川“花儿”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宋元时期各地商贾,包括波斯、阿拉伯人在陇东南各地经商,多有留居不归者,大部分冠以汉姓,娶汉女为妻,成家落户,成为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自明清时期,大量云南、陕西、河南等地的回族迁入张家川定居,“花儿”便随之根植于这块沃土,成为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张家川县独特的地域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县域内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张家川“花儿”。经省、市民俗民艺专家近年来的多次考察和论证,张家川“花儿”从行腔、唱调和风格上有别于“河州”、“洮岷”两大流派,独树一帜。它与临夏“花儿”在格律、形式、结构、调式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其独特的个性,以羽调式,徵调式最为常见,在部分词汇中渗入了“小曲”的音韵,曲调高亢嘹亮, 歌声悠扬，委婉动听,音乐跌宕起伏,令人爽心悦目。 

　　张家川“花儿”语言丰富,其最大特点是通常以老百姓的日常口语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她散发着一种乡土气息，没有过分的渲染夸张,在朴素之中展现回汉儿女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和感情, 给人一种和谐融合、自然流畅、原汁原味的情韵, 具有情感真切、乡土气息浓厚等特点。词律多以生动形象的比兴起句，结构以四、六句为主，曲令有百十种之多。

　　张家川“花儿”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是多方面的, 其内容可分为抒情、叙事两大类, 前者居多。从题材上可分为情歌、生活歌、历史典故歌、神话传说歌、时代新歌等几大类，表达感情纯朴浓烈、热情奔放。在流行数量上，以表现爱情为主题的“情歌”居多。也涉及到更多的领域乃至群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张家川“花儿”从体裁上又分“叙事本子花儿”和“抒情草花儿” 两大类。两大类又有叙述整部故事或完整内容的“整花”和触景生情、即兴创作的“撒花”之分。“叙事本子花儿”根据小说、戏剧演唱的历史故事创作，这类“花儿”的内容健康，叙事性强，情节完整，内容生动，篇幅都比较长，可以在家中、村里演唱。如《孟姜女》、《割韭菜》、《绣荷包》、《卖饺子》、《十盏灯》等；而“抒情草花儿”则是篇幅都比较短小的山歌，主要以情歌（俗称“野曲”）为主，兼及其它，这类“花儿”的语言质朴率真，大胆炽热，表达感情纯朴浓烈、热情奔放。不乏诙谐与机智，或歌唱欢乐爱情，或倾诉相思之苦，有着浓郁的农村乡土味，但不能在家中和村里演唱。如《大路畔里的金盏花》、《上了梁梁暖着里》、《河里的石头翻三翻》、《红铜黄铜都是铜》等。

　　据张家川县政协委员、《张家川民间故事三套集成》参与和编写者王成科介绍，张家川“花儿”的成分和类型较为特殊，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本土花儿，有时又称关山花儿。这种“花儿”主要产生于从事农业劳动和生活的青年男女之中，如《拔胡麻》、《扬燕麦》、《长工愁》、《南坡担水》、《热头爷上来红似火》、《月亮上来亮上来》、《光阴好比打墙的板》、《二细的草帽白飘带》等，主要反映百姓劳动与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等内容，这种“花儿”在张家川占绝大多数；第二种是脚户花儿。因为张家川自古是关中西出口外，北上宁夏的交通要道，在这个独特的地域里，一支支旧时被称之为“脚户”的运输大军，他们在长途跋涉的枯燥旅途和风雨兼程中创作并传唱着这种花儿，这里面还包括了走州过县的行旅商贩和翻关山、闯牧区的皮毛贩子（旧称“山客子“和“背夹子客”）创作并传唱的花儿。如《骡子带马的铃》、《骡子走了固原了》、《土黄骡子驮盐哩》、《白马钉了银掌了》、《西口处发了青云了》、《白马磕的镫响里》、《兰州的白塔固原的钟》、《二十条骡子下汉中》、《身背着羊皮怀抱着毛》、《固原城里有棵嫩白菜》等，这些花儿由于源流纷繁，腔调多变，似乎柔进了河湟，洮岷、河西各民族的腔调和韵味，给张家川花儿注入了多样成分；第三种是麦客子花儿。张家川地处陕甘交界关山西麓的高寒阴湿山区，由于海拔、气候等各方面的原因，张家川的夏收与陕西的夏收时差将近三个月，千百年来形成了另一种独特的农耕文化现象，这就是当陕西开始夏收时，甘肃人就会自发的组织剩余劳力拿起镰刀赴陕西帮助他们收割小麦，关中人通常将这些劳务大军称之为“麦客子”。“麦客子”花儿形象的表述了“麦客子”赶麦场的艰苦和对家人的思念之情，如《旋黄虫叫唤着催人里》、《脊背上晒的肉卷卷》、《头枕的磨石数星星》、《翻一场关山脱一层皮》、《这一回麦场赶烂了》、《一天赶一天远了》等，凡是有“麦客子”的地方就有山歌小调和花儿的声音，他们赴陕西赶场时只带去了一身力气和山歌小调，而回来时不但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而且还带来了晒干的蒸馍，更令他们高兴的还有在路上与各路麦客子在交流过程中学会了他们唱的南腔北调、山歌、小曲和花儿，这种花儿里面不仅有《信天游》的激昂，《眉户》的华丽，《婉婉腔》的缠绵，《皮影腔》的明快、《曲子戏》的婉约等，这种花儿在张家川近年来的山歌花儿演唱中占有很大一部分。

　　在张家川，人们通常把唱花儿称之为“漫花”,“漫花”是张家川县妇孺皆知的民间艺术, 他们或以歌会友、或以歌传情、或以歌言志, 无论你何时来到张家川，不管是在关山牧场、山林溪涧,还是在沟沟峁峁、田间地头,你随处都可以听到漫花声。虽然, 唱花儿者可能是摇动鞭儿的牧人、追求爱情的情侣、饱经世事的沧桑老人、远行路上的过客、或是辛勤劳作的农民,也许他连字都不识,但是他们却能用或热情奔放、或苍凉悲怆、或委婉含蓄的花儿,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喜怒哀乐, 这就是花儿的魅力。

　　张家川群众平时唱“花儿”，一般不拘时间、地点和形式。不管是山坡上还是田边的地埂上，干活累了，漫几句“花儿”驱驱乏气，添添精神；看见心爱的人了，漫几句“花儿”表露情思；心中高兴了，漫几句“花儿”表示快乐；碰到困难了，漫几句“花儿”舒舒忧愁；觉得孤独了，漫几句“花儿”排除烦恼。真可谓“漫开花儿透心甜，十天九夜口不干。”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甘肃广播电视台记者李恩春专门慕名来张家川采访“花儿”，采访节目在甘肃广播电视台播出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这是张家川“花儿”首次在媒体亮相，很快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73年，时任张家川县文化馆馆长的闫治洲，副馆长王洛祥等人，在广泛收集张家川回族花儿曲调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张家川县马鹿公社建起小水电站和全县干部群众拉运腐殖酸肥料的史实创作编导了《咱山村有了水电站》、《百里运肥》两出花儿歌舞剧，由当时的张家川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唱，在天水地区文艺调演中获奖后，1974年，被作为当时天水地区的献礼节目推荐到省上参加会演并获荣誉奖。其中《百里运肥》的音乐创作受到了省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并被推荐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声乐资料被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播放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这也是张家川花儿曲调首次走向天水、省城兰州和首都北京，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难能可贵，这也是张家川花儿曲调的首次收集整编并应用于舞台。 

　　1980年初，根据中央、甘肃省、天水地区文化部门关于选编《民间歌曲集成》的有关精神，张家川县开始对全县的民歌展开历时半年的普查与抢救工作，县文化馆派出专业人员，徒步跑遍全县16个人民公社，50多个生产大队，采访民间歌手80多位，共收集和整理张家川民歌、小曲调和花儿60余首，配以简谱后油印装订成册，并加以保管。

　　1987年春季，中宣部，文化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全国搞《中国民间文艺三套集成》系统工程，要求用两年时间完成全国民间文艺的普查、抢救、收集和整理，并按期汇集成册，以县卷的形式逐级上报，综合定稿后形成《省卷》和《国家卷》，六部委还制定了详细的《三套集成工作细则》，根据《细则》，张家川县文化局成立了由局长冯衔褚任组长的6人领导小组，他们跑遍了全县的各个角落，历时九个多月，录下了近百盘磁带，为了广泛收集资料，县上还专门为14个乡镇文化站专干压了担子，还发动4所完全中学师生搜集撰稿近千件。根据集成细则，县文化局搜借了图书馆所有的资料剪辑对照甄别，利用仅有的识见存真存精，逐盘逐件反复比较，特别是对一些方言口语的用词，尽量在保持原貌下据典敲准，铝字打印后装订成《张家川民间故事三套集成》上报，共用时三个年头。《张家川民间故事三套集成》由于质量高，受到国家科委、民委、民研会等六部委的表彰和奖励。其中《国家卷》共甄录张家川三套集成作品数8篇（首），《甘肃卷》里共甄录张家川三套集成作品数14篇（首），其中有4首还被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族文化丛刊》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