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龙的村庄

□李建学

　　我的故乡在元龙。

　　元龙是天水东部山区最大的乡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元龙公社的二十八个农业生产大队，以六十五个不同村庄的形式，珍珠一样，撒在渭河两岸的山川沟壑间。田园牧歌的图景，柴草炊烟的记忆，隽永悠长。

石 谷 川

　　石谷川是元龙一个不大的村庄。

　　从名称上来看，石谷川应该有石头有山谷也有川道。

　　石谷川的灰瓦民居成条块状静谧在渭河峡谷北岸的山脚下。大石头没几个，小石子随处可见；村后靠山的陇海铁路上，密实的道砟石走进去总会咔嚓咔嚓响。渭河谷地的川道都不咋开阔，石谷川平地更少；据说因为河流不断改道，近百年来有不少良田被洪水吞噬了。

　　不足百户人家的石谷川，早年有三处村落。村西南逼仄在铁路与大山之间的自然村，有一个很元龙的名字——水沟下（ha）。

　　在元龙，都把地名或村名后面的“下”字读作方言“ha”，有位置的意思。比如母亲娘家的村子叫井儿下，还有石谷川东边的小村码头下、甸儿下等，朴素明白。

　　水沟下是一个仅有二十户左右人家的赵姓村庄，我的小姑就在这个村里。少年时经常走动，对这个时常被火车震得脚地晃的地方，比较熟悉。村里有一棵老槐树，元龙车站东移到村头；老槐树犹如一本书，写满了往事。

　　作为村庄主体的石谷川，农家小院大多坐落在渭河与铁路之间的狭窄沙土地带的树荫里，高姓人家占绝大多数。在村庄东北怀抱着铁路的大山高处，残存过一个险要的土堡；约十来户人家，雄踞成另一个小山村，叫做石谷川“坪上”。

　　“坪上”也是一个元龙味道十足的名称，一般指高出主体村庄几十甚至几百米位于半山腰的民居。比如石谷川渭河对面人口众多的桑渠“坪上”，也叫堡子上；旧时代兼顾躲避洪水和匪患的双层功能。

　　石谷川“坪上”人家不多，却有过元龙曾经顶尖的两个大户之一——“高家”的老宅。民国年间的“高家”不仅富甲一方，听说其子弟中出过黄埔军校的学生。仅此一条，在元龙乃至渭河两岸东西百里的村庄，差不多空前绝后。对此我有疑虑，猜想应该是国民政府1938年开办在陕西凤翔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该校后来迁到西安韦曲镇，据说是黄埔9所分校中培训营级以下军官最多的一个。疑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凤翔距离元龙150多公里，韦曲也不太远；二是穷乡僻壤的元龙历史上没出过太大的人物，“高家”子弟可能不算正宗的黄埔生。

　　人民公社时期，石谷川大队下辖3个农业生产队，西头的水沟下是3队；东头高就的“坪上”是1队，中间的石谷川才是2队。包产到户以后，生产队更名村民小组，组织结构没啥变化。变化最大的是“坪上”的民居不断拆迁，多年高高在上的堡子，不见了。

　　新世纪以来，我对儿时就有点好奇的石谷川产生了兴趣，当然是“高家”。我很想深入了解这个传奇家族的兴衰经历，积累小说素材。只可惜对石谷川并不熟悉，这件事至今一厢情愿，就连“坪上”也没去过。

　　就说石谷川吧，走进人家也就有数的几回。多为路过，早年搭货车从东边的葡萄园火车站顺铁道步行回元龙李家沟，当然走过石谷川的炊烟；长大了骑车子穿过村前的沙子路，到下游的几个村子里去走亲访友，要从石谷川的鸡犬声中穿行；后来离开元龙出来上学和工作，偶尔坐火车回老家，必须通过石谷川村后的铁路。

　　在石谷川，不同时段相处过五六位中学同学。初中一位同学有家传医道，工作后我还去拜过年。1987年吧，姨家的表姐嫁到石谷川，现在已是几个孙子的婆婆了，我却没有到她家去过。也就是说，对石谷川的印象，浮在表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暑假，读完初二准备升入初三的伏天；偶然的机会，我被母亲托人塞进副业队，在铁路上卖力气。一个多月搞副业的日子，石谷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那些年不流行打工一词，搞副业也是农业社遗留下来的说法。我们每天在铁路上干10个多小时的体力活，工价一块五；扣除包工头的抽成和税款，我能拿到一块一毛多。上工的第一天，就在石谷川的铁道上，突击换钢轨。

　　换钢轨全是人工操作，最要命的是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当时的宝天线只有一条行车道，东来西往的列车行走的间隙有限，做不完就会造成重大事故隐患。工长十分严厉的警告：列车掉道了，枪毙责任人。

　　民工天不亮从四面大方的村庄集中到养路工区的院子里，包工头点名后，工长讲话并按照领工员职责分配任务。完了我们涌到站台上，在确定的时段乘坐轨道车直奔施工点。到位后，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几节很小的轨道车抬出路面；领工员在施工点两侧放置好安全岗，大家拿到工具，听过施工要领讲解，就在几名养路工的带领下分班在边上等。我们等来来往往的列车通过，等东西两头十几里外车站发出的施工信号，在规定的时段内替换掉旧钢轨。

　　时间一到，领工员吹哨子发令，近百人呼啦一声抢上铁路。民工两人一组，先用半米高的螺丝把松开固定钢轨的螺帽，再用羊角镐拔出道钉。一根钢轨所有的固定装置都清除后。大家按照规定动作面对面蹲在钢轨两边，双手紧抓钢轨，随着号令一起发力，竟然把那么重的钢轨“抓”下了路基。接着如法炮制，再把路边备好的新钢轨“抓”一根回来，摆上原位置固定。全部工序做完，看着质检员提“道尺”逐一测试合格，才算完工。

　　几根钢轨换下来，慢慢熟练了，也不害怕了，感觉铁路工人的技术并不复杂，也没有农活累。在吵吵嚷嚷的民工队伍里，我算年龄最小的一个；虽然几次被领工员以不信任的口气责难，好歹没有被清退。干到第三天，我已成为机灵的熟练工，因为受到夸奖有点忘形。

　　一位白发苍苍的技术员说：“年龄小有啥可说的？我十三岁就在铁路上挣饭吃了。”标准的河南口音，瞬间让人脸红。

　　那一年，我过了十五。

　　在石谷川那段铁路上，少年的我老成了许多，激增不少见识。

　　第一个发现，铁路工人跟民工是天壤之别。工人戴帆布手套穿劳保皮鞋还有雨衣，我们一无所有很容易受伤。中午吃饭的时候，轨道车定时给工人送餐；我们三五成堆坐在旧钢轨上啃自带的干馍，口渴只能跑到铁路桥下的小溪边想办法。工人大多动动嘴，我们必须出力流汗，还不免挨骂甚至被清退。

　　第二个体验，在烈日和暴雨下。换钢轨到第七天正午，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所有的民工浇了个透心凉。那天冷得直打哆嗦，我终于相信三伏天能冻死人的说法了。暴雨过后又是慷慨的烈日，没有雨具的民工第二天就病倒了七八个。那天在全身打冷颤连螺丝把都抓不稳的赶工过程中，在领工员的叫骂里，我不时地想起语文课本中的《在烈日和暴雨下》。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中的一段描写，通过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的遭遇，写人活着的不容易。虽然在新社会，我身临其境。那天的暴雨下过一个多钟头，路边的石谷川隐约在雨雾里。对暴雨我没觉到多难熬，等到冷得牙齿不停打架，等到有人死命的往石谷川场院的麦草垛子里钻，才意识到炕眼里渗出来的柴烟，都有家的温暖。

　　第三个感受，钱比命重要。钢轨换毕了，新的任务是在弯道处的路基上做加固工程，再把沥青浸泡过的木质枕木换成新式的钢筋水泥构件。加固工程要在运行列车的钢轨下面依次挖出深两米的长方形土坑，掏掉成年渣土，换上三合土。三合土就是一层沙子一层石灰一层黄土，层层铺设10厘米再夯实；直到土坑回填至道砟石水平，才能抽掉钢轨底下的旧枕木换上新构件。做加固工程，只能蹲在坑里用锯过木把的十字镐和铁锨挖掘。有时候逞能，列车在头顶上缓慢通过也不出来，就躲在坑里。我那时爱看领工员手中挥舞的信号旗，能指挥火车不断减速。第一次换枕木，800多斤的新构件，绑上绳子4个人用撬杠抬。领工员喊一二三大家齐发力，毫无经验特别是缺乏耐力的我，一下子被压趴倒在道砟石中。根本来不及喊疼，同组的伙伴已经在骂我不像个男人了；只能挣扎着起来，拼上命再抬。换枕木的活做了20多天，我也熬成了一个经得起摔打的男人。直到今年奔波在治疗膝关节病的路上，才想到年轻时不该那样挣命。其实出力流汗不算个啥，我还流过血。在钢轨下的土坑里，有一回十字镐划过头皮，血流到眼睛上才感觉到疼。领工员不让干了，简单包扎后就坐在边上看别人干。开学前一天我没再去副业队，母亲后来领到的工钱是40多块。整个八十年代，元龙中学的学费每学期都是2块钱。我在铁路上挣到的钱，比一名专科毕业的年轻老师月工资都多。

　　三十多年来，每次坐火车走过石谷川，都能想起自己亲手换过的钢轨和枕木，想起烈日和暴雨下的经历。

　　这些年为写作“强说愁”，喜欢回味童年时听到“高家”的那些传说，喜欢丰富石谷川“坪上”的记忆，喜欢想象这个大家族曾经骡马成群的日子。想他们的奋斗经历，想“高家”四五代人的爱恨情仇，想把那些零碎的故事演绎成时代图景，作为元龙值得流传的记忆，给后人听。

　　2019年清明节回老家，元龙镇顶级的花椒和苹果商请我到底川去喝酒，没想到叫来了石谷川的两位主事人作陪。席间说起“高家”往事，我顺便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们希望我来写，也说到几位健在的老人。不久见到“高家”的小辈外甥——我一位当中学校长的高中同学，他甚至推荐了必须采访的知情人。那个叫做“如儿”的半老汉，童年一起玩过几回；在邻居的嫲嫲婆家，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他是老人的内侄，来走过亲戚。

　　想着过两三年退出实职，就到石谷川去走走；试着搜集一点资料，为梦中的小说做些努力。谁知突如其来的膝关节病，让我的想法再次悬在空中。

　　作家杨胡平在摘花椒的路上，微信发来对岸石谷川的远景图片。渭河依旧，手机拍摄的山川变化也不大；陇海铁路复线虽然多次改道，仍然从石谷川经过。

　　熟悉的情景，故乡的气息，往事如昨，人老了。那些能细数“高家”逸闻趣事的人，应该都老了。

　　我，也意料不到的急着要老。

　　哪天才能到石谷川去？故地重游，寻找少年印记，也圆梦；再给自己几十年的业余爱好鼓一把劲，就好了。

　　现在的石谷川“坪上”，长满了层层的花椒和苹果树。土堡子灰飞烟灭，很多的人和事，就这么于不经意间，错过了。

李 家 沟

　　生我养我的李家沟，隐在一片温馨的树荫里。雄踞黄土山坡，朴素端庄而又祥和。

　　那些年，村庄背靠的大山上多种冬小麦。果树和菜地很少，以粮为纲。李家沟右边的上崖村被一条“大渠”和次第盘桓的梯田分隔，左边的刘家坪高在山坳另一侧；面前的陇海铁路就一条孤零零的单行线，浑黄的渭河水不管不顾向东而去，一头扎进河里的“龙咀子”梁，把西秦岭数不清的大山拉到家家窗前。李家沟眼皮底下的元龙火车站，每天各有一趟上下的慢车；喘着粗气的火车到站，能给这个偏僻的乡村带来短暂的喧嚣。李家沟东南斜对岸的关峡，一如既往的绿在柏树丛中；而西南角的老街道，才是元龙的心脏。老街濒临渭水背靠拐弯的铁道，铁道以北一字排开的几家大单位，元龙中学、政府机关和卫生院，以密集的瓦房聚成乡镇的中枢。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李家沟如同元龙的左肩，肩负着沧海桑田的变迁。

　　整个八十年代，我都在上学。

　　先是在李家沟念小学，四五年级也就二十几个娃娃，近年才知道有个词叫做复式班。那时候对念书没有概念，更喜欢的是节假日进山砍柴；来回的路上可以听大娃娃讲书里和电影上的故事，背上几十斤劈柴穿街过村，能受到路人赞叹，也能得到父母的夸奖。

　　小学毕业后，1981年秋到1987年夏，从李家沟到元龙中学，整整跑过六年，每天三个来回。中学时期，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即使雨天光着脚丫子“跳泥”，即使考试不及格挨骂，即使跟同学打架受伤，也难得忧愁。

　　上中学的早晨有些冷清，低头夹着干馍馍，多跑步经过出村的坡道——“陡路盖”。这一段弯曲而又陡峭的黄土山路，祖祖辈辈走过很多年。之所以叫“陡路盖”，也许除了“陡峭”之外，还有些“膝盖骨”的象征意义，光滑而又坚硬。雨雪天气，一不小心就会人仰马翻。

　　上学的中午一如既往地匆忙，却丰富多彩。走出校门，公社的高音喇叭准点播放单田芳的评书，能一路听着走回村。《三国演义》、《岳飞传》，很多章节后来都能背诵。走进自家院子，屋檐下的广播匣子——评书在继续。当时政府联系农户的最快捷方式，就是高音喇叭加电线连接各村到户的广播匣子。听着评书，狼吞虎咽吃过午饭，转身就往学校跑。饭后走下“陡路盖”，走得慵懒。逢集的日子，过了铁路桥便道，顺路拐进元龙老街，时常爬到邮电所柜台上看看新到的杂志封面，也眼馋街边的小吃。一路过眼瘾，偶尔到铁匠铺或照相馆凑热闹，再向西走出正街，穿过铁道路基下高大的涵洞，火急火燎赶到中学大门。

　　夕阳下的“陡路盖”，都是美好记忆。中学六年要上晚自习，元龙中学约定成规，周边的上崖、后庄、王家沟、元龙、李家沟等五个村庄的通校生跟住校生一起，必须上90分钟的晚自习。再往西的吴家沿、南边的石家湾、东南的关峡、还有再东的刘家坪和杜家坪，可以自由上晚自习。当然，元龙火车站的职工子弟包括附近的粮站、养路工区等单位的学生，也得上晚自习。

　　上晚自习，多有幸福的记忆。晚饭后出村，走到“陡路盖”，炊烟弥漫的元龙乡村，四季各有色彩。春天的地埂上，才出土的草丫儿透着新生命的气息；盛夏的“楞子根底”下，满目郁郁葱葱的绿；深秋的“曹家河坝”里，红叶点缀着金黄；隆冬季节披星戴月，时常“但闻人语响”，虽然看不到影子，也知道“更有早行人”。

　　走在上晚自习的路上，不远处的高音喇叭亲情伴奏。公社改为乡以后，架在上崖村头的喇叭，会定时放出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都是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听两遍，就能自顾自的哼唱一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当然，更多的时候放的是秦腔戏。少年时不太喜欢看老戏，长大后离开元龙，远离故乡的思念里，心中慢慢生出秦腔戏的种子。我已经写过十五六个有关老戏的短篇小说，写的就是这种故乡记忆。

　　晚自习回来的路上，都是摸黑走石子路，还要过两回铁道，十分费鞋。爬上黄土敦厚的“陡路盖”，就是到家的安然。我们二三十个不同年级的娃娃一路叽叽喳喳，各自说着新鲜的话题；经常悄悄传递课堂里不允许的读物，回家点上灯看。

　　那个年代的读物，最抢手的是32开的《辽宁青年》。在这种小刊物上，开始想象大山外面的世界。后来读《少年文艺》，还订过《少年文史报》和《中学生》杂志。私下里传递最多的是《大众电影》和《武林》，我们除了羡慕电影明星，也吼哈着偷练过几手少林拳。

　　那些年的李家沟，遗忘在社会进步的角落。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就会有人走丢了。十七八的女娃娃，羞羞答答的嫁了人。才上到高一的小伙子，突然间就回家娶媳妇去了。也有高中毕业生通过“考学”，成为吃“供应粮”的公家人而家喻户晓。

　　1980年开始，李家沟逐步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父辈们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养一头犍牛，种好责任地，让全家人吃饱饭。谁知甩开膀子大干两三年后，买骡子成为时尚。父亲660元从清水县著名的“交流会”上牵回来一头栗色儿骡子，成为村里一道靓丽风景。

　　那些年的李家沟，村东山沟边，我们二队上山的土路，就是去北山上属清水县管辖几十个村庄的大路。元龙逢集的日子，骡马一路叮叮当当。山上人按碗卖“糖梨儿”的那个甜，铁路工人“数”鸡蛋买的计较，包括毛驴子歪着脖颈嘶叫猪娃儿闹，都是人间烟火。

　　1984年的小麦大丰收，家家都翻出了几十年没派上用场的粮囤。吃饭问题解决了，脑子活泛的人家偷偷做点小生意，勤快的长辈们开始在自留地里栽花椒树。攒劲的女人娃娃，相约去“跟车”——围车叫卖；上百人追着停靠下来的绿皮火车，吆喝着兜售水果和煮鸡蛋。

　　那些年的李家沟，到处都是勤劳和上进的情景。人们在各自的角色里感恩改革开放的好，也担心土地政策会不会变。那些年，碾场是农忙的喜庆。亲房邻居男女老少齐动手，以互助的方式彻夜劳作，把“龙口夺食”的小麦收获季，当节日一样过到极致。那些年，见多识广的人试着种几棵苹果树，也多为红元帅和黄元帅，还有啃不动的老国光。

　　那些年的李家沟，家家“看着”大牲口，户户养猪喂鸡。过年杀猪做豆腐，还有耍社火，才是该有的滋味。

　　那些年的李家沟，最时尚的是双卡收录机。大音量放出陈仁义的《下河东》，也唱李淑芳的《游龟山》，秦腔戏当为主流。学生娃喜欢李玲玉，都把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记到这位“甜歌皇后”身上了。“每次走过那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让人难忘初恋，还有那个算不得情人的情人。

　　那些年的李家沟，没有见过麻将。过年打几把扑克，多是“天地王”；偶尔打“升级”，也从不耍钱。耍钱是二流子的勾当，都说李家沟庄风正，祖祖辈辈崇尚耕读门第；一方面勤于农事，一方面渴望后人读书上进，风清气正。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十年里，李家沟考出去的学生最多。

　　那些年的李家沟，过年要唱三天三夜大戏。平时谁家有喜事，就有人张罗包电影。电影都是晚场，有时在二队的场院里放，更多的是在1982年左右修建的戏台院里放。下晚自习回来，能踅摸过去看上后半截。

　　那些年的李家沟，吃水要到村东的山沟里去担。担水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还成就了一条进出村庄的路——担水路。那时候过年，都要扎秋千。担水路上边宽敞的“窖院里”，是扎过多年秋千的老地方。后来也到下场里扎。过年的韵味，还是“窖院里”深长。担水路上，有一棵下半身空洞的柿子树，那是榨油的地方。月上中秋的日子，家家以炒香的花椒籽榨油，户户炸油饼。七八个壮汉围着粗大的油杠，把两只大碌碡吊上去加力的情景；花椒油渗出草绳裹严实的油包，沿石头油盘顺嘴子流下来的记忆；仿佛一幅古画。

　　八十年代后两三年，陆续离开元龙到外地去上学。这些乡土的记忆，慢慢成了个人情感的主要内容。

　　1987年秋到1988年夏，我在北道埠的市八中插入应届班复习再考。慢车每次离开元龙，车出西闸口，加速走过“水口”之上的“花桥”；看着窗外静静的李家沟，看到盘旋的“陡路盖”，背着洋芋和萝卜的我，徒生无限忧伤。熟悉的人和事，水一样于窗前流逝。直到走出天水火车站，还有些恍惚。

　　1988年9月19日午夜，在元龙火车站，父母送我登上兰州开往西安的445次慢车，第一次出远门。要到千里之外的长庆石油学校去读书。从此，我就成了一个怀揣故乡的人。

　　此后的十年里，多次坐半夜的慢车回老家。在元龙出站，不敢走李家沟瓦窑门前的大路；阴森森的几孔窑洞里，停放过火车轧死的尸首。我习惯跟着零星下车的旅客，顺车站往西走一段，在三股道路基底下儿时玩过的两眼涵洞处拐过来，向北穿越一处沙土大豁口，几步钻进一队的桃园里。桃园小路正中那座幽暗的庵房子，背后就是回家的捷径。小路左边有我家一块不大的花椒地，右边就是二队的桃园。桃园是我们儿时垂涎的地方，因为偷生产队的桃子，没少挨大人的打。走在自家的地头，再黑的夜晚，都不会害怕。提着行李一路向上，顺沟边的架子车道进村，三步并作两步，就是梦中的老家。

　　有好几回，才走进巷道里，就听到母亲喊着趿拉上鞋跑出来开大门的声音。母亲说：“听脚步，就知道娃娃回来了。”

　　那些年的李家沟，才是家。

　　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想过那个黄金年代，也没有想过世事的变幻，更没有想到故乡的渐行渐远。一晃大半生过去，我亲情的李家沟，无情的成了过往。

　　1980年以来的四十多年，元龙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渭河边上的310国道开通，打开了乡民走向远方的新通道。接着陇海铁路复线建成，元龙火车站东移，农贸市场从老街道迁到火车站旁边，建在我们李家沟早年石头地埂环绕的桃园里。

　　进入新世纪，随着花椒产业的快速发展，随着新农村建设，一排排楼房走进农家，元龙乡不仅升级成为元龙镇，还被誉为著名的花椒之乡。静谧于黄土高坡的李家沟紧跟时代潮流，逐渐改变劳作方式，不种粮食了。花椒和苹果成为主打产业，贩卖花椒和外出务工就是挣钱门道。早年没有人要的石滩地，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房产。就连庄里的人气，也于不知不觉中顺坡下移，慢慢跟街镇分不清了。

　　李家沟日新月异。

　　我的梦，还在流金的岁月里。

靳 石 下

　　靳石下差不多消失了。

　　靳石下是元龙乡镇南山深处的一个七八户人家的小山村，我们都叫做靳石下（ha）。下（ha）是元龙一带方言，有某某处的意思。比如椋子树下（ha），是与靳石下（ha）相隔几座大山、正南方向的另一个大一些的山村，就在著名的天水小黄山——石门山脚下。

　　最后一次走过靳石下，大约是1983年的“五一”前后。带着七八个即将初中毕业的同学，抄近路去石门，也算平生第一次旅游。

　　之所以抄近路，一是从元龙到石门，40多里山路，只能步行；二是通过靳石下（ha）的林间小道，我十分熟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为了吃饱肚子，我们李家沟大队通过在外边工作有点权力人员的关系，从公社要到一块几十亩荒地的“山庄”，就在靳石下（ha）管辖的密林深处。李家沟的“山庄”在一个叫做“尖山子梁”的地方，土肥水美，多少能解决一些温饱问题。吃饱主要是种玉米，还有洋芋和萝卜。更重要的是当时受管束很严的农业社员，可以名正言顺的利用上工间隙砍柴解决做饭问题。

　　最早听到“尖山子梁”，缘于同伴们兴高采烈的讲述。那时候每年的春种秋收，李家沟的社员们都要轮流进“山庄”劳动，主要是男劳力。特别是秋收季节，队里分了粮食，就要从“山庄”里背出来。大一点的娃娃，必须跟大人进山帮忙。去过“尖山子梁”的同伴，回来说得眉飞色舞，让人很是羡慕。

　　第一次进“山庄”，坐在父亲拉的架子车上，其实仅有架子没有车厢。我们鸡叫二遍摸黑出门，还没兴奋多长时间，我就开始打瞌睡。为了防备掉下来，父亲拿绳子把我固定在车架上，再给披上他的外衣。

　　天麻麻亮，我们走过当时“元东公路”可以利用的十几里断断续续的行程，走到莲花池沟门。莲花池沟门是两条山沟汇合的地方，一条通向莲花池，那可是一个有美丽传说的小村庄。另一条溪水潺潺的山沟，通向靳石下。两沟之间时一脉土山，面朝东的层层梯田里有个莫家坡；十来户人家，与低处的靳石下隔沟相望，能听到鸡犬之声。

　　从莲花池沟门顺沟步行四五里，穿过靳石下（ha）村子中间的小路，上山过两道梁，再走十里左右慢坡，才能到“尖山子梁”一带。

　　我的任务，就是守在莲花池沟门看架子车。那些年无论从靳石下沟里出来的水，还是从莲花池沟里过来的溪流，都水量充沛。莲花池沟门对面的山脚下，利用地势引水，带动一座水磨吱吱呀呀的转。这样的磨坊，靳石下村口还有一座。高大的木水轮缓慢的转动着，忙着端粮食上料的村姑低眉垂眼，害羞地不敢看山外来的陌生人。

　　父亲他们各自肩着两根绳子，到“山庄”上去背粮物。粮食有玉米，还有可以当做主粮的洋芋和萝卜。物呢？大多是成捆的劈柴，还有两根胳膊粗的松木椽，用来为架子车充当车辕。

　　进山的男人们大多拿两根绳子，是为了“转”运粮物。人们习惯捆两副承重的粮物，交替背运，一次“转”出两个结果。父亲他们大半天时间往返于莲花池沟门和“尖山子梁”之间，最多三趟，就能装满架子车。

　　夕阳西下，我们拉着车子原路返回，时常摸黑回家。

　　耕种和收获的季节之外，看守“山庄”的主要是几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孤寡老人。比如我的上中农大祖父，还有一队的老地主，都在“尖山子梁”的窑洞和草棚里驻守过多年。

　　童年的记忆里，“尖山子梁”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驻守的老人爱鸣放火药枪，用来驱赶刨食农作物的野猪等动物，也有各类名目繁多的飞禽。父亲在二队当出纳的时候，经常要给“山庄”买火药，他还在场院里放过火药枪。轰隆一声，青烟过处，浓浓的火药味沁人心扉。

　　“尖山子梁”有说不完的迷人故事，比如烧荒时请来的能人顺山坡走一圈，圈内放火开荒，圈外没有一点火星。比如靳石下抽水烟的老婆婆有“法”哩，她在某处点一指头，几个时辰过后就能逮到野兔甚至狍子。

　　看守“山庄”的人偶尔回来，不是扛着木头，就是背着山果。“尖山子梁”出来的山果让我们牵肠挂肚，随着季节不同有乌龙头菜，有山葡萄，还有五味子。更多的是漫山遍野的山杏子。山杏子太酸，大多为了“腾”杏核，可以敞开吃。

　　那些年有些向往“尖山子梁”，只要有机会就会缠着父亲进山。

　　隔了一年，就能帮父亲分担一些苦辛了。不只简单的守架子车，也能跟大人进沟上山，先背一趟粮物出来，再守在架子车旁休息，等父亲一趟趟“转”运。

　　头一回到“尖山子梁”，赶上生产队管中饭。吃的是玉米面洋芋蒸疙瘩，酸菜汤。父亲顺手折两根树枝给我，就是筷子。很多人跟我一样，操着植物气息浓郁的树枝扒饭，多少年都忘不了。

　　有一年端午节跟父亲到“尖山子梁”，要砍够一车柴，晚上挤在土窑洞的热炕上，听看山人讲挖獾猪的惊奇。白天和一位长我几岁的半大小子去泉边淘菜，要把淖过开水的苦菜疙瘩带回家，好做浆水。那个燥热的午后，我们在泉水上方的树林里看到一条粗大的蛇。两个人被点了穴似的吓傻在牛蹄窝子泥水里，直到灰黑色的蛇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都说那是“尖山子梁”的山神爷，从不伤人。其实我仅看到大蛇转身离开的后半截，还有冲击草木发出的哗啦啦声响。直到上了中学，才明白那是能吞下整头獾猪的巨蟒。

　　那些年走“尖山子梁”，知道顺靳石下山路走到“山庄”尽头，翻过一道长满油松的长岭，就能看到前面的石门。

　　当年领着中考在即的同学“走”石门，翻过长岭，石门五姊妹峰就在对面，却在松林中迷了路。那时候已是下午，可玩疯了。松林里到处都是多年枯朽的树木，我们学着电影《武林志》里的八卦掌，兴奋地掌击枯树，看着瞬间断成数截的朽木大喊大叫。找不到路，只好顺山坡溜下来，走到椋子树下村口，沿着景色优美的石门沟进去。走在壁立千仞的石门口，听到吴刚醉酒后无意间斧砍两山成就石门的传说，最后在一个叫做瓦厂沟的地方上山，还省了两角钱门票。

　　这些年在外奔波，故乡的山山水水常常出现在梦里。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好多夜晚在睡梦中跟他进山，当然少不了“尖山子梁”。

　　利用回老家过清明的机会，特意要妹妹安排送我到莲花池沟门去看看，想着车子只能到那一段。到了再步行去靳石下，也就看看村头凉水泉上边的磨坊，看看山路边上的楸树，还有几户隐在树丛里的人家。

　　没想到妹夫开车很快就到了莲花池沟门，新修的水泥路竟然可以开过靳石下更远的山沟里，靳石下的村庄却没有了。早年排列着茅草屋和大瓦房的地方，变成了层层修剪齐整的果园。不是说山间土凉，长不出颗大味美的苹果和桃子吗？怎么靳石下到处都是跟山外没啥差别的果园。

　　上山的路荒废了，路壕里长满了带刺的灌木，人都进不去。我们在灌木丛中发现了新鲜的香椿，还有难得的乌龙头菜。美丽的锦鸡欢叫着从身边飞起落下，走老路根本无法上山了。

　　爬上一道大坡，站在靳石下村后的高处，如当年背柴下山一样向北眺望。山梁右边原来的老村子只有一座新建的简易工棚，左边山窝里老场院的人家似乎有点动静。通向蓝色铁皮屋顶大房子的盘山土路，停着一辆客货车。当年的三间瓦房不见了，院子里高大的核桃树吐露新芽。有一年跟父亲赶着两头毛驴给靳石下生产队送桃子，当时父亲是我们二队的队长；我们在这家吃过豆角凉面，人家的回礼是两驮干柴。只可惜生产队的老驴太乏力，走不了多远就爬在地上耍赖，要拿点燃的火绳烧肚皮，老驴才能爬起来往前走。

　　站在靳石下背后的山峁上，不远处的老房子和宽敞的院落破败在山坡上，那是当年的小学校。这个简陋的村学，是方圆五六里靳石下、莫家坡、马家沟和车平里四个村子的小学；虽然学生不到三十人，唯一的老师却是我们李家沟的高中毕业生。

　　指示着小媳妇和妹妹摘香椿，我顺便给撒欢的小外甥讲过去的事情。

　　小学毕业的那年初夏，我们五个同伴在“尖山子梁”住了三天，砍到一架子车劈柴。几个人挤在牛棚角落里坍塌的土炕上过夜，三头正在吃青草的黄牛拉稀，一泡牛粪就能掩埋我们不慎放在炕楞底下的解放鞋。我说晚上铺着剑草不太冷，土墙上突出的泥疙瘩比石头还硬，碰一下钻心的疼。

　　包产到户以后，粮食充足，“山庄”就不种了。有一年正月初三，已经上初中的我跟着父亲，带着二弟拉架子车到莲花池沟门，爬上“尖山子梁”背玉米秸秆，拉回来喂生产队分的那头一只眼的老牛。那一回因为带着过年的油饼，虽然对父亲不让人好好过年有些不理解，却轻松愉快回家；就背了一回，无须“转”运到天黑。

　　大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元龙乡村的日子好过了，不再大量烧劈柴，靳石下很快淡出人们的生活。

　　1986年“五一”，我和元龙中学高二文科班的两位同学骑车子第二次游石门，来回都要路过莲花池沟门，当然不会绕回靳石下，自行车也进不去。我们走的是通过窦家沟村口到椋子树下的大路，很多路段可以骑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来过这一带，一晃就是三十多年。

　　三十年不短不长，往事历历在目，却物非人也非。

　　城镇化时代，靳石下变了。这里的人家大都迁移到河川里的国道两边，只有耕种土地的人偶尔回来。

　　多少年来，从元龙吊桥过渭河，顺老公路沿河拉架子车到石家湾村口，再折向西路过井日下（ha），最后从红星村头的“山河里”进南山。进山的沙土公路仅仅是当年“元东公路”残破的老道，最容易爆胎。附近七八个村子的人都习惯在莲花池沟门放好车子，再顺左边的溪水逆流而上，先到靳石下。当然，不一定都去“尖山子梁”。沟里的岔路有三四条，可以顺沟往深处走进密林，还可以从另一条小沟里上山，走到不同生产队的“山庄”。这条艰难曲折的路，这条路上的人和事，还有父亲年轻的样子，包括李家沟人在生产队时代的艰难，时常困扰着我。好不容易故地重游，老水磨不见了，山泉干枯了，进村的小路荒废了，靳石下认不出来了。

　　费好大劲寻找村口两棵粗壮的楸树。正是开花的季节，该是满树喷香的白花，却再也找不到了。大片的永远也长不大的龙柏依旧，新的旧的核桃树密密麻麻。现在的靳石下通了公路，有了电线杆和手机信号，却少了人烟。

　　少年时代的靳石下，成为历史的背影，越走越远。

　　在我心中，那个美丽的小山村，还有那些亲情的记忆，越想越有滋味。

车 坪 里

　　车坪里是我们元龙南山中的一个小村庄。

　　车坪里的车，不发che音。方言发chuo，叫车（chuo）坪里。

　　去车坪里多从石家湾上山，翻过南山豁口，很快就能看到大山西边高台之上核桃树丛中的瓦房和炊烟。车坪里背靠的大山，不仅遮住了山体以北的渭河川道，也挡住了元龙乡镇的喧嚣，比如稠密的村庄和人口，还有日夜不息的陇海铁路与310国道。也就是说，在车坪里看不见也听不到外面的热闹；这个坐北朝南对着大片森林的小村，静谧于山坳之间。

　　2017年秋以来，从元龙呼啸而过的宝天高铁，于这一带见到天日的地方，就在车坪里背靠的大山脚下。高铁一头从石家湾村后出山，一头于井儿村后的天柱山再钻进去，中间露天的线路不过两公里。而这一段高铁紧贴的南山背坡，坐着车坪里。

　　车坪里人丁兴旺的年月，不过十几户人家。

　　时常想起这个小山村，缘于少年时的掐苜蓿。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车坪里村东南山坡上有不少苜蓿地。晚春的星期天，我们背着馍馍，结伴从石家湾上山，到车坪里来掐苜蓿。偶尔也从西边的井儿村上山，那就得星期六下午赶到舅舅婆家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爬天柱山上来，顺山脊的土路向东攀升到车坪里；有时也能与同村的伙伴会合，下午再一起从石家湾返回。

　　初中时进山砍柴，偶尔路过车坪里。从大山豁口向东南钻入沟底，就能到“小沟里”和“大沟里”等溪水潺潺的地方去砍柴。1983及以前的好多年，元龙中学（天水县五中）一年一度的师生集体进山砍柴，多走这个方向。我们有时也翻山，穿过斜对面山窝里的小村马家沟顶子，跑到更远的山上去砍柴。从大山豁口向西南下到沟底，顺水七弯八拐走到靳石下，走过村口吱吱呀呀的水磨，再爬上南山，就能走到我们李家沟的“山庄”尖山子梁。那些年队里按时分洋芋萝卜，也分玉米棒子，得自己去背；背下来顺山河水走到莲花池沟口，再几家合用架子车绕路从井儿村头拉回来。

　　有年“五一”假期，我跟四个同伴住进“山庄”的牛圈里；自己做只放盐没有菜的玉米面疙瘩汤，三天砍到够拉一架子车的劈柴。

　　靳石下隐在车坪里对面的沟壑中。站在靳石下村口，就在那座灰瓦木板墙拥有高大水车磨坊的上方，于两棵楸树相夹的山路上远望：西边的山坡上，有一个不到十户人的村庄莫家坡；东边的大山褶皱中，就是前面提到的马家沟，母亲有个堂妹曾嫁在那里。

　　后来才弄明白，这四个自然村属于一个农业生产大队，叫兴坪。

　　1980年左右，在这四个村中间山谷的一块空地上，建起一座三间教室的小学。我们李家沟的一位高中毕业生，来到这里当民办教师。那些年，见过这位小老师带着山里来的学生，拉一架子车的干柴回家。四个村在东南西北直线距离差不多的山坡或沟壑间，“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那些一二三年级的学生，比山外的初中生都老成，也能干重活。

　　包产到户以后，我们李家沟的“山庄”划不着种了。上了中学，我也很少去掐苜蓿。车坪里，渐渐淡忘在岁月深处。

　　1984年冬的一个星期天，我跟进生和建胜几个人，牵着没有“匹”鞍子的光脊背骡子，天亮前赶到车坪里。我们小心翼翼的叫醒护林员，赔着笑脸讨回父亲他们先一天被扣的鞍架；“匹”好骡子，再走十几里进山，到“麦垛山”去砍柴。夕阳下汗流浃背的返回来，三百多斤劈柴直接交到村里的瓦窑上，能卖十几块钱。

　　真正走进车坪里，也就这一回。

　　1990年夏，我毕业分配到庆阳老县城的长庆油田研究院。离家远了，慢慢关注起之前不怎么爱看的秦腔戏来，时不时想起少年的往事，就能想起车坪里。

　　1998年秋，我的家跟单位一起到了西安，成为定居古城的甘肃人之后，时常想念故乡的山水和亲人，过了五十尤甚。车坪里一带走过的路，时常出现在梦中。

　　进入新世纪，山里的村庄日渐衰败。车坪里，也一天天荒凉于城镇化进程的路上。据说村民大多搬迁到渭河川道的310国道边，只有耕种或收获的季节，才回去住一段。再后来，山路修开了，人们多骑摩托车往返，老村庄渐渐断了炊烟。

　　2017年的一天，在网上偶遇“驴友”拍摄的一组图片，看到车坪里残存的老房子。2019年清明，趁机会坐车到靳石下故地重游；梦中的磨房早已荡然无存，七八户人家的小山村也变成了苹果园。站在村口远望，西边的莫家坡似乎还有人烟，中间的小学教室被花椒和果树围困；北边山坡上的车坪里，没剩下几座房屋了；东边的马家沟当然看不见，听说也没人了。

　　车坪里已老去。曾经掐苜蓿砍柴的少年，也都老了。不老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从哪里来的怀念，还有到哪里去的思虑。

　　作者简介：李建学，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石油作家协会理事；已出版小说集《那些年的桃花》、《守诚家的》、《满地一丈红》、《石油上的人》4部，散文集《陪母亲说话》1部，现供职于长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