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举行

王三运何毅亭曲青山刘伟平冯健身等出席 

　　甘肃日报庆阳9月28日讯 （记者徐爱龙 白德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庆阳南梁镇举行。会议回顾了陕甘边革命先辈走过的伟大历程，深入研讨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特点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深刻剖析了“两点一存”等重大历史课题，是不断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建设和发展革命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一次重要活动。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欧阳淞，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国防大学副校长毕京京、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以及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安庆学，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元忠作大会发言，与会者进行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秘，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中，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陈燕楠，以及来自全国的其他党史专家学者和研讨会入选论文作者代表80余人出席研讨会。

    省领导刘伟平、冯健身、欧阳坚、李建华、夏红民、路志强出席研讨会。

    王三运指出， 由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会“硕果仅存”，主要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大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条件看，主要有“五大普遍原因”，即根据地地势险要、有利于游击队开展活动，根据地处在典型的自给自足封建农业区、有利于红军筹粮筹款，周边革命形势发展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兵力、有利于减轻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地方军阀之间矛盾加剧、有利于党组织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在这一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全面地、历史地、唯物地审视为什么会“硕果仅存”，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来说，最重要的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区的革命形势、阶级状况、基础条件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陕甘边特色的革命道路。从主观因素看，至少有“九大特殊原因”，特殊原因就是主观作为；从历史地位和作用分析，至少为中国革命、党的建设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九大特殊贡献”。一是坚持和创造性地走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路子，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找准了正确方向，也为我们党探索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特殊贡献。二是坚持和创造性地贯彻了不“左”不右的指导方针，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确立了正确路线，也为我们党形成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三是坚持和创造性地实施了“三色”“三窟”的军事策略，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强化了武装保障，也为我们党丰富军事思想作出了特殊贡献。四是坚持和创造性地构建了“又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也为我们党发展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特殊贡献。五是坚持和创造性地开展了“血浓于水”式的群众工作，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打牢了坚实基础，也为我们党完善群众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六是坚持和创造性地采取了系统管用的执政方略，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构建了政权支撑，也为我们党探索执政规律作出了特殊贡献。七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了军队和地方并重的党建方法，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也为我们党加强政治和组织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八是坚持和创造性地践行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志信念，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铸就了灵魂血脉，也为我们党培育革命精神作出了特殊贡献。九是坚持和创造性地弘扬了彰显共产党人本色的优良作风，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凝聚了强大力量，也为我们党“三大作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研究陕甘边革命斗争史，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以这次座谈会和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探索，努力形成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

    何毅亭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全国革命的新兴地，是党在北方举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辉典范。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坚持把党的武装革命的决议、毛泽东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西北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抵制“左”倾和右倾错误干扰，在陕甘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使之不断发展，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他们所展现出的忠贞革命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的思想风范、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运筹帷幄的高超智慧，汇成了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认真学习。

    欧阳淞说，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始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巩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坚持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扩大了根据地建设的同盟军；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更加怀念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怀念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卓著功勋的革命先烈，更加热爱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

    逄先知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除了客观条件外，主要是因为有一批杰出的领袖人物，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同“左”的错误斗争中，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密联系群众，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灵活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壮大了革命阵营；加强政权建设，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三运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

    在下午的研讨中，各位专家和学者以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为背景，以丰富翔实的革命实践为依据，紧紧围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地位，紧紧围绕“两点一存”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和纬度，从不同的层面和侧面，作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观点鲜明、论述深刻、见解独到，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概括起来讲，这次研讨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研讨的层次高。与会同志的代表性、重要性和权威性说明了这是一次国家一流水平的研讨，可以预见这次研讨会对于深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研究，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必将在陕甘边革命历史研究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二是研析的问题深。大家以严格尊重历史的态度、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入挖掘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深层原因，客观评价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落脚点”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作为“出发点”的重大意义及历史影响，热情讴歌了陕甘边区革命先辈的精神品格，精辟论述了这段革命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在史料的挖掘、观点的提炼、课题的论证等方面进一步填补了研究空白、丰富了研究成果，体现了理论性和实践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三是研究的效果好。这次研讨会征集的300余篇论文以及10位同志的重要发言，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回答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进一步廓清了长期以来的一些模糊认识，还原了历史本来的面目，梳理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和党的建设发展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带动了社会有关方面对陕甘边革命历史的重视研究。可以说，这次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必将掀起研究陕甘边革命史的更大热潮。

    听了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的发言，看了征集的有关论文，对我本人也是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和精神洗礼。受大家发言的启发，我认为认清和定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历史地位和作用，一定要放在整个中国革命史和党的建设发展史上去观照，一定要结合“两点一存”这个重大的历史判断来把握，一定要从持续深入研究的最新关联成果中去分析。毛泽东同志说，陕甘“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从总体上讲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明确了陕甘边区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习近平同志2009年6月在南梁视察时指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会硕果仅存？我们要加强研究”。解答好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重大课题，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还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综合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的观点，由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会“硕果仅存”，主要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大方面的原因，这也符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论证的主客观条件。从客观条件看，主要有“五大普遍原因”，即根据地地势险要，有利于游击队开展活动；根据地处在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区域，有利于红军筹粮筹款；周边革命形势的发展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兵力，有利于减轻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地方军阀之间矛盾的加剧，有利于党组织趁机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党成立初期，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派李子洲等同志在陕甘一带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在西北军中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和进步官兵，播下了革命火种，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全面地、历史地、唯物地审视为什么会“硕果仅存”，在当时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客观原因之外，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来说，最重要的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区的革命形势、阶级状况、基础条件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陕甘边特色的革命道路。与会同志已经从历史地位的评价、革命道路的探索、领导核心的形成、思想路线的实践、统一战线的构建、群众基础的夯实、战略战术的运用、革命力量的壮大、政权建设的支撑、优良作风的保证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集中大家的观点和智慧，我认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会“硕果仅存”，除了“五个普遍原因”外，从主观因素看，至少还有“九大特殊原因”，这里所说的特殊原因就是主观作为；从历史地位和作用分析，至少为中国革命、党的建设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九大特殊贡献”：

    第一，坚持和创造性地走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路子，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找准了正确方向，也为我们党探索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特殊贡献。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经历清涧、渭华、两当、靖远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后，在陕甘边革命去向何方的关键时刻，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总结出一条真理，就是“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这是当时陕甘边革命领导人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很大飞跃。他们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使这一政权理论最早在西北地区得到具体实践，打开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局面，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边地区的统治。同时，他们紧密结合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实际，把革命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的方针，创造了“梢林”中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模式。这些不仅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道相通，而且在实践中发展了党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使得革命始终能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

    第二，坚持和创造性地贯彻了不“左”不右的指导方针，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确立了正确路线，也为我们党形成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也是老一辈陕甘共产党人最为突出的政治品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方针路线的精髓要义。在中国革命艰辛探索的征程中，各根据地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错误思想倾向特别是“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不例外。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按照客观情况制定政策、处理问题，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坚决彻底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这是由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据地先后沦陷和红26军主力南下失败的危急关头，1933年8月习仲勋等人及时召开陈家坡会议，坚决同“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作斗争，在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等重大问题上据理力争，最后统一了思想、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这次会议在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扭转危难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1月召开的包家寨会议，总结了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和严重后果，决定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这是陕甘边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陕甘边党和红军的进一步成熟。毛泽东同志评价说，“这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这些都充分说明，陕甘边领导人花了很大代价找到的不“左”不右正确路线，正是我们党坚持和践行实事求是思想的生动实践。

    第三，坚持和创造性地实施了“三色”“三窟”的军事策略，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强化了武装保障，也为我们党丰富军事思想作出了特殊贡献。革命武装的创建和战略战术的运用，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准确分析敌我力量和社会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自己的斗争模式，具体有两大独创：一个是“三色”建军方式，“红色”建军就是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灰色”建军就是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白色”建军就是派共产党员深入白区或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正是适应了这一地区敌强我弱、游杂武装多的实际情况，他们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创建起多支游击队伍，并逐步发展为具有正式番号的红军队伍；另一个是“三窟”斗争方式，探索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关中和陕北为两翼的三个彼此依托、相互策应的战略区，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重点区域与牵制区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呼应、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协调的有利态势，不死守一地，坚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开了局面，保证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深为赞赏地说，“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将这种策略推广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并将这种策略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这些都说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党的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贡献是巨大的。

    第四，坚持和创造性地构建了“又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也为我们党发展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特殊贡献。统一战线是党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全面贯彻党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工作方法，创造出了具有边区特色的统一战线实践经验。刘志丹同志就说过，“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实际工作中，他们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革命任务，有针对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有区别地对待广大农民群众、国民党军队俘虏、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土匪和江湖帮会，主动争取、联合各个方面的进步力量。特别是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坚决抵制“左”倾关门主义，充分利用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地方军队建立的联系，积极开展对国民党第17路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打击反动势力、壮大革命队伍。习仲勋同志在总结陕甘边根据地历史经验时就说，“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这些做法，既为陕甘边区政府的执政和根据地的拓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

    第五，坚持和创造性地开展了“血浓于水”的群众工作，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打牢了坚实基础，也为我们党完善群众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人民群众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依靠力量，群众路线任何时候都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同志都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伟大开拓者和坚定践行者。他们出身底层，深刻理解人民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疾苦、迫切需要翻身解放的愿望，始终重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动和捍卫革命事业。他们重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注重把革命工作做在群众的需求处、做到群众的心坎上，真正让群众把共产党人当成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人民群众感激地称红军是“救命恩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五抗”相结合，把创建革命武装与建立红色政权相结合，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建立了工农政权，让劳苦大众有了坚实有力的靠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是这些革命家的重要品质。陕甘边革命领导人很早就注重到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这些行为都拉近了党群关系、促进了军民团结。毛泽东同志评价，刘志丹同志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共产党人的感召和党的为民政策的激励下，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倾力支援红军，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色政权和革命成果。1934年5月，在华池南梁阎家洼子，为保住游击队活动方向的秘密和红军埋藏的枪支弹药，42名苏维埃干部和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6人被铡刀铡死，其余人员全部被活埋。他们这种宁可被杀头、也不出卖革命的牺牲精神和悲壮事迹，气壮山河、可歌可泣，是党和群众血浓于水深情的真实写照。陕甘边根据地共产党人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建立的生死相依的鱼水关系，彰显了群众路线的巨大威力，成为我们党牢固坚持群众观点、一贯践行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第六，坚持和创造性地采取了系统管用的执政方略，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构建了政权支撑，也为我们党探索执政规律作出了特殊贡献。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西北地区第一个管辖十几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民主政府，在政权建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深受广大军民、各界人士拥护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体系。比如在政权建设方面，探索设立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化、工农监察、妇女8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大队，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政权组织架构。比如在政策体系方面，根据地参照中央苏区实施的政策和法律，结合实际颁布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包括土地、财经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优待俘虏和各种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全面系统、务实管用，针对性很强，实施效果好。特别是在发展经济方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性和创造性的举措，比如注重发展工商业，开设集市、保护商贩、搞活流通，鼓励边区内外开展贸易往来；比如针对当时货币混乱的局面，设立了边区政府银行，发行苏区货币，便利了群众的经济生活，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对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特殊的治理方略，为后来陕甘宁特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借鉴，与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率先设立经济特区在理念上也是一脉相承的。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习仲勋同志的工作汇报时，同意广东划出一块地方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且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现在看来，在那样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下，边区政府能制定形成如此完整系统管用的体制和政策，充满了执政的智慧和艺术，确实难能可贵。其构建的执政框架、采取的施政办法、出台的各项政策，无论对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局部执政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执政，都是极为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第七，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了军队和地方并重的党建方法，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也为我们党加强政治和组织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关键在党，关键在人。陕甘边根据地始终高度重视党的领导，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为主的坚强领导集体，并且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把党的支部建在了连上，健全了各层级的党组织，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还专门制定《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加强了陕甘边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所建立的乡村基层党组织在扩红建政等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作用。陕甘边根据地高度重视党员干部队伍的培养锻造，专门开办了军政干校，由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分别担任校长和政委并亲自编写教材、亲自授课，学校课程设置很正规、教学要求很严格、培养成效很显著，很多学生毕业后成为革命急需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在部队和地方上担任领导职务，同时也向全国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党政军人才。这些既为党的方针和决策的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证，都是我们党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探索成果。

    第八，坚持和创造性地践行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志信念，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铸就了灵魂血脉，也为我们党培育革命精神作出了特殊贡献。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矢志不渝、孜孜以求，在陕甘边共产党人身上展露无遗，这也是他们安身立命、为革命事业不惜流血牺牲的动力源泉。当他们经历亲人被杀害的无比心痛和革命陷入低潮的严峻形势，甚至在负伤弥留之际、面临扣押杀头之时，心中所想的仍是未竟的革命事业。在红26 军南下失败的困境中，刘志丹同志坚定地鼓舞士兵说，“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谢子长一家先后有17人投身革命，9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他常说“共产党是杀不绝的”。习仲勋同志在被“肃反”关押期间，有人暗示可以帮他逃跑，他就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正是有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情怀、立党为公和胸怀大局的高尚品德、随时为事业而献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们才会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大义凛然，才能化解一次次危机、经受一次次考验，“虽九死而犹未悔”地投入革命事业。在腥风血雨的惨烈战斗中，在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中，在为民安民的执政实践中，陕甘边共产党人彰显的坚定意志和崇高品格，集中体现为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南梁精神。这一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等一脉相承，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成为伟大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九，坚持和创造性地弘扬了彰显共产党人本色的优良作风，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凝聚了强大力量，也为我们党“三大作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毛泽东同志指出，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在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陕甘边共产党人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积极实践者和推动者。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这一作风贯穿到革命道路的选择、方针路线的确定、战略战术的制定、具体政策的实施、政权机构的组建等各个方面，探索出了一条顺应中国革命规律、符合陕甘边区斗争实际的革命路子，是党在北方举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典范。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们始终坚持把为了群众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本目的、把人民群众作为推进革命斗争的力量源泉，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始终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无论是进庄入户与百姓拉家常还是深入到集市查访民情、听取民意，无论是作出“不让老百姓失望”的承诺还是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无论是帮助农民耕种秋收还是同群众共用一个烟锅抽烟，这些都鲜活地说明了根据地党群干群之间融为一体的血肉关系。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们始终顾全革命大局，加强团结协作，妥善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当打了败仗的时候，都能勇于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绝不诿过于人。大革命失败以后，陕甘边区先后发动了70多次兵暴，但都失败了，领导层并没有相互推卸责任，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冷静分析原因，客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刘志丹就说过，“我也常犯错误，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就是大错误。虽说那时党还处于幼稚时期，但从个人来说，还是年轻气盛、感情冲动，而不能理性思维，空想就会走到‘左’的方向。要避免错误就要讲民主，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除了这“三大作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还表现在政治胸怀上，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包容，不搞宗派、不搞小团体，个人无论职务升降、无论顺境逆境都始终以大局为重，如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几次被错误撤职、甚至被迫离开部队，但始终如一地为党工作，习仲勋同志也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表现在艰苦奋斗上，从不讲特权，从不讲享受，从来都是和普通战士一样住窝棚、吃野菜、穿草鞋，有时候甚至比战士们更苦更艰难；表现在纪律严明上，当时就制定了一系列铁的纪律，如吃穿用严格按军事化管理、“凡一切党政军干部，若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执行枪毙”等。陕甘边根据地共产党人以党的利益为重、严于律己和以身作则的高风亮节，无论是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传承，还是对党的光辉形象和威信的树立，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示范和引领作用。

    以上这些，是对这次研讨会成果的初步梳理，概括得还不一定全面，会后我们将进一步研究、整理、集成大家的智慧和入选的论文成果。总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研究陕甘边革命斗争史，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以这次座谈会和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探索，努力形成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