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大鳄潘石屹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收益与时代体验

SOHO中国　董事长　潘石屹

　　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

　　“我觉得在中国，能够让大部分最贫困的人富裕起来的，就是土地。农民如果无限期拥有自己的土地，我想开发，我就要去跟你谈，不能强行去拆迁和征用。现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出现这么多的纠纷，是土地制度上出现了问题。”
　　
　　■对话人物

　　潘石屹
　　
　　潘石屹不是中国最有钱的地产商，但业内名气最大的前三人中一定有他的名字。这个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是个以“秀”出名的44岁男子，个子不高，天庭饱满，头发稀疏。他出产的主要产品除了房产，还有博客。他曾在北京街头硕大的广告牌上，叫卖《潘石屹的博客》。作为中国时尚财富人物的代表，潘石屹的口号是:永远不做大多数。他自称是“地产界的章子怡”，但也有人说他是“地产界的农民艺术家”。

　　潘石屹不讳言自己的“农民”身份。他出生在甘肃省天水市一个贫困的村庄，不过他的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但地主后代的身份，并没有让他有更多的物质享受，他的童年记忆是苦涩的。生于毛泽东时代，发迹于邓小平时代，又在后邓时代迎来自己事业的黄金阶段。潘石屹从内心深处感谢邓小平。邓小平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潘石屹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潘石屹做了大多数，只不过，虽然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在邓小平时代有了改变，但潘石屹命运被改写的传奇程度仍让他与众不同。

　　潘石屹愿意探讨任何有关改革的话题，他不回避。他要求审阅记者整理好的对话稿，但几乎不做一个字的修改。虽然以“有文化”著称，但在一些改革议题上，他显然缺乏成熟和系统的思考。潘石屹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人，他说贫困的经历促使他对金钱有着强烈的追求。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注重精神素养的人，他将这个问题上升到社会层面进行思考，他说的其实是市场经济需要有其道德基础。私营企业主在邓小平时代从无到有，是当下中国变化最剧的阶层，我们选择潘石屹作为其中的代表，用他的亲历和眼光，来透视这个时代的变革。

　　
　　邓小平开创了一个宽容的时代

　　记者:十年前邓小平逝世前后，你还记得自己在做什么吗？

　　潘石屹:邓小平逝世前后，我们正好在筹备SOHO现代城，我们请了5家设计公司给我们做方案竞赛。1997年春节之后，这些方案都交了上来，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逝世了。邓小平追悼会召开的那个下午，我们正在做一个招标，我们全公司的人就没有上班，一起在办公室里看追悼会的直播。我记得有一个清华大学的设计师，当时拿进来一个方案，说希望这个方案你能喜欢。我一看，这个方案做得特别奇怪。我说，本来我就很伤心，看了你的方案以后就更伤心了。

　　记者:邓小平去世你感到很伤心。他去世的消息传来，你感觉很突然吗？

　　潘石屹:因为在这之前，各种各样的传言就有了，尤其是香港，一有邓小平逝世的传言，股票就往下跌；一会又说他还活着，股票就又往上涨。这种消息重复好多次了。特别不地道，不断传言邓小平死了，我听了就觉得不舒服，不能为了赚点钱就放这样的消息。所以，后来听到邓小平逝世的消息，感觉不是特别突然的事情。最开始，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邓小平去世的消息，我说，真的假的？大概就几个小时以后吧，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就报道了这个消息。

　　记者:冯仑(注，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说过，有三个人对你的事业影响巨大，第一个是邓小平，第二个是冯仑他本人，第三个就是你的爱人张欣女士。后两者都是你身边经常接触的人，邓小平对你的影响应该是在宏观政策的变革上？

　　潘石屹:对。我觉得邓小平的复出，对中国的历史确实是一个重新的改写。经济，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些方面的变化，以前哪敢想？邓小平复出后，开始开放、宽容，在经济上也很宽松。万元户、百万元户，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环境。

　　邓小平开创了一个很宽容的时代。他很智慧地提出改革开放。现在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改革开放就没法生存。邓小平在二三十年前就能提出改革开放，这是一条非常对的路。

　　记者:你觉得邓小平留给他的继承人的遗产主要有哪些？

　　潘石屹:我看过《邓小平文选》的第三卷。是一个非企业界的朋友推荐我看的。他说我的思想是很道家、很禅宗的，自然无为，而中国现在有个人非常无为而治，非常的禅。我问他是谁。他说是邓小平，让我看看。我看后的感觉和他不太一样，但觉得邓小平还是很有智慧的。

　　我觉得邓小平最宝贵的遗产是要韬光养晦，不要争着做老大，国内要团结。这可能比他的经济遗产都宝贵。

　　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经济方面的遗产就是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不要问姓资姓社。把国门打开，看看外面，一看外面的话，心里就清楚了。不看外面，实际上邓小平也不清楚。他怎么知道改革开放会是这个结果呢？他永远没想到，他也不知道。他只是教给我们一个方法:先打开门去看。
　　
　　饥饿记忆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记者:邓小平复出后，你个人能够很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吗？

　　潘石屹:我本人和我的家庭，亲身感受到这种改变是非常的快。记得大概是1979年，我放学回家后，有些抱怨。我的父母亲就说，邓小平还是挺伟大的，他对中国的发展很有贡献，你再往后退五年看看，和现在都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宏观上给我说了说，而且给我算了一下:我父亲获得平反，过了大概半年补发了工资，之后又给他长了一级工资，还恢复了他的党籍……就这样算来算去，每半年就有一件好事情。

　　记者:你出生在毛泽东时代，1963年。比较深刻的、带有时代色彩的记忆都有哪些？

　　潘石屹:我小的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吃不饱饭，饥饿。其他东西还可以承受，就是这个饥饿是没办法承受的。这点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包括后来从商，比较看重金钱，觉得有了钱就能解决吃饭、教育、看病这些问题……这还是受小时候缺衣少穿年代的影响比较大。

　　记者:“文革”结束后，你就随家人从农村进城了，你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家的，应该说得益于邓小平时代，我感觉你个人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是一致的。

　　潘石屹:所以任志强说，我是改革开放的一代。
　　
　　政府官员慢慢了解什么是市场了

　　记者:你的第一桶金是在海南房地产疯炒之时掘得的。海南房产泡沫事件，实际是改革过程中盲目性一面的体现。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改革的不成熟成就了最初的潘石屹。你怎么看这个事？

　　潘石屹:在海南岛，我们的第一桶金是，六个人总共赚了一百多万。现在看，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对我们是一个试验、是一个成果。让我们根深蒂固地了解了这个市场。海南岛的泡沫，就是因为盲目，不了解市场。但是通过海南岛的经验教训，让商人和从事行政管理的官员都了解什么是市场了。其实海南岛的起起伏伏，是做了一个试验，在这上面犯一些错误，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就像人成长的时候不能不得病一样。我觉得从大事来看，有两个趋势是挡不了的，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市场化。市场化对中国尤其重要。

　　记者:在邓小平时代，改革虽然总体上是深入发展的，但有的年份还是左右摇摆不定、甚至有后退。从个人的经商经验来看，你能深刻感到这中间的政策变化吗？

　　潘石屹:感觉还是比较强烈的。1989年之后开始治理整顿，那时候我还在海南，惨得一塌糊涂。完全是萧条。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1990年大年三十下午，海南岛就冷冷清清的什么人也没有。我们有半年多没有干什么事情了，就天天念佛经。我和朋友祝军身上都没钱了。他家在南京，我家在甘肃，他提议我俩扒火车回家吧，看谁大冬天的能回到家，到家就互相发个电报。我开始觉得挺好，挺冒险的一件事情。后来又担心在火车上给冻死了。就没扒火车。后来，他骑自行车到离海口170多公里的地方找他女朋友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去海口最繁华的岛看了一下，冷冷清清都没有人。我觉得在国家管理经济上的大幅度起伏，对下面最基层的人的影响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