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地方干部自曝“跑部钱进”潜规则

为保障改善民生、推动发展转型，国家转移支付力度空前加大，一些地方政府盯上了每年逾万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原本盛行于投资审批领域的“跑部钱进”扩展到部分转移支付领域。

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对委托地方政府代理事项进行补偿而设立的转移支付项目，地方各级政府需要按中央的规定用途使用资金。专项转移支付又被地方官员俗称专项补助，争取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也被简称为跑专项或跑补助。

四处求人，打通关节，暗箱操作，投桃报李……某些上级政府部门对专项资金的立项审批及分配发放如同橡皮筋，根据基层公关力度的大小，伸缩自如，倾斜随意。半月谈记者专题调研中，一些长期跑专项补助的基层干部打开心扉，爆料此间潜规则，自述他们游走其中的得失甘苦。

僧多粥少，跑专项要“有磨劲、有缠劲，有韧劲”

跑专项，跑补助，如何跑？曾做过8年预算科长的西南某市财政局副局长向记者透露其中玄机。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尤其需要“跑部钱进”。目前，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年年都有2万亿元左右，共有20多个大项，200多个小项。“大家都在争，对相关部门而言，给谁不是给？听话了，跑到位了，多给点；不听话不跑，就少给点。”

当前，不少地方官员奔走于上级各个主管部门之间，因为很大一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权力都掌握在各部门手中。而且，“省跑中央，市跑省，县跑市，有的县有能耐，直接跑中央部委”。

河北某贫困县的县长对半月谈记者说：“如今中央和省专项扶贫资金很多，但僧多粥少，有的补贴项目给谁都一样，不公关肯定不会给你，这是潜规则。”他坦言，部分专项资金的拨付具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因此他每年定期到省市甚至部委的要害部门请客送礼搞公关。

江西一位长期跑专项补贴的县级领导总结，跑专项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完成。一个是正常渠道层层报送。他说，这基本看运气，不跑不动，八成没有结果。二是靠私人关系。过去共事的上下级同事、所在地走出去的领导干部、战友等都是有效的渠道。

“比起招商引资，跑专项转移资金来得干脆，没有风险，何乐而不跑？”河北省某贫困县一位副县长说，他们县里每年利用老乡会、同学会等机会，结识国家部委、省直厅局等要害部门的司(厅)长、处长们，并汇编成花名册。财政上专门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维系与这些实权派的关系。

广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前两年，该镇镇长为了争取一个小水利项目，向县里申请资金1.5万元工作经费，去一趟财政厅农业处，因为没有熟人，让县领导先跟厅里熟人打招呼，并由县财政局领导陪同前往，这才递交上项目申请书。几个人住宿费，加上进贡烟酒、特产，1.5万元根本就不够用。由于没有后续经费继续跑，最后项目没有落实。该镇长总结道：跑项目没有本钱不行，上面没有熟人不行，关系不铁不行，时机不对不行。

为了争取到更多的专项补助，甘肃省的一些县曾提出，要调动部门“工作”积极性，领导要亲自带头争取，要舍得花人力、物力和财力，做到放下架子，有磨劲、有缠劲、有韧劲。

违反“八项规定”，摊大行政成本

据退居二线的某省财政厅长回忆，几年前，他到某个部委跑项目，先让手下到部委某处长办公室附近“蹲守”，等到第二天，这个处长终于出现，手下便扛着一大箱子南方柑橘到处长办公室。当时这个省发生了几起大的贪腐案件，一些部委同志听说这个省来的人，都不敢开门。

他说，一个地方实权部门一年往上级送的香蕉、芒果等有几千箱，一次性送500多箱。每到芒果、香蕉、荔枝等成熟的季节，总有大量的水果坐上飞机、火车进京城。

为了跑关系，一些地方政府笼络主管干部的家人，提供优质服务，吃喝玩乐一条龙。太行山区某县一位林业局长说，他们县林业局管着一个森林公园，本来可以盈利的，可是经常用来接待大量能用得着的人，基本上年年倒贴。不光领导来，七大姑八大姨，能沾点边的都来，一住就是七八天。“不过钱花了，人熟了，能争取到补贴资金也值了。”

广西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记者，当他还是镇长时，曾经到自治区某厅局跑重点镇市政设施维修的项目，第一年跑两次。头一次是项目分配的时间过了，分不到项目；第二次是申请项目的当天也有另一个县来争取，并且是县委书记和副县长带队，晚宴安排在同一家酒店。两边都争取同一个项目，他一个镇长自然敌不过县委书记，第二次还是不成功。

但他不服气，第二年开春，他通过内线得到信息，赶在项目分配之前两次到厅里打点机关处室，最终争取到了两个15万元的项目。每次出去，几乎把当月镇政府的公务费开支压缩了一半，才有1万元到2万元经费出门。在自治区首府，只能请一桌几千元的普通晚宴。看起来寒酸，但是拿一两万元，换来10多万元，也算赚了。

有人士透露，一些地方政府跑专项的成本开支，甚至能占到专项资金的30%～40%。

游走灰色地带，花样竞相翻新

广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级领导对半月谈记者说：“过去送钱、送卡，但现在有些人觉得有风险，怎么办？他把这个专项给你，会安排一个他熟悉的设计院，到你那里去象征性地弄弄设计，或者搞搞调研，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合理合法地将原本不敢要的红包，变成了设计费、调研费。有的甚至直接介绍自己熟悉的公司去做这个项目。”

浙江一位知情者透露，近年来一些地方流行所谓的雅贿，送石头、送字画。一幅名人字画动辄百万，为了规避纪检部门检查，一般对名人字画不装裱，这样就构不成行贿。个别地方为了能够准确地掌握相关领导的行踪，甚至开始给相关领导家庭免费提供保姆，把这些实权派干部的家务活全包了。

河北某贫困县县长向半月谈记者讲述了自己跑补助的亲历。有一年，他争取一笔项目资金，但主管处长“严肃认真”，他便托人打听了解处长媳妇的喜好，以及孩子在哪个学校念书，并派熟人和秘书专门“做工作”。当得知处长媳妇喜欢某一品牌的高档包后，他一下子买了五个不同颜色的送去。他还委托一位在中学教课的老乡给处长孩子专门“照顾”，购买各类学习资料，并有意让孩子将信息透露给他父亲。

如果说停留在灰色地带的暗中交易“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赤裸裸的受贿行贿则表明部分专项补助资金成为腐败分子进行权力寻租的“唐僧肉”。

家中两枚废弃的炮弹壳装满了收受的100余万元赃款，而受贿资金主要来源是利用自己掌握湖南农村公路建设、交通扶贫等与专项转移资金直接捆绑的项目计划安排权力。湖南省检察部门最近披露了原湖南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省交通运输厅计划统计处副处长陈京元受贿案的案情。因为掌握审批大权，陈家的新房装修，都有一批趋之若鹜的乡镇党委书记主动替他操心。

像陈京元这样利用手中审批权力寻租的人，并非个别。部分专项转移资金从国家部委到省、市、县、乡乃至村，面临层层截留、雁过拔毛的风险。

压力山大，“跑部”实属无奈

一些基层县乡领导反映，地方之所以要争跑上级专项补助，主要是基于发展压力、政绩压力。

江西一位县级领导告诉记者，在一些地方，跑到了专项转移支付就意味着当地经济发展有了资金，有了增长点，也有了政绩。“要搞经济建设就得往省里跑要资金。你不跑，别的县跑到了手，那我这个县发展会落后。”

广西财政厅一位负责人表示，许多地方宁可跑一个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不愿引一个企业。道理很简单，对市级财政而言，引来一个百万元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意味着实打实有百万元可用，而费很大力气，引来某个企业，按年纳税百万元计，留给市级财政的税收，有30万就不错了。在当前这种考核体制和政绩观作用下，跑专项比拉一个项目更容易，来得更快。

浙江某县一位财政局副局长透露，该县主要领导不仅要求财政部门去跑，而且要求其他各部门都要往上级部门跑，像招商引资一样，列入政绩考核。当地一名涉农部门的副局长因近年争取到6000多万元专项补助，被提拔到一个实权部门任正职。

革命老区广西百色市一位基层干部说，一个部门争取到的资金越多就越受到赞扬，受到重用；如果比别的县少，就面临调整，位置就不稳。他告诉记者，一个管农村低保工作的民政局长，因为严格把关，一年之内本县低保人数锐减了50%，指标少了，国家财政补助资金少了，这引起了主管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不满，局长岗位不久就换人了。

也有一些地方跑专项，是出于生存压力。这些地方的财政基本属于“讨饭财政”，如果不去上面跑要专项补助，一些县市财政就会“揭不开锅”。江西某农业大县财政局副局长告诉记者，以自己所在县为例分析：2012年这个农业县财税收入为15.02亿元，实际可用财力为11.56亿元，而同期县财政支出为19.16亿元，7亿多元缺口要完全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来平衡预算。现在中央严禁地方出现财政赤字，而县里要保吃饭、保运转，压力越来越大，因而向上面要资金跑项目更为频繁。

这位县财政局副局长说，他们每年都往省里和中央部门跑，一旦出变故，财政预算平衡就麻烦了。这意味着农口不少部门经费要泡汤，一些事业单位人员收入要缩水。

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带来的巨大好处，一些地方出现了争戴贫困帽子的现象。有的原本属于“吃饭财政”的贫困县，近年随着转移支付资金的注入，经济快速发展，但总以各种理由“拒绝摘帽”。浙江一名不愿“摘帽”的县领导说：“如果县里失去上级各种专项转移支付待遇，每年县里就要减少2亿多元资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所以，还得年年跑，月月跑。”

河北一位市领导对记者感叹：“自己原来是不屑于‘跑部钱进’的，还为此批评过一些县乡干部。可是上面专项资金给谁都行，你不跑不送，就得不到更大支持，这种大环境还得适应，除非从中央建立机制将这种风气遏制住，使潜规则失去市场。”

专项补助乱象凸显转移支付软肋

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实施以来，对确保困难地区政府正常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遏制地区间财力差距的扩大趋势和国家重大政策的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各地跑专项的那些人、那些事也凸显出此中乱象，折射出转移支付制度的某些软肋和弊端，亟待治理。

软肋一：专项比重偏大，名目繁多

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形式中，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严格按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由于测算计算过程运用因素法公式，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比较明显。但其在转移支付总规模中比例偏低。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强，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量不断扩大，其中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显著提高，2008年首次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此后2009年、2010年比重居高不下。专项转移支付决算在2010年达到14112亿元，是1994年361亿元的39倍，年均增长25.7%。而2010年，一般性转移支付为13236亿元，仅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0.9%，低于专项转移支付比重(43.7%)。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负责人曾调研指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突出体现在结构不够合理，尤其是出现专项转移支付增长高于一般转移支付增长的不合理情况。2009年与2006年相比，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提高了6.1个百分点。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仅量大、比重大，而且名目繁多。2011年，我国的专项转移支付有287项，种类繁多，范围几乎涉及所有原本应属于地方政府事权的项目，基本上涵盖了所有预算支出科目。部分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交叉重复，部门多头管理。

中央领导研究一个省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时了解到，仅中央部门到省的涉农资金就有约100个专项。

软肋二：资金分配欠规范，随意性强，诱发寻租

相对而言，一般性转移支付用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具有均衡作用，且分配上有一套明确的计算公式和方法，所以属于阳光资金。而一部分专项转移支付即便是配合政策，也显得随意性强。全国政协委员丁时勇认为，专项转移支付分配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容易产生“跑部钱进”、暗箱操作等管理黑洞。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广西财政厅最近完成一个课题《完善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研究》。该课题分析认为，一些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时没有按照因素法和公式来计算拨款额和配套率，而是凭一定主观因素或地方配套资金的高低来确定补助与否和拨款额，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大。有些地方为了争取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得不花费人力物力进行“讨价还价”。

湖南财政厅课题组调研同样指出，由于资金分配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大，财政资金甚至出现部门化、利益化现象。目前多数专项转移支付在分配管理上是一个项目一个办法，不少缺乏规范性、透明性和公正性。

近年来，专项转移支付涉及基础设施、农林水、国土气象、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保等多个领域。有基层干部开玩笑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几乎就像是各个部委绑在渔竿上的“诱饵”，钓地方政府上钩，地方政府只能各显神通，积极上钩。

专项转移支付是很特殊的资金，背后主要体现的是部门履行职责的手段，同时也是部门权力的体现、部门利益的载体。这个特殊性恰恰给某些人通过特殊手段进行权力寻租创造了空间。在中央有些部委、地方有些厅局，一个处长手握上亿元的资金审批权。一些有途径、有人脉接近部委的地方政府，正好可以由此找到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结合点”。

湖南一位县长曾向记者诉苦，在专项转移支付问题上，他这个县长如果不确定明年上级给该县多少，也就不好安排明年的工作，为此困扰不已。因为资金拨付缺乏公开、透明，他这个县长只能瞎跑省里，跑北京。各地驻京办几乎等同于各地驻京财政局。

软肋三：多头管理，资金使用效益不佳

专项补助原本是为解决某类特定的经济社会问题而制定的政策，而相关审计调查发现，一些专项政策本身设置就不科学，或偏离目标，或过度超前，或脱离实际，造成一部分项目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部分专项资金打水漂。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中央转移支付的特殊政策，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造成资金损失浪费。

湖南省财政厅课题组调查发现，专项补助资金投入渠道多，资金分散，撒胡椒面，也使得财政资金难以形成合力，使用效率低下。

调查反映了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的难题：一些内容相似的建设项目如土地整理、标准化粮田建设、巩固退耕还林中的基本口粮田等建设项目，由于各个部门事先没有沟通协调，项目申报往往分散、重复和交叉。有时是几个部门的项目在同一个地方你修一段渠道，我也修一段渠道，你建几条机耕道，我也建几条机耕道，缺乏统一的规划。甚至有些镇，几乎年年有涉农资金落实到同一个地域，做类似的项目，重复浪费严重。

湖南省祁阳县财政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来自上级拟付的全县涉农资金近5亿元，共6大类149项，涉及49个部门，资金分配及项目建设同样也涉及49个部门。各部门在项目设置、资金分配上基本上是各自为政。

甘肃一些县的干部反映，基层的民生支出日益增长，地方财力急需补充，但是“买醋的钱不能打酱油”。对于专项资金，基层政府无法像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那样统筹使用，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管理成本高、效率低。”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负责人调研指出的弊端之一：每年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先由中央有关部门与财政部门研究确定支出项目，下达到省级财政，再由省级有关部门与省级财政部门研究，下达到市、县财政，工作量大，环节多，链条长，资金拨付到位慢，往往贻误项目最佳实施时机。从国家部委到基层乡村、社区，经历多重环节拨付，一些专项转移资金使用跑冒滴漏现象较为突出，很容易被截留或挪作他用。

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为争取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层层向上级汇报，甚至直接进京反映情况，成本很高。广西某市财政局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某县主要领导“定调”，无论花多少代价，底线是只要不亏本即可，跑来100元，哪怕花费了60元，剩下40元也是赚了。

软肋四：配套难，让地方对专项资金“爱恨交加”

专项资金争取不上，地方政府发愁；争取到了，地方政府也发愁。上面拨付专项转移资金，先决条件几乎都要求从省到市、到县甚至到乡，承诺拿出地方配套资金，资金比例大多为30%～40%，有的甚至要求配套70%以上。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马国贤认为，专项资金与县级基础财力脱节，产生了“专项资金用不了，而需要的又没有钱”问题。

某中部省份财政厅长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国务院组成调查组前来检查配套资金是否落实到位，令他发愁。120多个项目需要省里各级配套100多个亿，把当年全省新增财政收入全投进去，都怕不够。

该省一个穷县争得了一个医院改造项目，得到来自中央、省级的专项转移支付款项1000多万元，县财政却难以筹集1000多万元配套资金，只能琢磨多种渠道，包括向医院职工集资筹款。

在现行条件下，对于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专项转移支付的资金配套是一个痛点。甘肃定西市一个县的财政局长说，很多地方债务，都是配套配出来的。一方面，上级财政资助的项目，确实是贫困地区急需的，所以基层对争取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热情一直很高，想方设法包装项目、沟通联络、争取资金。另一方面，大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都需要基层财政配套，穷地方无法迈过配套资金的高门槛。

湖南某县县长直言，为什么出这么多豆腐渣工程和半拉子项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配套资金跟不上。“应付的办法就是搞假配虚配，反正上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会那么认真检查。”

亮剑正当时：瘦身、监督、改革

针对“跑部钱进”之风和转移支付软肋，如何探寻改革之势、完善之路、治理之策？增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给专项项目大瘦身、大削减；申请、审批、分配过程提高监管透明度；向省市逐级下放专项权力……这些都是求解之道。但要根治，关键要靠顶层设计，深化改革。

瘦身：对专项削减合并

近年来，社会各界人士一直呼吁大幅调整、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去年公布的预算法修正草案强调，财政转移支付应当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以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为主要目标。“这意味着转移支付中，不指定专项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将提高，有助于增强地方财力支配的自主权，进一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

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丁时勇建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统筹使用的力度；相应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重，清理整合、大量减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事实上，在2008年专项转移支付首次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后，最近几年，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已有所下降，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相应增加。2013年，43804.21亿元的财政转移支付中，有24538.35亿元是一般转移支付，19265.86亿元是专项转移支付。

今年5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尤其提到要“削减、合并一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要削减，要合并，但并不意味着全部取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这不是中国特有的，其他国家也一样。

该所金融室研究员张立承也表示，对于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不可能一刀切将其完全取消。应当遵循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合理匹配原则，在此原则基础上，科学设置专项转移支付。

广西财政厅课题组建议，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转变职能的要求，分类清理现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将其分为取消类、整合类、固定数额类、保留类四种。整合使用目标相近但重复交叉的专项，加强部委之间沟通、统筹，避免各自为政；将每年数额固定，且分配到各省数额固定的项目，调整到一般性转移支付。

对现有的专项转移支付名目进行规范，确立科学标准十分紧迫。白景明举例说，2013年财政转移支付的构成包括教育1189亿元、社会保障158亿元、节能环保2000多亿元等等，这些专项又是由诸多子项目构成，项目支出必须有科学的标准。比如2亿元可以建一所学校，5000万元也可以建一所学校，没有合理的标准，就会支出无度。

加大转移支付项目整合和结构调整，尤其要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配套政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建议，对属于中央事权的项目，不再要求地方配套；对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的项目，充分考虑地方的承受能力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配套政策；对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采取按地方实绩予以奖励或适当补助的办法，充分发挥杠杆激励作用。

监管：强化绩效评估，立法规范问责

2011年审计署审计报告显示，共有287项专项，有33项没有管理办法，有188项没有资产考评机制。2012年审计署审计报告亦显示，2012年专项转移支付中有33项没有制定管理办法，只有10项专门出台了办法，还有16项处于“正在研究”状态。

对于转移支付的监管困境，目前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显然不多，而在管理部门内部，项目申请、审查把关等关键环节往往是少数人说了算，缺少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系统监督和地方政府监管也不到位。上级管理部门的监督主要是通过书面、报表等形式进行审查把关，缺少可操作性的监督措施。

针对部委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监管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杜晓山表示，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单纯由政府部门来操作不够完善，项目上报并由政府评审通过后，在资金拨付前后，还需要社会组织、专家、媒体、受益者本身和其他公众来参与监督。

广西财政厅课题组建议，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在网站上或财政年鉴上公开各地区获得的各类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和数额，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监管应是全过程，从资金申请、审批、拨付、监管各环节都要加强过程跟踪，研究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和信息反馈机制，逐步实现动态监控。对支出效益不高的地区，要相应调减部分专项资金。白景明说，目前，我们对专项转移支付的资金仅仅是半年或年底追踪，监控还不到位。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资金划拨到施工单位，是否切实用在了项目上，实施效果如何，都需要实时监控。

与此同时，立法监督亟待提速。国务院已定出时间表，2014年6月底前，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

除了政府规章，人大立法也应推进。世界许多国家普遍以法律形式，甚至通过宪法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出明确规定，相比之下，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立法层次较低，主要依据是政府规章，并没有专门的或者相关的法律，缺乏一套刚性责任追究制，造成违法违纪成本较低。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认为，现行预算法对于转移支付只是几款原则性的规定。要下大气力推动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为此要修改预算法。在修法时，应详细制定转移支付章节，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完整纳入地方预算，加大人大监督力度，完善对各地政府的刚性问责。

制定专门的转移支付法，在基层呼声很高。国家法官学院浙江分院副院长吴道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海燕博士等认为，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影响因素复杂的系统工程，需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调控作用。建议相关专门立法提上日程，以法律形式将项目支出的标准体系、转移支付的数额确定、计算标准和分配方法、支付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转移支付的监管与问责细则等确定下来，增加其透明度，保证其严肃性，克服其随意性，并对转移支付的全过程依法进行有效监督。

“双轮驱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

由于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郁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回避了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的矛盾。尤其是在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未理顺的情况下，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权力与支出责任不相匹配。而专项转移比重过大，成为一种应急机制，演变为解决热点问题、覆盖广泛的救助性资金。这些深层次问题应当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政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

湖南省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反映，如果说1994年前，建立分税制主要解决地方尤其是经济大省财政收入“割据”苗头的问题，那么，现在完善分税制则应主要是解决部门“专权”的问题。“关键是中央要下决心。中国这么大，中央部委知道哪个县最需要支持什么？应该尽可能让地方尤其是县一级有更多的整合资金的能力。当然权责对等，基层应对资金使用负责。”

基层干部呼吁，应该把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审批和资金分配工作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决定项目的规划、设计和资金分配。

国务院今年5月13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李克强总理强调，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他指出：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了，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各级政府要按照各自的事权分级管理，尤其是涉及改善民生的具体事项，要尽可能实行就地管理，不能什么事都到北京来批。

李克强要求，要充分发挥好地方政府贴近基层的优势，从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好履职的要求出发，把一些确需审批但由地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投资审批事项，以及量大面广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坚决下放给地方。事权调整必然涉及财权，必须加快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