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忠

王昭耀

何闽旭

倪发科

昨天上午，新华网发布消息称，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早报记者了解，此前，安徽当地已有倪发科涉嫌违纪落马的传闻。今年1月底，安徽省“两会”期间，现年59岁、尚未到退休年龄的倪发科没有续任副省长，也没有安排到省人大常委会或省政协等任何其他部门任职，引发外界猜想。

1954年1月出生的倪发科长期在安徽农垦系统和芜湖、六安两地任职，先后任省农垦厅工业处副处长、芜湖市南陵县委书记、芜湖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1999年10月，倪发科调到位于安徽西南部的六安地区工作，任六安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撤地改市后任六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并于2002年11月开始担任六安市委书记。

2008年1月，倪发科当选为安徽省副省长，分管科技、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工作。安徽当地官方人士对早报记者透露，倪此次落马与其在六安近十年任职期间的行为不无关系。

倪发科已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纪委证实的继李春城、刘铁男落马后的第三位省部级官员，也是2001年来，继王怀忠、王昭耀、何闽旭之后，安徽第四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

梳理约10年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的贪腐经历，尤其是与倪发科同在一省之内长期工作的王怀忠、王昭耀、何闽旭三名省部级官员的贪腐经历，贪腐数额巨大、持续时间长、家庭腐败、带“病”提拔、情妇问题等成为了这些落马官员腐败中的共同特性，几乎无一例外。

贪腐持续时间长

去年12月，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博士生刘九龙在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内地落马官员带“病”提拔现象研究》的论文。在研究了43个省部级落马官员案例后，刘得出结论：“这些落马官员发生初次腐败行为的平均年龄为47.48岁，带‘病’提拔的省部级官员，其平均经济腐败时间在10年左右，绝大多数是5年到15年之间。”

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的受贿史贯穿其整个仕途的升迁历程。1990年，在担任阜阳地委书记的次年，王昭耀就开始插手干部职务升迁。在29名为“升官”而行贿的人中，陆有朝是第一个向王昭耀行贿的。在收取了陆有朝7.9万元的贿赂后，王昭耀帮助他先后晋升为临泉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阜阳市委政法委书记。

从接受陆有朝贿赂首开先例，直至2005年春节在省政协副主席任上最后一次受贿，15年间，王昭耀受贿历史从未间断。特别是在1993年2月升迁至副省长后，王昭耀受贿次数和金额更是与日俱增。经统计，在704万余元的贿赂款中，至少有600万元是在王昭耀担任副省长后收受的。随着职务升迁，分管领域日益重要，王昭耀财路日宽。

与王昭耀15年的贪腐时间相比，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从开始贪腐到案发也经历了长达12年的时间。

2007年12月5日，临沂市中院开庭审理了何闽旭案。判决书显示，何闽旭收受第一笔贿赂是在1994年。1994年春节前夕，已是浙江丽水地委副书记的何闽旭，在杭州家中收受了第一笔贿赂5000元人民币。之后，何闽旭又两次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万元。

何闽旭由此开始他漫长的受贿历程。至2006年6月案发，何闽旭受贿时间长达12年，单笔收受数额从最初的数千元飙至索贿160万元。而这12年，也是何闽旭不断晋升的12年。

王昭耀的受贿历史是15年，何闽旭的受贿时间是12年，刚刚在今年5月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的受贿行为则跨越13年，伴随了黄胜自地级市市长升至副省长的整个仕途过程。

据统计，近10年来，除少数官员外，其余落马省部级官员在腐败期内的职务均有变动，甚至其中近80%的人职务得到了晋升。

初次腐败握有实权

在10年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他们初次贪腐时的任职部门往往属于党政、司法、国企实权部门。

手握大权的同时，这些官员也开始了自己的贪腐行为。这些高官的贪污金额均以数百万计，近年更有高官涉案金额达到了千万乃至亿元之巨。

田凤山是从1995年2月起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的，而他的贪污行为就是从次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他于2003年落马。8年间，田凤山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36万余元。

法院认定的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的贪腐时间是从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间。陈绍基在1991年开始担任广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在1992年，陈掌握广东公安大权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

同其他落马官员相比，陈同海的贪污数量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9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创下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数额的纪录，同时也创下了单笔受贿金额达1.6亿元的最高纪录。

刘九龙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越是有权力的岗位越容易产生腐败行为，贪官大权在握和贪腐金额巨大之间往往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外，这些落马高官大多仕途顺利，不乏“少年得志”的例子。

王昭耀在法庭上“最后的陈述”中提到，“我曾经是全省县委常委中唯一的省委委员，曾经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市）委书记，48岁就担任了省委常委、副省长，仕途一直比较顺利。”

许宗衡18岁即成为农场场长，23岁时被抽调到衡阳市经委，后来被调到衡阳市委组织部任干事。许花了12年的时间，从一个普通干事到衡阳市组织部“一把手”的位置，在35岁时成为湖南衡阳最年轻的市委常委，位列副厅级干部之列。38岁时，因受“排挤”，只身南下闯深圳，又“连降两级”从基层干起，最后升至深圳市长。

多人涉情妇问题

2005年6月26日下午，池州市一辆江苏牌照的本田轿车将一名行人刘亮刮伤，双方发生争执。车上人员将刘亮打伤。在被带到派出所后，肇事者不听派出所人员的处理，且态度极为不好，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不满。

此后，一些群众冲击派出所，烧、砸车辆，殴打民警，附近超市被哄抢一空，局面几至不可收拾。

此事从发生至平息，作为池州市“一把手”的何闽旭很晚才露面。据了解，彼时刚刚升任副省长十天、尚未卸去市委书记职务的何闽旭，正在九华山跟自己的情人幽会，庆祝其荣任副省长。后来得知事态紧急，他才向情妇“告假”下山处理公务。事后，有关部门对“6·26”事件进行调查，何闽旭案由此浮出水面。

2009年落马的原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在陕西有一个陈姓的情妇。陈原是宝鸡金融系统职员，2000年前后移居上海，与李堂堂至少交往了12年。她除了通过李堂堂获得工程项目，还有个“爱好”，即收藏及买卖名家字画，并通过李堂堂之手“高价”卖出。至于买画者，往往是有求于李堂堂的官商两界人士。

据通报，李堂堂涉案资金逾400万元，其中与陈姓情妇有关的就高达120万元。

落马的黄瑶在任贵州省政协主席之前，曾长期主政黔西南。当地的官员透露，黄生活腐化，有多位“干女儿”，这在当地是“公开的秘密”。所谓的“干女儿”不过是块遮羞布，是其给情妇们换的一件“马甲”。

家庭腐败频现

在这些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案中，官员的家庭成员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以权谋私的贪腐盛宴中。他们利用亲属关系，或成为收取贿赂的中间人，或直接受贿，或在高官的关照下进入官场，一路高升，仕途坦荡，甚至有人曾一度逃脱法律的制裁。

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的腐败从家庭开始，也以家庭为终结。韩桂芝所有的受贿卖官，几乎都以她的三妹妹韩玉芝和她的长子，原黑龙江省光大银行副行长陈泓播作为中间人。

韩桂芝案发源于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的检举。马德曾送给韩桂芝8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韩桂芝没有收，但是也没退回去，而是给她时任哈尔滨市医药行业某局常务副局长的妹妹韩玉芝存了起来。案发后，在韩桂芝三妹妹的家中搜出了马德行贿的存折。

王昭耀的家族权力体系包括他的妻子、长子和两个妻弟。王妻杨大爱曾任安徽省行政事务局接待处处长，长子王伟曾任共青团安徽省委联络部副部长。2001年，王妻的二弟杨哲信从一名货车司机一跃成为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任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在宿州市区域内掌握着组织大权，曾228次受贿，卖出69顶乌纱帽。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不仅为贪官丈夫保存赃款，还充当丈夫受贿中间人，多次转达阜阳某公司请托，要求王怀忠帮助解决该公司与其他公司纠纷、建购物中心征地、办理加油站土地证等问题。王怀忠接受请托后，通过签批文件、向有关部门打招呼、召开协调会等方式，为该公司解决了上述问题，韩桂荣先后3次经手收取人民币80万元，和王怀忠共同占有此款。

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韩桂荣又向王怀忠转达阜阳某宾馆负责人的请托，要求王怀忠帮助解决该宾馆贷款等问题，事后收受宾馆负责人所送人民币40万元，并和王怀忠共同占有此款。

最终，王怀忠被判处死刑，韩桂荣也因受贿被判刑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