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长子中

　　目前来自各方面的一些信息显示，虽然春节后外出找工作的农民工并不少，但真正找到工作的并不多，除了一部分仍在焦急地寻找外，也有较大的部分滞留在了农村。 虽然大量农民工呆在农村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不容忽视其消极影响。

　　农民工大量集中返乡所带来的问题

　　1．将使部分家庭生活困难。对收入不高、积蓄不多的农民工来说，一旦没有了收入来源，生活的压力就接踵而至。更有绝大部分农民工在打工时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一旦失业将迅速退到生存线以下，使得家庭生活也变得无以为继，可能重新变为赤贫。

　　2．使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农村社会稳定已进入矛盾“高发期”，不可粗心大意。据某地调查，伴随着农民工返乡潮的出现，群体性纠纷、劳资纠纷、治安刑事发案率呈现上升势头 。

　　3．使土地流转纠纷增多。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基本上是一种代耕制度，其流转的程序和合同极不规范，城市经济环境好时，打工者的土地交给别人代耕，表面看来不易发生纠纷，但当城市经济增长出现危机时，民工失业返乡，流转风险就开始显现，直接威胁农村基层的稳定。

　　4．给农村义务教育带来新的压力。农民工子女大量返乡就读，使得学校现在的教育资源严重紧张，尤其在一些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如住宿、教室一下子突显紧张。

　　5．使本地就业压力加大。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地就业几率小。但目前农民工大量返乡，将冲击当地本已脆弱的就业体系的平衡。

　　6．使“80后”农民工心态更加失衡。“80后”农民工已是外出打工农民的中坚力量。他们出校门就进工厂，长期在外务工，已经不大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他们对乡村的依恋情感已非常冷漠，以至于乡村秩序中原有的抑制作用和道德训诫对他们而言已被严重削弱。

　　7．使代际纠纷增多。事实上许多“80后”青年农民工，在城里人看来，他们是乡下人，在乡下人看来，是城里人，他们对农活几乎没什么印象，他们处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中，成了边缘人。

　　目前关于滞留农村的农民工数量未有精确的统计。也许在目前不明朗的态势下，会有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曾表示，在2009年农民工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因此我们要未雨绸缪，采取正确的对策措施。

　　对策思路

　　一是摸清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人数、回乡后的就业状况。对返乡农民工情况进行摸底登记，掌握情况和趋势，了解数量和分布，以及各自的特长、想法、要求等情况。

　　二是提高培训实效，最好直接到用工企业接受培训。充分发挥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和当地技校的作用，对没有技术的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至少一门技术，增强就业能力。

　　三是政府要给予用工企业补贴，鼓励用工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或者政府部门可考虑将农民工培训的经费补贴发给相关企业，这样既可鼓励企业多招用农民工，也有利于增强对农民工再就业培训的针对性。

　　四是要开发提供给“低层次”农民工的岗位。对于一些文化水平低、技能单一、年龄偏大但仍有劳动能力的大龄农民工，可开发送奶、送报、绿化、保洁、保安、门卫、家政等公益性岗位，解决他们的生存难题。

　　五是大力开展返乡农民工救助，将困难户纳入农村低保救助范围。

　　六是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好农民工长期外出后土地撂荒或交他人耕种形成的遗留问题，使返乡农民工“有地可种”，维护社会稳定。

　　七是及时妥善安排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

　　八是加强失业农民工的心理疏导。

　　九是积极探索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利益沟通和表达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了解和平衡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把社会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缓解冲突的升级。

　　农村改革面临深层矛盾和问题 内部贫富分化加速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存在不少深层次矛盾尚待解决的背景下，又面临着一系列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问题。

　　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农业资源约束增强。近10年来，我国耕地面积减少1．25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仅有l．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的趋势难以逆转。

　　二是农业基础设施脆弱。我国中低产田占2／3，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6％，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三是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足。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49％，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90％的水平。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只有0．46，只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的60％。

　　四是农业物质投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农民种粮比较收益明显下降，远低于种植经济作物和外出打工的收益。

　　五是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一些地区由于化肥、农药的过量及不合理使用，造成了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工业“三废”中许多有害化学物质直接威胁产地环境。

　　六是随着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农产品供求难以自求平衡，一些农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不断提高，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压力增大。

　　农民持续增收困难，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前景堪忧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10．1％，农民人均纯收入保持了年均6．2％的增速。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6∶1，曾缩小到1985年的1．86∶l，2000年扩大到2．79∶l，2007年进一步扩大到3．33∶l。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仅成为“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而且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实现比2008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12年年均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5．95％以上。从过去30年农民收入增长的经验看，这是一个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

　　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78—1984年，年均增长达到16．5％；1985—1988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年均增长4．9％；1989—1991年，年均增长只有1．9％；1992—1996年年均增长5．6％；1997—2000年，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年均增3．7％；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保持了年均6％以上的速度。这是在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各项支农补贴持续增加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今后国民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农民增收出现徘徊甚至滑坡，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

　　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协调工农、城乡利益关系任重道远

　　一是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低。迄今为止，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普遍存在规模不大、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15万多个，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成员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8％。

　　二是农民土地权益缺乏有效保障。农村改革以来，尽管我国一直在探索加强和扩大农民权利的途径，但农村土地制度仍不完善，农民的土地权利仍缺乏有效保障，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现象还大量存在。

　　三是农业支持和保护水平低，与财力增长状况不相匹配。2003—2008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7％、9．3％、8．8％、8．4％、8．2％和9．8％。从财政“三农”支出所占比重看，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完全匹配。

　　四是农村金融改革明显滞后。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不适合农村特点。微型金融服务业是我国金融服务业中的“短板”，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涉足微型金融服务业。

　　五是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有限。农村行路难、饮水不安全、供水难、环境污染难治理等问题仍然突出。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大，基本医疗服务城乡差距过大。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失地农民社保、农民工社保等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

　　六是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尚未形成。城乡劳动者同工不同酬，农民工工资长期偏低。户籍制度抬高了农民工进城的门槛，成为农民工谋求机会公平、待遇平等、权益保障和融入城市社会的最大障碍。

　　农村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兼顾各方利益和搞好社会管理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前，农村平均主义盛行，农民普遍贫困，贫富差距很小。改革开放30年来，总的趋势是，农村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贫富分化趋势加速。目前农村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很不规范，解决冲突还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农村多元利益主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城乡利益关系、农村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也在加剧，解决社会矛盾单靠政府行政动员已经力不从心。

　　一是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由于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农民与其他阶层相比，在利益代表和表达机会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二是农村社会组织作用发挥不足。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过程看，主要问题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农村社会组织力量过于弱小，社会参与力弱，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狭小。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