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人员职务层级高

　　共查处县处级以上要案161人，占全部立案人数的7.1%，其中，甘肃省院直接立案查处副省级干部1人、厅级干部5人，密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如甘肃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吴继德(正厅级)受贿、挪用公款案，酒泉市政协原主席杨林(正厅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原副厅长杨映祥(副厅级)受贿案等。与此同时，各市级院查办的职务层级较高的案件逐年攀升，年均上升21.63%。

　　涉案金额巨大

　　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金额10万元至不满100万元的479件，占全部案件的33.9%，年均上升7.9%；100万元至不满1000万元以上案件94件，占全部案件的6.7%，年均上升34.4%；1000万元以上案件16件，年均上升75%。一方面，“高官巨贪”问题较为突出，查办的县级以上干部中，涉案金额超过500万元的11人，占全部案件的7.3%，其中，甘肃省院查办的案件涉案金额全部超过1000万元达9件；另一方面，“小官巨贪”案件也呈上升趋势，查办的县级以下干部中，涉案金额超过500万元的17人。

　　贿赂犯罪上升幅度大

　　共立案查办贿赂犯罪案件510件601人，分别占立案件数和人数的36.1%和26.5%，年均分别上升11.9%和10.1%。其中大案434件，占全部贿赂案件的85.1%。特别是行贿犯罪呈大幅上升趋势，共查办行贿犯罪232件273人，年均分别上升52.5%和51.1%。查处贿赂犯罪大幅上升，反映出当前一些行业领域“潜规则”盛行，其公职人员利用审批权、监管权进行权力寻租，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行、受贿犯罪高发频发。

　　窝串案多

　　共查处贪贿犯罪窝串案374件1171人，分别占全部案件数的26.4%和51.7%。并且呈现出群体化的特点，在一些领域、关键环节和要害岗位往往查处一案、挖出一窝、带出一片。

　　涉案领域广

　　发案领域几乎遍及所有权力部门，工程承包、工程款项拨付、征地拆迁、干部提拔、工作调动、招标投标、土地审批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等领域成为权力寻租的高发地。查办征地拆迁和保障性住房领域贪贿案件186件331人；新农村建设、惠农资金管理、退耕还林等涉农领域贪贿案件315件585人。这些情况表明，由于犯罪主体的职权广泛辐射于多个领域、多项业务、多种利益，常常以其掌管权力为核心，或横向、纵向、或立体式进行权力寻租，导致其涉案范围遍及各个领域。

　　作案时间跨度大

　　由于职务权力的稳定性、相关政策的连续性，贪贿犯罪大都呈现出“持续性”的作案特点，多次、连续作案现象较为普遍，有的跨度达十几年，有的从上任到离任的全部任期内都实施犯罪。

　　作案手段隐蔽

　　作案手段私密隐蔽，发现查证难度较大，特别是“一对一”的行受贿犯罪，因行受贿双方基于密切的利益关系，权钱交易仅在当事人之间私下进行，致使此类犯罪发现难、举报难、查证难。此外，在一些新型贿赂犯罪案件中，涉案人员事先采取逃避法律、钻政策空子等手段，查证工作更加艰难。

　　基层犯罪突出

　　随着大量公共财政资金“下沉”，向基层基础倾斜，一些县直部门、乡镇以及社区、农村基层组织等处在社会管理一线、“位低”却“权重”的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贪污腐败，大搞权钱交易，基层人员腐败犯罪问题突出。全省立案侦查的2267名贪贿犯罪案件中，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980人，占全部案件的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