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喜对《老子》成书的贡献初探
安志宏(天水市政协,甘肃 天水 741000)
摘要:郭沫若先生谓尹喜为环渊(蜎子),楚人,误矣。环渊是战国中期与齐宣王同时代的人,距尹喜生活的时代相差百余年矣。环渊与老子晚年没有一起入陇,与老子一起入陇者是尹喜。《老子》之所以能成书、传世,与尹喜的关系很大。“古圣贤述而不作”,尹喜记录、整理、加工老子的言论,汇编成册,传抄、保存、传世,功莫大焉!老子在陇上“飞升”之后,尹喜经“蜀陇道”入蜀,后归栖于楚地(今湖北十堰市)武当山 ,后世楚地有那么多《老子》的版本出土,与尹喜在楚地传道不无关系。
关键词:尹喜;天水人;老子; 贡献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51(2011)01-0072-05
郭沫若先生谓尹喜为环渊(蜎子),楚人,误矣。[1]环渊是战国中期与齐宣王同时代的人,距尹喜生活的时代相差百余年矣![2] 1530, 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尹喜,字公文(公渡),号文始先生,是甘肃天水人,非楚人也。环渊与老子晚年没有一起入陇,与老子一起入陇者是尹喜。尹喜作为道家在先秦时期的代表人物,在道家队伍中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先秦典籍中记载关尹的有《庄子》、《吕氏春秋》、《列子》等,论述老子的文章也多涉及尹喜。战国时期,道家著名的代表人物庄子,在《天下篇》里把老子与尹喜并称,认为古之道术以老子与关尹子为最,并称其与老子同为“古之博大真人”[3],在排位上有时甚至将尹喜排在老子之前。以庄子在道家的影响,加上他所处的时代距离老子、尹喜生活的时代最近,应该认为他所了解的情况较为真实可靠。庄子如此尊崇尹喜,究其原因,不外乎尹喜的品德和对道家的创立所做的贡献。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被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目前《道德经》的外文译本已近300种,涉及几十种文字。而道家能够传世的法宝就是《老子》。《老子》之所以能够传世,尹喜对《老子》成书、传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郭沫若、童书业和许地山等持类似观点。[1,4,5]下面就老子与尹喜入陇、老子与尹喜的关系以及尹喜对《老子》一书形成的作用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就教与方家。
一、天水伯阳地名与老子、尹喜的关系
古人取地名是有一定实指和纪念意义的,窃以为地名是历史的一种物化活存,它对我们追溯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天水以“伯阳”为代表的相关地名,也是有其实指意义的。伯阳为老子的字,后人取伯阳为地名是为纪念这位文化名人,自然天水这块土地与老子、尹喜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据笔者调查和查阅有关资料对照,老子由周至楼观台经宝鸡翻关山(有说过散关沿渭水)入陇,是在陇上人尹喜的引荐下,来到他的家乡天水伯阳的。《水经注·渭水》记载:“(渭水)又东经上邽城南……渭水又东,伯阳谷水入焉。水出刑马山之伯阳谷,北流,……盖李耳西入,往经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焉。……渭水东入散关。《抱朴子·神仙传》:‘老子西出关,关令尹喜候气,知真人将有西游者,遇老子,强令之著书,……’有老子庙,……渭水又东过陈仓(今宝鸡)西。”可见,老子经伯阳谷入陇的故事,在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时在民间还盛传。
伯阳地处渭河两岸,距离宝鸡不远,历史上水患严重,尹喜、老子来到这里后,他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当地人民凿“龙嘴”,修了排洪渠,后人为了记住老子、尹喜的功绩,把他们带领人民修的渠叫“伯阳渠”,至今当地百姓还在传颂。除此而外,天水与老子、尹喜有关的遗存有:麦积区伯阳龙虎山有伯林观、尹道寺、尹道寺村(尹喜故里)、讲经台、教化沟、元龙、老君庙、老君山、老子炼丹的遗址——“赤峪丹灶”、牛头河(老子乘坐的青牛死后埋葬在河谷,故名)、关山、散关、伯阳谷水、伯阳水、伯阳城南之伯阳川、七茅飞升处(伯阳茅谷,为老子、尹喜弟子修道处)、陇山、牛间里、龙嘴、花石崖、七真观、玉泉观、玉阳观、佛公桥、灵源侯高皇爷庙、五阳观、青龙观、金龙观、三清殿、三清宫、云雾山、泰山庙等等。这么多的与尹喜、老子有关的遗存,使得后世秦地道观林立,道教兴盛,知名道士世代相袭,道教代表人物绵延不断。除老子、尹喜外,还有道家的七真人,全真道士李志坚、董志希,马宜元、丘处机徒裔梁志通、陈志隐,以及今天全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等。老子、尹喜早期活动过的花石崖,迄今香火不断,仍是道教圣地。秦之北崆峒山至今为全国道教景观。天水及周边地区如此多的与老子、尹喜相关的地名、遗存和民间口传史,不能说与老子、尹喜不无关系!
另外,从姓氏、郡望的角度看,尹姓源于甘肃天水,郡望也在天水。至今尹姓在秦地分布很广;在天水各县区,城郊周围的马跑泉、皂郊都有尹姓居住。临洮和整个陇上有许多与尹喜、老子有关的口传史和记载。老子、尹喜在陇上的生活丰富多彩,不仅修道,教化,而且交友(如秦佚等一批陇上朋友)。《太平御览》记载:“老子入西戎,造樗蒲。樗蒲,五木也。”这是老子为启迪儿童智力而发明的一种智力玩具,至今陇上还流传着“围茅坑”、“下四码”(也叫“走方”,迄今仍在陇上农村流行)等与老子有关的民间口传史。这些游戏与老子一贯主张的“行不言之教”的做法是一致的。对此,唐代《艺文类聚》、《五木经》和《唐国史补》等书有类似的记述。
事实上老子在陇上做了许多实事,仅在陇上老百姓中世代口传,没有被先秦时期正规的史书记载,后世史家以一句说不清的“入夷狄莫知所终”一笔代过,造成老子、尹喜后半生空白。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老子在陇上活动并不是后世人所说的“子将隐矣”的隐居生活。老子、尹喜在陇上不仅传道、教化,完成《老子》一书的修订工作,而且为百姓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实事,后世代代口耳相传,至今念念不忘,可惜未被文字记载。这些鲜活的口传史、遗存,治史者不能视而不见。鉴于此,我认为,对于道家文化与老子后半生的行踪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史料文献与道家典籍的翻检与搜索上,有必要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分析,才能比较正确地掌握古人到底干了什么。后人研究历史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一不小心就“以今解古”,“以书本解释书本”,造成得出的结论与事实大相径庭。对史书记载简略或不清的历史事件的研究,要注重地方史研究的成果;采取以口传史为线索,对照历史遗存,参及地方史志文献,进行综合、溯源性的研究,才会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历史结论。当年司马迁著《史记》时,也是遍访民间,搜集民间鲜活的口传史资料,才写出栩栩如生的好 文章。
二、尹喜放弃官职追求道学,体现了为道献身的精神
尹喜生卒年代不详,大体为周代楚康王(前559至前545年)时之大夫。据秦州(天水)口传史保留的有关尹喜的历史遗迹,参及地方志书《甘肃新通志》、《秦州直隶新志》和《天水县志》等,再对照先秦典籍《庄子》、《吕氏春秋》、《列子》和韩非子《解老》、《喻老》(现存《老子》最早的注本),以及杂书《列仙传》、《道藏·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等,尹喜故里应在今天水市东面麦积区之伯阳、元龙与清水交界的地域内。传说其母鲁氏对其教育甚严,他勤学善问,少时究览古籍,喜好天文历法。生活在羲里娲乡的尹喜,小时候就听大人讲述伏羲、女娲的故事,他对伏羲、女娲对人类做的贡献很钦佩,长大后对伏羲八卦、易学独有情独。他测日影,观天象,习占星之术,能知古而见未来,他的学识深得时人称颂,不久便被征召至朝廷,为周王朝效命。
周昭王二十三年,周王室衰危,朝政不振,天下不稳。尹喜产生了远离朝廷,重操学术研究旧业的念头。为了能专心致学,不久,他主动放弃了在朝廷中的大夫之职,委身为函谷关令(相当于边检站站长),不求闻达于世,静心治学、修道。这种选择,表明了他为道献身的精神。
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天水口传史综合分析,尹喜在日常生活中不修俗礼,清虚自守,隐德行仁。要求自己象射箭一样保持“心平体正”,并解释说:“非独射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圣人不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说明这种心平体正的修持方法,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法,不仅能够治身治国,而且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三、尹喜与老子相遇,才有《老子》一书传世
尹喜在函谷关关令(一说在散关)的任上,一方面是为了谋生,一方面是为了接近中原的老子。我前些年曾在三门峡(古函谷关)考察,走访当地一些地方史研究者。老子为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退隐后,曾在三门峡市境内云游、传道。老子心藏大智,学识渊博。在中原,老子的为人、学识和见解被人们广为传颂。作为周大夫的尹喜,肯定对曾在周王室做过守藏室之史的老子是有所闻的。
老子云游到函谷关,我想也不是偶然,想必他对尹喜也有耳闻。老子到函谷关遇尹喜,与其说是尹喜设局,毋宁说是精神的共同追求、思想的相投、相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追求把他们联系到了一起。否则,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怎么会一拍即合呢!
老子与尹喜函谷关相遇后,可以说后半生是形影不离。他们在关隘暂住后,不久,在周至中南山结草为庐,造楼观台,一起观日、测星、望云、察气、论道,交谈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老子经常把自己的所思和心得讲给尹喜[ 今周至楼观台,天水麦积区伯阳乡伯林观,临洮岳麓山“飞升”处等与老子有关的遗址,均有讲经台。]。老子守“慈”,持“俭”,“为而不争”,主张“道法自然”,他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认为“道”是“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的,所以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道”可以理解为客观规律,同时“道”又有着“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绝对的本体的意义。这些思想得到尹喜的认同和赞赏。为了使老子的思想被多数人接受并得以传世,成为尹喜整理《老子》的动机和原委。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