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父亲是慈父,更是严父。一九六O年开始,全国饥荒,天水也不例外,为了保证教师的健康,市上给一中教师发一些“保健品”,无非是少许以糠皮为主的炒面等。学校还在校园中给教师划出一小块“自留地”,种粮种菜以渡饥荒。每次父亲拿到“保健品”,总是舍不得吃,给我们每个孩子均等分配,而自己腿上浮肿得一压一个坑,脸庞瘦削,让人心痛。为使“自留地”种植的红萝卜、甜菜多收获、早收获,父亲多方讨教、认真研究,冒着酷寒,像呵护婴儿一样侍弄蔬菜,就是为了全家人尤其是我们子女能多吃一口。我们长大以后,父亲为了我们一一成家节衣缩食,全家实行最严格的“计划经济”,和面前用小碗量,炒菜前油要计量,每次煤灶用后的炉渣再手捡出可利用的煤粒。父亲用自己的心血保证了全家的生活,一一使我们兄弟姐妹成家。一件件小事,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微不足道,甚至可笑,但正是这些毫不起眼的小事后面体现了父亲的慈祥、父亲对子女们的爱,这是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怀的。

　　由于大哥从小上学当兵工作,姐姐“文革”前上大学远离家门,我就充当了家中的“老大”,跟父亲接触更多一些,享受的父爱更多一些,同时父亲对我的要求也更严格一些。我清楚地记得中学时代,父亲要求我,每天晚自习后回家前必须到教导处去,将每天学习的英语单词记十个,做到会读会默写。我按父亲的要求规规矩矩地照办,有时念得不准,父亲认真纠正；默写不出,父亲耐心等待,会读会写后才随父亲走出教导处,踏上回家的路。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被通知第一批下乡插队,去徽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在“牛棚”被专政的父亲获准回家给我整理行装,给我送行。我永远不能忘记父亲当时的眼神——愧疚,因为自己的问题牵连到自己疼爱的儿子；不安,不知到农村去后的生活、环境如何适应；担心,如果再教育一辈子在农村如何办。当时的我倒年幼无知,随大流,装作无所谓。但四十年前我临行前父亲的眼神却犹在昨日。我下乡后,父亲每月给我来一信,讲人生,讲辩证法,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讲如何对待生活中遇到的磨难。他要求我,要利用在农村锻炼的机会,学会一技之长。他得知我对针灸感兴趣后,寄来了一套针灸针和许多针灸书,信中告诉我要坚持,要有毅力。正是在父亲的种种关怀下,下乡两年,我学会了针灸,并运用它给许多农民患者“小试牛刀”,使我在农村插队期间并不感寂寞、无助。

　　一九七O年七月,我被原天水地区小河铁厂招为合同工,进厂当了工人,父亲对我的成长更加关注,每封信中总讲追求,讲如何待人处世,尤其如何做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六日父亲信中对我讲:“只要自己能够拿出旺盛的精力、平静的情绪、加倍的努力,总会做出一个结果来……一个人怕就怕没有正确的方向、奋斗的目标和争取达到目标的准备。如果没有可靠的准备工作,一切都是空谈。历史上有多少人物,都是经过多少年的艰苦奋斗成功的。望你从这方面仔细考虑一番。光阴如流,转眼一生!”每字每句,渗透着父亲对我成长的期盼。

　　一九八一年,我调回天水工作,为填补在山沟里多年的寂寞,下班后,我不是去看电影,就是守在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前。时间不长,父亲对我说,你的一生难道就在电视机前度过吗?要知道,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我面红耳赤地离开电视机。从那以后,我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用两年时间修完了国家统计局的学习课程,参加了刚刚开始的全国自学考试,顺利通过了四门课程。如果说学习伴随了我的一生,那么,当年父亲的一席话是我的起点,也是时刻激励我的动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按照父亲的教诲去学、去做,一步一步走下去,从大山中走出,走进机关,县、区政府,为国为民做了一点事,每一步成长的过程都浸透着父亲对我一生深深的影响。父亲去世后,我将父亲写给我的信装订成册,工作上不顺心或遇到难题时拿出来翻翻、看看、想想,父亲几十年前的许多教诲往往使我心平气顺,许多烦恼也随之化解。几十封书信成了父亲留给我们子女,尤其是留给我的最大的精神遗产。

　　四

　　父亲一生要求子女做正直人、正派人、老实人,对我们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他经常要求我们,对人要善,处事要稳,干事要实。遇到想不通的事,先冷静一段时间再去想。当觉得自己吃亏时,要反过来站到对方的位置想一想。考虑问题眼光要远,不要盯在眼皮底下。父亲待人处世的原则和态度真是我们的好榜样,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任何人面前,父亲总是以一颗善良之心、平等之心去对待,他从不以妄语加人,即使对比他小几十岁的人；从不认为自己有理,即使真理在他手中。也许是父亲从小受梁硕光先生佛学的影响,他的内心总是不乱方寸,心性圆融无碍,以慈悲之心处世。“文革”期间的逼供信中,他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乱讲一句,宁可挨训挨打也不按造反派的要求去办。“文革”结束,他被落实政策后,对“文革”中曾对他动过手的学生也不怨恨。在追查“文革”打手,要他提供书面材料时,他写道“人不记得”。有人问他明明就是那几个人,他却说:“学生被利用,何必要说出。”

　　父亲最痛恨占公家便宜的人。我调回天水工作后,发现父亲总是将已用过的信封拆开翻过来粘好后再用,写信写材料总是上街自己掏钱买稿纸,我不以为然,一次将办公室的信封、稿纸、胶水带了一些回家,父亲勃然大怒,毫不客气地对我说:“拿回去,绝不许将公家的东西拿回家!你记住,公家的便宜绝不能占!”在我从政的多年中,父亲“公家的便宜绝不能占”的警句一直响在我耳边,成为我的座右铭。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内心感激父亲二十年前对我的警示。父亲晚年腰部受损,发作起来十分痛苦,经常要外出治疗。一次父亲要我陪他去一诊所治疗,我将单位的小车借出,准备载父亲去看病。父亲一出门,看见门前的小车,脸色立刻变了,说他不坐。我和司机千说万说,父亲不允,最后自己调头步行而去。我只好打发司机将车开回,自己骑一辆自行车将父亲带到诊所治疗后又带回。一路上,父亲一句话也不说。我知道,在公与私的天秤上,父亲是从来不让步的,他也是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们该如何做人。

　　从一九五八年国家大炼钢铁,要求“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过集体生活起,我们全家即搬进天水市青北小学。从一间十几平米的宿舍到两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父亲在此住了近三十年。父亲对青北小学感情很深,他退休后,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冬季来临,室外水管冻结,父亲早起后在煤炉上烧一壶开水,冲开水龙头,供大家方便使用。冬季下雪,父亲早起拿把扫帚,把校园和校门口的雪清扫干净。秋天落叶铺地,学生放学后,父亲又将落叶扫拢。许多次,学校领导和老师劝他多休息,别再干了,他总是说,闲着还不如活动活动。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逝世。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父亲因故逝世,享年七十八岁。父亲逝世后,他的许多领导、同事、学生闻讯而来,自发组成治丧委员会,以隆重的仪式为父亲送行。父亲多年的同事、时任民进天水市委员会主委的王直先生亲自撰写的悼词中,以“善良、中肯、清苦、勤奋、团结、两严(即严以律已、严对子女)”概括了父亲的一生。这十二个字,是对父亲最恰当的评价,也是我们子女永远应该学习、追求和坚持的,这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注1:梁硕光(1871——1964),名俊耀,山西忻县温村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此后又参加了倒袁活动,为山西辛亥老人,曾当选为一、三届国会众议员,后任《晋阳日报》社社长。建国后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任山西省文史馆馆员,在山西现代史上卓有影响。

　　注2:见张博著《学尊》一书《陇南日报》救市始末一节(第52页)。

　　注3:亦渭,1907年,时任渭南知府的天水籍人氏张世英以陕西渭南新学为例,将原办的天水敦本学堂改为“亦渭学堂”,创立了天水第一所现代化教育学校。建国后,亦渭学堂改为天水市解一小学,初中部并入天水一中。该校曾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

　　注4:王治岐(1901—1985),字凤山,天水麦积区人,幼时从学“亦渭”,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先后任甘肃省保安处处长、第165师师长、第119军军长、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119军军长。抗战时率部参加晋南战役、中条山战役,1949年12月率部在武都起义,建国后任民革甘肃省副主任、甘肃省政协常委、西安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