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

——纪念父亲冯道纯诞辰一百周年

●冯沙驼
 

　　一

　　今年十二月十八日(即旧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是父亲冯道纯诞辰一百周年。

　　一九O八年旧历十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出生于山西省忻县(现忻州市)奇村镇。祖父幼年学商,成家后经营一个杂货铺,也兼顾少许耕地,膝下有四个子女,父亲排行老四。父亲自幼聪慧,全家及亲友对他十分偏爱,六岁时入本村小学读书,后转入本村基督教大同会私塾读书。其时大同会的主持人是清末同盟会会员梁硕光先生(注1),他在办学中引进大量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灌输了许多佛学思想,这些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极大。

　　一九二二年,父亲十四岁,梁硕光先生当选为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他精心挑选了十余名学生到北京学习,父亲有幸被选中,进入北京中和学校读书。在这里,父亲在接受传统中国教育的同时,兼学算术和英语等,课余,学校又组织他们参观北京故宫等名胜,呼吸到大量的新鲜空气,眼界为之一开。

　　一九二三年,梁硕光先生返晋在太原创办了中和中学,并自任校长,父亲随梁先生返回并在该校学习。其间,“五四”运动影响波及到保守的山西,父亲经人介绍,接触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新书,第一次对孔家店有了动摇。在太原的书市上,父亲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读物,听到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使他感到新鲜和好奇。中学四年,父亲在封建传统和资本主义教育的双重影响下奋力读书,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是当时梁硕光先生的得意学生。

　　一九二八年八月,父亲在梁硕光先生的经济资助下,考入山西大学预科,一九三O年八月又升入该校法学院政治学系,直到一九三四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父亲受梁硕光先生的影响,多次拒绝进阎锡山政府衙门做官的邀请,选择了教书这条路,应聘到省立太原女中和尊德女中任教,主要讲授史地。

　　“七七”庐沟桥事变后,山西很快成为战场。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轰炸太原,父亲随学校撤离太原,但战事日紧,学校也随战事趋紧解散,父亲遂与部分同事西渡黄河到达西安,适国民党教育部在西安设处登记华北沦陷区师生,准备设立甘肃中学,父亲即报名登记。一九三八年五月,国立甘肃中学成立,父亲任历史教员,恰逢《陇南日报》招聘社论撰写人员,父亲便以“初征”笔名投稿两次,受聘以教师、战地服务团员名义在该报工作。《陇南日报》为当时陇南唯一报刊,父亲只按照重要新闻,撰写社论或短评,送报社刊载。父亲所撰写的评论主要属国际性质,他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当时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国际局势进行评论,尤其对当时东西方的战略、美英俄中日等国的利益搏弈进行分析,许多评论入木三分,一些重大事件预测准确到位。

　　一九四O年,父亲在当时天水教育界朋友的一再邀请下,离开《陇南日报》到设在甘谷县的国立五中教授史地兼任导师(相当于今天的班主任)。在国立五中的一年多时间中,父亲目睹人世间的倾轧和环境的艰辛,在同事介绍下回到天水新成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垦设计委员会专事西北水土保持规划,任秘书。林垦会的工作纯系技术工作,主要在黄河上游勘察水土流失情况并制定水保方案。在林垦会的几年中,父亲积极介入了天水水保的勘察、治理、规划设计等工作,并将其全部材料汇编成册,呈报上送,想在天水深入学习垦植知识,了此一生。但后来林垦会主要人员调走,经费停拨,个人生活亦受影响,在同乡的介绍下,父亲又到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天水新设烟类专卖局办事处任职员,同时又看守着名存实亡的林垦会,但终无希望。

　　一九四四年五月,经人介绍,父亲到天水县政府工作,对生活及工作感到十分失落的父亲应邀而去,任秘书。在县政府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每天沦陷在自己极不熟悉、极不感兴趣的公文之中,感到十分苦闷,同时也窥见了一些旧政府机关的黑暗,对旧社会的失望日渐加重。此后,父亲又返回《陇南日报》社工作,任总编辑。后又重回县政府工作,任秘书,直至天水解放。

　　父亲在《陇南日报》社和天水县政府工作期间,有三件事不得不提。(注2)

　　第一件事是抗战期间,天水“亦渭”(注3)学生在天水大什字宣传演出为抗战募捐时,特务发现内有先进学生,一时警哨大作,特务抓人,一起被抓的有十余人,内有教师和学生。“亦渭”学生看到老师、同学为抗战被抓,气愤填膺,结队要人,不仅遭受拒绝,当局还派人到“亦渭”核查。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气愤,利用自己在《陇南日报》的条件,第三日在首刊中发出呼声:“实行统一战线,何抓共党言行”,并附诗一首:“国门战火硝烟来,宣传抗日激昂怀。忧国哪能坐读书,丹心铮铮动九垓。”同时,其他一些人士也在《陇南日报》发表言论,在陇南引起巨大反响,国民党省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放人。事后,社会各界皆感谢《陇南日报》舆论救援之举。

　　第二件事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天水面临解放,驻天水的国民党120军军长周嘉彬撤退时,令军统主任赵文龙、督令天水专员高增信烧掉天水粮仓。当时父亲任县政府秘书,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马上告诉在家养病的天水绥署田料处处长张治宗,并约周秉中、李赞亭等地方名绅十余人求助于国民党119军军长王治岐(注4),王治岐设法调开军统赵文龙,使该计划落空,旋即天水解放,为解放军和当地百姓保存了大批粮食。

　　第三件事是父亲在天水解放前的十一年中,一直是在不受别人欺侮,也不欺侮别人,不参与党派活动,平安渡日的心态中勉力应付。十一年中,他为谋生而工作多变,但教书育人、以知识报国是他不变的愿望和追求,即便如此,那个社会也容不下他。父亲来天水不久,即有人告诉他,时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的郑某说他有问题,请注意云云。此后,特务多次试探甚至当面威胁。父亲在天水一直受到特务监视。在县政府工作期间,坐在父亲对面的是国民党天水中统特务头子。直至解放后,父亲才知道他与特务共处一室多年。《陇南日报》事件后不久,父亲晚上编完稿后回家,经西城门时,城墙上突然掉下一块巨石,距父亲仅一步之距。还有一次父亲半夜回家,遭特务黑枪恐吓。此后,父亲愤而辞职,远离是非之地,转去学校任教。

　　一九四九年八月天水解放,从一九五O年十月开始,父亲遂由天水专署文教科介绍到天水中学任教员,直至一九七五年退休。

　　二

　　综观父亲的一生,前半生是在旧社会反复挣扎求生,原想投身教育、以中庸之道待人接物、奢想与世无争、耳根清静、平安渡日而终无实现的半生。解放后,父亲虽被多次政治运动波及,特别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受审批斗,但他始终以乐观的态度从容应对。“文革”中一次被批斗后,他曾对我说:“我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问心无愧。”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下,父亲仍然对党充满崇敬,对未来抱有希望。父亲晚年有一次谈到他的感受时,深情地对我讲:“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是真诚的,因为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觉的,因为我认为应该这样去做。”简短的话语,集中地反映了父亲的真情,也可以说这是父亲后半生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父亲的全部精力放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工作,一是家庭,尤其在子女的成才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对工作极端地负责,是父亲一生的追求。五十年代初,一批从天津、上海来的青年学生支援西北教育,分配到天水准备任小学教员,先到天水中学学习,父亲任“津沪”班班主任,对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关怀备至。一位当年来自上海的父亲的学生曾对我讲过,父亲当时对他们这些学生十分关怀,尤其在生活方面,当时住宿条件较差,许多同学挤在一间宿舍中,父亲风雨无阻,每天晚上都要对宿舍进行巡查,看看灯关了没有,学生睡了没有,对生病学生更是亲自照料,对想家的、哭鼻子的同学耐心劝导,多方做工作,一点一滴使远离父母家乡的同学难以忘怀。据我市著名收藏家刘大有先生回忆,一次他手里拿着地理课本默念时遇到父亲,父亲告诉他,学习不仅要下死力气,而且也要有技巧。如在地理中把东欧国家按一定顺序排好,不仅好记而且上口,比如保加利亚、索非亚,阿尔巴尼亚、地拉那,波兰、华沙,德国、柏林,匈牙利、布达佩斯,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等等。类似的技巧使他对国名、地名的记忆一下清晰好记且难忘了。此后父亲教给他中国历史歌,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岁月,只用四句七言体二十八字串了起来。五十年代,父亲任班主任,教授过历史、地理课。几年前,几位他当年的学生深情地对我讲,父亲任班主任期间的一些细节让他们永远难忘。父亲上课前,总是提前站在教室门前,检查中山装的第一个钮扣是否扣好,整整帽子是否端正,上课铃响后,待教室里的喧哗声完全平静,衣着不整的同学自觉整理到位后,父亲才登上讲台,开始上课。半个多世纪前的小事,深深地铭刻在学生的脑海中,可见父亲身教、师德的影响。

　　在我们子女的记忆中,父亲总是来去匆匆。几十年如一日提前上班、推迟下班。从来都把工作摆在第一位,任何一件小事都必须做得圆满、无可挑剔。记得六十年代的一段时间,父亲到学校图书馆工作,十几万册图书,在父亲手中整理得井然有序,每天的借出、归还有条不紊,图书馆内井井有条。以后父亲到学校教导处工作,直至退休。在此期间,父亲把十分繁忙的工作毫无怨言地担当起来,和其他教师配合默契,上千人的学生,几十个班次,上百名教师,每学期、每季度、每月、每周、每日的教学安排井然有序,一目了然,从未出过差错。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学校的试卷全凭钢板腊纸一字字刻出后在简陋的油印机上进行印刷,父亲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一个班、一个级,从中期考试到年终考试,年复一年地刻好、印好、分装好。多年后,我们已长大成人,有时偶然看到留在家中的几张过去父亲刻印的作废的试题时,即有心酸、心痛之感,但更多的是对父亲由衷的敬仰。

　　一九八二年,父亲已经退休,他被市政协四届七次常委会议聘请为四届市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组员(当时为地管市体制)。从那以后,父亲仿佛比过去更忙,他为了准确无误地编辑、整理天水历史人物的资料,使之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顾年老体弱,紧张进行工作。那一段时间,我记得夏日炎炎中父亲总是头戴一顶草帽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晚上在昏暗的灯下认真撰写。在他逝世后留下的遗物中,就有当时父亲撰写的伏羲、赵壹、苻坚、王仁裕、张俊、纪信、李广、赵充国、段会宗、姜岐、薛夏、杨轲、尹纬、姜龛、姜芨、赵昌、尹崇轲、杨大渊、胡来缙、胡忻、胡恒升、李菘、任其昌、刘永亭、陈养源等人简历的手稿,及对天水重要历史如国立五中和第七教师服务团等的回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