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上世纪５０年代，我省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乘土改之便，曾到天梯山下做过短暂的访问，提出天梯山石窟即历史上著名的凉州石窟。但由于石窟的梯道已毁，未能进窟考察。

　　１９５４年，我国著名美术史学家史岩先生冒着坠入悬崖的危险，腰系绳索，进入洞窟。全面勘察后，发表了《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的简要报告，正式揭开了天梯山石窟的神秘面纱，这是唐代以来惟一关于天梯山石窟的最为详尽的记录和报告。但由于史先生勘察的石窟究竟是不是北凉王沮渠蒙逊创凿的凉州石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隔不久，１９５８年，黄羊河水库的兴建，使蓄水库北岸上的天梯山石窟面临水淹之患。

　　为了挽救石窟艺术宝库，省文化局报请当时的省人民委员会、文化部批准，将石窟内大部分壁画、塑像迁移保护。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为队长、省博物馆副馆长吴怡如为副队长的天梯山勘察搬迁工作队，对石窟进行清理发掘。在天气异常寒冷、每天只有洋芋和白菜供应的艰苦条件下，工作队克服困难，攀上悬崖，清理出土了魏、隋、唐代的汉藏文写经，初唐绢画、以及文书、契约、佛经、壁画和塑像等珍贵文物。其中，发掘出我国惟一的北凉时期的壁画，后被定为国宝，另三身塑像分别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里，难以抹去的一个情节是：１２月９日下午，大家正集中清理被１９２７年大地震震毁的石窟时，突然上面有一块危石跌落下来，考古工作人员倪思贤为了救护工人，自己不幸从３０多米高的崖面上摔下去，当即牺牲。

　　经历半年时间，除大佛窟外，工作队对距地表几十米高的小洞窟进行清理，对壁画进行剥离，对塑像进行搬取，小洞窟内４０多身塑像、百余平方米的壁画及２５箱残片均搬迁至省博物馆保存。

　　上世纪５０年代被确认为凉州石窟的天梯山石窟，又被彻底搬迁，由于历史种种原因，还未发表发掘报告，使国内外许多学者一再提问：凉州石窟究竟哪里去了？

　　石窟与石窟内文物的分离，给研究者造成团团疑惑，对文物保护的完整性、系统性、观赏性都留下了残缺的遗憾。

　　１９９４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中国著名石窟研究专家宿白先生，不顾７０多岁的高龄，亲临天梯山石窟实地考察，经研究考证，中国石窟起源于凉州石窟，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

　　十六国时期，凉州一度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北魏灭北凉，“徙凉州三万余家于京师（平城）”，魏文帝时，相继任僧统的师贤、昙曜，皆为凉州高僧，现存云冈最早的一批石窟，就是昙曜主持修造的。

　　在此之后仿照云冈石窟开凿的龙门石窟，也脱不出凉州石窟的模式。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诚心铺就佛归路天梯山石窟及其搬迁的文物在文革中，命运多舛，令人痛心。无知的群众将存放在省博物馆的天梯山石窟文物包装箱撬开，里面佛像残块及佛经被翻得乱七八糟，一部分箱子的泥塑佛像，被当作打靶的掩体，“流离失所”的菩萨佛像，自然是“遍体鳞伤”，有的甚至“粉身碎骨”了，装箱的资料多有失散。未搬迁的大佛窟７尊高大造像，虽然“定居”凉州天梯山，却被泡在已建成的水库之中，胸腹以下泥塑脱落，仅存石胎。其他洞窟窟内尚有部分壁画和残损的泥塑、石胎造像以及有关的附属文物，也不同程度地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

　　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天梯山石窟及其文物保护工作终于迎来了春天。因适应石窟艺术研究和开发利用的需要，全省上下要求恢复天梯山石窟的呼声越来越高。

　　武威市政府及相关水利专家多次对黄羊河水库测量，发现当初苏联专家设计的黄羊河水库，过高估计了水库水位。而３０多年的实践与测量证明，水库修好后，水位最高时距最低层的小洞窟还有５米，距最上层的小洞窟有２０多米水库，对小洞窟并不造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