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画中传奇

苦行千里，以画殉山的画家——刘万年

■刘国松

　　西藏是我十分向往一游的地方，1987年7月，我终于从成都飞去了拉萨。

　　一个星期的旅游计划本来就很短，再加上缺氧、高原反应，没能看上几个地方。但是除了参观寺庙艺术与感受宗教气氛之外，最使我开心的是遇到了两位汉族画家，一位是美术家协会的韩书力，一位是《西藏日报》的刘万年。前者以其独创的个人绘画语言，诉说他对喇嘛教深切的感受，后者却用其创新的水墨技法，表现他对雪域高原、山川峻岭的热烈爱恋。

　　刘万年是带有一种浓厚宗教情结，虔诚地膜拜着西藏的荒山秃岭。当他带着他的画来旅馆看我时，刚一打开画面便立刻深深吸引住了我。那是高原的山，西藏的山，让人新奇，让人震撼，与过去中国画家表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的话还没有谈上几句，刘万年在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地说：“我愿意为西藏的任何一座山而死!”

他讲这话时，是那样的真诚，那样的率直，我深深地被他那为艺术而献身的英雄气概和发自肺腑的豪语所感动。藏族教徒对山崇拜，我在书上或纪录片中早已看到过，那些虔诚的喇嘛教信徒，每走三步即向“神山”行五体投地大礼一次。信徒们腿上裹着护膝，双手戴着皮套，日以继夜地三步一拜，由家门口直到目的地，有的竟殉教死在路上。这样强烈的宗教感染力，我亦为之愕然。

　　我的夫人模华信奉佛教，所以她的兴趣主要在寺庙和佛堂。我虽然对寺庙建筑也很有兴趣，但是雪域高原的山水，对我更有吸引力。我一直很想到冰雪覆盖的原始荒原上去看看，到了拉萨之后，才知道这是梦想。最后一天，只好到拉萨河谷的沙石滩上走了走，聊以自慰。可是刘万年却对我不无得意地说：“这些年来，或坐车、或步行、或骑马，除了阿里，西藏的地方我都去过了。山虽然没有全爬过，但都观察过，欣赏过，写生过了，还拍了数千张照片。这次时间太短，下次再来，最好能有半年时间，我一定陪老师您去各地好好看看。”

　　刘万年出生在甘肃天水，这个号称西北“曲阜”的地方，人们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书画十分地着迷。所以在当地，只要写的一手毛笔字或会画几笔画的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尊重。刘万年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熏陶，6岁开始学习毛笔字和画，时断时续，14岁时竟能对着镜子画一张油画自画像出来。“文化大革命”中，要对毛主席表忠心，整个中国、西北、他的家乡、路边上、村庄口、广场中央都树起了一座座纪念碑式的“效忠墙”，墙上画着毛主席的巨型画像。在他家所在的公社、生产队的要道口的“效忠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全是刘万年画的，并且水平非同一般。

　　1970年底，刘万年收到西藏的亲戚来信，说在西藏可以找到小工，如果愿意的话有人在柳园接他到西藏。刘万年接到信高兴的一夜没有睡着觉，心想，这下终于可以逃脱生产队这个“变相的集中营了”，我宁可死在外边，也不活在家中，即便是到西藏掏大粪也干。甘肃冬天的天气奇寒无比，那年头布匹棉花在中国是紧缺货，刘万年穿着一身补了又补的破棉衣，头上没有帽子，脚上穿着露着指头的旧布鞋，坐上火车到了柳园火车站西藏运输站，住下等他的亲戚来接他。运输站住店的大房子有十多个铁床，中央一个用汽油桶做的大炉子，一次要加几铁铣煤炭，火苗直往天花板上串，火星飞舞犹如节日焰花，刘万年的心随着火焰飞腾，真的要去西藏了?真的要离开“家”了?他觉得像是做梦。他去过兰州，还去过北京，但相比起来怎么都不如这次去西藏这样令他激动，冥冥中觉得，西藏可能就是他这一生中的归属了。他嘴里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去“就义”的感觉。

　　三天后接他的亲戚和他见面了，他们拉上货，坐上“解放”走了8天。在1971年元月的一个下午，当亲戚把他从梦中唤醒时，拉萨终于到了。汽车停在拉萨郊区的小河边，洗刷一路的风尘。阳光温暖着大地，农历腊月的天气，竟然河水没有结冰，清澈见底，甘泉般的河水里竟然有一群小鱼在畅游，远处望见布达拉宫的金顶闪着亮光，白墙、红墙那么地庄重肃穆，又生动活泼。他用手掬着水喝了几口河水，对于来自一个干旱缺水地方的人，这水是这么清、这么甜，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刘万年刚到拉萨，在一家副食场打小工，工作是上山搬石头，建猪圈。一起干活的小工大多是来自四川的工人家属，有20多个。刘万年在这群女人中鹤立鸡群，他能写会画，很快被换了工种，给场里写材料，负责办两块墙报，布置会场等。同时很快又被副食场的上级单位拉萨市贸易公司发现，录取为公司正式职工。1973年，他在《西藏日报》上连续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认识了该社的美术编辑马刚，在其指导下，才开始正规学起画来。

　　当我问起他何以写起小说来时，刘万年说：“大概是1964年我15岁的时候，开始迷上了小说。学校放假时我从学校图书室借了10多本厚厚的小说，没黑没明地读呀、背呀、记呀，憧憬着自己长大后，考上大学，当一名作家。为了有自己的小说书，利用暑假，我和表弟拉了舅舅家一板车水蜜桃，到临县叫卖，赚了三元三角钱，妈妈原本计划给我用这些钱买布做件新衣服上学穿，结果我却买了几本书回来了。我从小学到中学，作文一直不错，常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去朗读呢!我的理想是考一名文科大学，将来当一名作家。同时画也画的很出色，14岁就画的一手好画，那时我就知道列宾、达芬奇的油画。我的宣传画画的十分好，比我们学校的老师还好呢。”

有了老师的悉心指导，再加上用功与才气，刘万年进步神速。1993年西藏日报社下调令调他到报社工作，原单位硬是舍不得放他走。刘万年使出了浑身解数，1995年才调到《西藏日报》当美术编辑至今。其间1979年被送往四川美院进修一年，打造了一些基本的绘画基础。

　　确定了画西藏山水画初期，刘万年试着用素描、水彩和油画对着西藏那厚重而松散的山岳写生。那时候他认为中国山水画只适合于画江南景色，传统的皴法，也只适宜于写黄山、华岳或雁荡。可是在他去四川美院进修期间，看了石鲁的画展之后，他的观念有了根本改变。他眼见石鲁如何用传统笔墨表现出了黄土高原的特质，给中国画带来了新的气息。回藏后，他下定决心放弃原来的许多爱好，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用十年时间集中所有时间，集中所有的精力，集中所有财力攻西藏山水画这个主题。既然定了这一辈子要画西藏山水画，就必须以西藏的大自然作为蓝本，不要找错地方去什么大学学习，更不能听远离西藏千里万里的专家指导。只有钻山沟、写生，师造化，师西藏的自然，才是唯一正确的学习道路。刘万年利用一切时间去下乡，到深山大川里去体验、去写生、去拍照，不论是东南的横断山脉，还是西边的狮泉河谷(印度河的上游)、雅鲁藏布江边、拉木错的湖畔，都留下了刘万年的足印。他常常穿一件雨衣，这是他多年下乡的经验，晴天遮太阳，雨天遮雨水，冬天挡风雪，画累了躺在地上可隔潮，晚上住在招待所可铺在床上，因为那个床上的垫子十几年都不洗一次的。他背着画具、相机，走进羌塘草原无人区的腹地，爬上海拔6000米的帕里高峰，钻进波密塌方区的深谷，踏上干焦的格尔木沙漠。鞋底磨穿了，脚上的血肉与袜子沾在了一起，脚指甲乌黑，过了一段时间脱落了。眼睛成了雪盲，一见光就流泪不止，脸上一层一层脱皮。经历这么多的困难与磨难，可刘万年根本就不以为苦，一到乡下，什么都忘记了；兴奋，无比地兴奋，常常手舞足蹈，不知疲倦，不怕野兽，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创作出西藏山水画而拼命。西藏的文化人都是如此，都是狂人，都是疯子，好多人为此得了高原病，有几位还献上了年轻的生命，如文学家巧小明，诗人田雯等。

　　刘万年受到石鲁绘画的启示后，反复地用石鲁的方法和传统的笔墨皴擦，始终无法淋漓尽致地画出西藏的感觉和特质。于是怀疑，不断地反省和再扩大视野去寻找，海外的现代水墨给他带来了灵感，尤其是刘国松老师提出的“先异后精”的精辟论断，成了他创作西藏山水画的理论支点。他高兴地说：“绝对正确，首先不是学传统，首先要不一样，要有自己的样子，要异，而后再精，再细。在精细的过程中你有多大的能耐，就可以离传统多远，画画的你有能耐创造一个新画种出来?跟在古人的后边学舌，谁不会啊!”

　　画西藏山水画，他想让传统宣纸摆脱轻、淡，所谓“雅”的感觉，使画面像藏人的皮袍厚重、野蛮起来。他利用各种材质、各种手段都失败了，最后找到了一种方法，画面真的有质感了，有厚重的感觉了，那扇通往西藏山水画的奇门，终于被刘万年找到并打开了。从此，西藏特有的分化石、泥石流、盐碱滩、沼泽地、干草皮、积雪、冰川等自然景色，相继在他的画中显现，随后更采用两面落墨，增加画面层次，获得嶙峋山体的自然效果。一个与古人和今人不同的，属于刘万年独创的、全新的西藏山水画诞生了，真可谓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可歌、可颂、可树，该歌、该颂、该树。

　　刘万年的西藏山水画，在构图上追求大、满、整、实。由大中观小，满中见缺，整中求变，实中得质。粗看厚重博大，细观千变万化，外表奔腾流动，内里持重挺拔。刘万年自己说：“西藏的山很多、很大，要画其来龙去脉不行。我采取画一点、画一半(指局部)的方法，叫人从这一点、一半上去想开，去完成观看着的想象力，一叶知秋，一枝红杏出墙，春色已经昂然。”

　　刘万年的西藏山水画，追求的是自然元性之美，自然元性就是佛性、神性，是人类追求的共性和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