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近些年来，由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城市困难群众问题浮出水面，面对这部分生活艰难的弱势群体，国务院及时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出台与实施，被认为是为困难群众生活构筑的“一道安全防护网”，称之为惠泽贫困户的“救命之举”。
城市低保制度在我市已实施近10年了，那么这项工作的运行与发展如何呢？记者日前对此进行了专题调查。
都市里的“村庄”
初秋的一天，记者踏进了秦州区澄园巷杜宝珍的家中，这位47岁的妇女，看起来明显比实际年龄苍老的多，她22岁的大儿子有智障，生活不能自理，杜宝珍除了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大儿子的身上外，还要负担上初一的小儿子的日常生活。以往的岁月中，她仅凭着在区蔬菜公司上班以及丈夫在区烟酒公司工作所领取的微薄收入维系着家庭的生活，日子不算富裕，倒也稳定。然而，从1994年至1996年，她们夫妻俩同时下岗，生活从此一落千丈。为了解决温饱，丈夫每天从市场上批发一些手机卡和廉价的手机套，打游击似的在街上零售，经常是紧锁着眉头回到家中。在这段时间里，杜宝珍常常是以泪洗面……2002年1月，当杜宝珍第一次领到了360元低保金后，她沉重的心释然了，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齐了当月的米、面、油、煤。谈及以后的生活，杜宝珍说：“政府能够救济我们，我就要顽强地撑起这个家，教育小儿子好好学习，学有成就后好回报党和政府的关怀。”
与杜宝珍同样景况的42岁的下岗职工哈志强夫妇，也每月领取着360元的低保金，同时他们还在街上摆了一个小地摊，靠卖一些袜子之类的小物品接济生活，他们可喜的是，艰苦的环境中造就了一对好的女儿，两个女儿现在分别考取了天水师院和西北工业学院，而且成绩均在前几名。
86岁的夏顺堂老人是重新街社区的特困户之一，老伴患病常年卧床不起，每月仅靠240元的低保金以及好心的邻里照顾度日，老俩口虽然居住在不足8平方米简陋的土房里，无聊地打发着流逝的时光，但谈起低保制度，夏老苍老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他说：“感谢党和政府，如果没有这些低保金，我们是活不到今天的。”
城市低保，犹如一缕温暖的阳光，滋润着应该得到救助的弱势群体，它既体现出了党和政府的博大胸怀，同时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救灾、助学、助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市的社会化进程中，城市低保制度充分发挥了其“可以将有限的资金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的特点，既弥补了社会保险和就业与再就业政策的不足，又达到了解决城市低保对象生活困难这一最直接的“民生”目标。
据市低保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阶段、分步骤建立并实施，即从1998年1月1日起首先在秦州、麦积两区建立实施；1999年1月1日开始在秦安、甘谷、武山、清水、张家川建立并全面实施。保障标准至今已经过了三次提标，即一开始，秦州、麦积两区月人均100元，秦安等五县月人均80元；1999年7月1日，秦州、麦积两区保障标准提高为月人均130元，秦安等五县提高为月人均104元；2005年4月1日，秦州、麦积两区提高为月人均143元，秦安等五县提高为月人均114元；今年5月，我市秦州、麦积两区提高为月人均157元，秦安等五县提高为月人均125元。全市“三无”对象为全额补助，其他低保对象实行差额补贴。
今年以来，市民政局根据有关精神，对全市低保标准再度进行了调整，从2月份开始，市民政局组织470多名工作人员，采取家家入户、人人见面的办法，对全市低保对象进行了一次全面核实检查，共清退出超过低保标准的对象1148户2017人，占原低保对象人数的2.45%。按新标准核算，新增纳入了保障对象2467户4744人，比提标前增长了3.07%。截至今年9月，提标后我市城市低保对象共有39835户89951人。
“破冰”三大难题
城市低保工作在我市实施以来，由于党政领导重视、民政部门积极努力、有关部门紧密配合，保障对象的申报、审核、审批，手续严格，管理规范，保障对象真实、准确；坚持属地管理、动态管理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以及低保资金专户储存，专账管理，封闭运行，专款专用，发放实行社会化，确保了低保工作健康发展。但从前面的数据以及记者的调查可以分析出，目前仍有“三大难题”困扰着我市城市居民低保工作。
——低保对象人数呈增加趋势，政府救济压力过大。据民政局的消息称，造成低保人数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并轨过程中，一些从“再就业服务中心”出来、又不能重新就业的人员家庭进入低保；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其中部分生活困难的居民户需要纳入低保；实行行业化管理、情况比较特殊的企业还有一部分特困职工需要纳入低保；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企业减员增效，在近期内就业形势还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必然继续产生新的贫困人口。
——有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低保家庭需要进一步救助。目前我市的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仅能维持一个家庭的最一般的生活需要，如果家庭中有危重病人或子女上学，家庭支出就会大大增加，有些家庭交不起每月的水电房租费，不少家庭住房条件很差等，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救助措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低保对象的大病医疗等问题。
——地方财政应当承担的低保资金落实不够，工作体系不完整。据介绍，近年来，中央用于城市低保的补助资金连年翻番，省、市两级财政也相应加大低保投入，但从市民政部门掌握的情况看，我市县一级财政落实低保资金的情况仍不理想，特别是经济不发达、财政比较困难的县显得尤为突出。城市低保工作的重心在基层，受经费的影响，个别县上低保工作人力资源缺乏，工作体系不健全，力量薄弱，甚至没有机构、人员和设施，造成低保工作基层“无腿”的现状。
9月中旬，市民政局分管低保工作的副局长李晋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针对上述问题，李晋东略加思索后说，城市低保制度在我国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发展趋势是最好的，也是最与国际接轨的。这项制度在我市实施了近10年，目前可能被开发的内蕴几乎都已经被开发出来了。但是由于城市低保制度或社会救助本身的“先天不足”，要想继续迈进，就必须寻求一种能符合新世纪、新环境下的新的发展思路。他表示，市民政局正在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推广外地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诸如学习和探索建立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以临时救助制度和优惠政策为补充，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相配套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争取为城市贫困居民解决更多的实际困难。
正如李晋东所言，这也是每一户贫困家庭所渴望和期待的。在记者近期的调查中，我市绝大多数低保对象认为目前享受的低保金无法满足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在受访的近20名低保对象中，自述这种情况的人占到了七成，勉强度日或仅能糊口的合计占到三成。在综合调查中，我市低保对象生存的意志是顽强的，除享受低保金外，以靠打工收入、父母亲友接济或缩减日常开支来弥补家庭经济拮据，是这部分贫困群体维持基本生活所通常采用的三种方式。
市低保办公室主任秦定明深有感触地说，低保制度的初衷只是对生活困难的人给予暂时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它的预期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能够使其摆脱生活困难的状况。然而，低保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呈现出了一个长期的低收入群体的迹象。之所以有制造“制度依赖”的倾向，是因为低保制度本身给予低保对象稳定的预期，即只要收入没有增长，就可以按月享受政府的救济。因此，只有逐步淡化现行低保制度单纯救助的色彩，强化生活保障与促进再就业同步，才能抑制这种负效应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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