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上旬，旅居天津的天水籍青年作家秦岭（何彦杰）西部采风途经我市，并应邀参加了我市举办的女娲文化研讨会等一系列文化、文学交流活动。《天水日报》记者丹霞就秦岭最近问世的两部小说集《绣花鞋垫》《红蜻蜓》进行了采访。这两部小说集收入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部分农村题材和官场题材小说，其中多部在全国、期刊和天津市获奖。现将丹霞和秦岭的文学对话摘要如下，以满足天水读者的愿望。

布谷鸟在海滨自由歌唱

——与天水籍青年作家秦岭（何彦杰）谈其小说创作与生活

　丹霞

　　丹霞：你好！首先作为家乡人对你在中国文坛的迅速窜红（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与你的《绣花鞋垫》、《红蜻蜓》两本小说集的出版表示真心的祝贺。
　　秦岭：谢谢！我也借此机会向多年来关注、支持我的天水各界的新老朋友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绣花鞋垫》《红蜻蜓》两本书筛选并收入了最近四年在《钟山》《长城》《红岩》《北京文学》《天津文学》《长江文艺》等期刊发表的19部中短篇，算是对自己近期小说创作的阶段性小结吧。
　　丹霞：在上面我用了迅猛窜红这个字眼，来形容你在小说创作方面态势，因为在我的感觉中，你这几年的小说创作是循序渐进的，但又是非常迅猛的，以至于迅猛到三四年之内就在国内的文坛上独显峥嵘，耀人眼目，但又有点相似。能具体谈谈你在天津这几年的文学创作与发展情况吗？
　　秦岭：对于最近以来国内媒体对我的关注，我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全国和天水的一些优秀作家比，我需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我是2000年重新开始小说创作的，在这之前由于先后在甘、津两地党政机关从事繁忙的文秘、组织人事等工作，放弃创作达10年之久。所发表的170多万字的作品，大半是近年写的。有四个标志对我来说很重要，其一是从2001年开始发表了一系列农村教育题材的小说，其中中篇《绣花鞋垫》登上2003年下半年中国最佳小说排行榜，评论界认为“把这块蛋糕做出了别样的味道”。其二是四年来的几次获奖，其中《难言之隐》《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等获得期刊优秀小说奖、2003年度、2005年度天津市文化杯中篇小说一等奖、中国梁斌文学奖等。其三是2002年被评选为天津市文学新星，用作协领导的玩笑话说“秦岭像一只在甘肃蛰伏多年的狼似的突然窜进了天津文坛”。其四是被天津市文学院聘为签约作家，有幸成为17名签约作家团队中的一员。这四个标志改变了我对文学一惯迷惘、躲闪、矜持的怯畏心态。用《北京娱乐报》记者的话说，就是“这段时期，秦岭就像一个睡眼松惺的骑手，在懵懂中形成了自然的狂奔状态，由于懵懂，他竟然忽略了去享受本已降临的愉悦。”我想，所谓“窜进来”，离不开力量的积蓄。文学一如吃饭，第一口饭菜未必能马上填饱肚子，却是最值得回味的，如果没有20多年前的1985年在天水农村上初中时发表第一篇散文和1988年加入天水作协等并非遥远的经历，我文学的肚子恐怕早就被物欲世界的平庸和世俗填充了。
　　丹霞：你的小说除了在国内的名刊刊登，许多小说还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中国著名选刊选载，有些小说还被收入《2001年中国优秀短篇小说精选》《中国乡村小说选》《中国官场小说选》《2003年下半年中国最佳小说排行榜佳作集》等选本，无论是中、长篇还是短篇，都充分证明了你小说所具有的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使严肃理性、承载着深度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被专家和读者同时认可，作为创作者，你有什么样的“秘诀”？
　　秦岭：套用某政治家言，在创作上我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那种，因此在这里谈秘诀有些底气不足，但是摸石头的那种粗粗拉拉的感受还是有的。在京津地区一些文学活动的发言中，我始终说我有两个荣幸，一个是近年来文学回归现实的大气候为我扬长避短提供了可能，二是在党政机关先后从事的文秘、人事、督查等不同岗位成全了我审视社会的角度。有一点我从骨子里始终坚守着，这大概和我的创作个性有关，那就是我只认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和纪律，无意在时下乱花迷眼的技巧上去追风逐浪，也很少去刻意营造完整的故事，而是有意不断变幻视角，注重采撷生活碎片的反光，收集到主题的拼盘中来进行写实叙事。有些评论家给我小说的定义是 “秦岭的小说最大的技巧就是没有迷信别人的技巧。”这使我体味到了拒绝盲从甩开膀子走路的快意。最近我搜集了一些关于我小说的评论，特别是研读了《作品与争鸣》等期刊上讨论我小说的理论文章，使我从外部看到了我走路的姿态和模样。既然尚在摸索期，我倒真的渴望找到万能的秘诀，那一定会使我聪明和灵巧起来。
　　丹霞：对你的小说，许多大家、名家在《文艺报》《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选刊》《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天津日报》等报刊中作过各种各样的佳评，今天，我只想从家乡人这样一个视角谈一点读后感受。首先谈到的还是题材，就你小说创作的题材而言，农村和城市，构成了你目前小说题材的两大支点，这从你这两本集子的书名也能反映出来，这是否与你的出生地和现居地——天水和天津的生活有关？
　　秦岭：应该说是有关系的。我的小说中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反映，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故乡天水农村表象的深刻记忆和参加工作后对农村社会普遍意义的思考。有意思的是，您提到的《文艺报》《作品与争鸣》等报刊上评论我的文章，针对的基本都是我的乡村题材小说，如《坡上的莓子红了没》《硌牙的沙子》《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乡村教师》《弃婴》等，这些小说发酵的土壤，就在天水的西河、渭河之畔。而天津作为我的第二故乡，她直辖市的魅力使我真正触摸到了城市的呼吸，10多年来，我思考和工作的触角延伸到了这个城市的许多领域，我从这里出发，先后涉足了欧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城市。天津使我对世界的认识更为直观和理性，我想，我下一步会更为冷静地体味这个城市的生命脉搏和人文精神。其实天津周边也遍布着美丽的乡村，这里的乡村比天水的乡村要富饶得多，湖泊荡舟，沙鸥漫舞，但那只是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度假的美妙去处，却很少走进我的乡村小说，我艺术上的乡村生活始终黏糊在天水的崖畔上，馓饭似的，兼有酸菜和玉米的醉人芬芳。
　　丹霞：如果从文学的心灵关照而言，我感觉，你的小说，折射的是你心灵中的两种情态，反思和体验，一种是对故乡生活尤其是农村教师生存与生活状况的思考，比如你最早引起国内文坛注目的《绣花鞋垫》以及其后同类题材的《烧水做饭的女人》等，都属于这个范畴，另一种则是作为一个都市旅居者对于城市中各种缤纷尤其是都市官场生活的体验，如中篇《难言之隐》《打字员盖春风的感情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是这样的吗？

　　秦岭：最初选择乡村教师题材，大概与我在天津接受高等教育有关，并不遥远的关于乡村教育的记忆与发达的直辖市教育在我脑海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特别是后来应邀在北京、天津的一些富丽堂皇的大学交流小说创作，我对卑微的乡村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思考更加趋于冷静，这使我的视角执拗地停留在那些中国农村教育的主要承载者和文明的传播者身上，走进了他们不堪的生活、生存状态之中。至于官场小说，对我来说是个顺理成章的收获。身处官场核心部门，每天如果不是步履匆匆地在上级机关和基层部门之间穿梭，那么就是在撰写调研文章，八小时之内用文学的思维审视官场的机会并不多，精力全部用在党务和政务工作中了，从某种角度也可以看到我当时的精神面貌，我曾有意不写官场的，但终于没有管住电脑键盘上恣意弹跳的指头，一口气发表了20多个官场题材的中短篇，出版社的编辑是这样概括这些小说的：“在体制、权术、伦理的背后探幽人性碎片，并按人性脉络拾掇起来，构成了一幅幅妙趣横生、幽默风趣的漫画。”这些溢美之词，我权当抬举之言，事实上折射了我的官场体验和文学思考。我认为，官场像一个无法谢幕的特殊剧场，我很庆幸自己既当演员又当观众的日子，使我用文化的心态咀嚼着官场的真味。官场是幽默生活与幽默艺术的富矿，而出于工作需要发表的40多万字的社科类论文，又从理论上增强了我体味官场生活的嗅觉，不断丰富着我的思考，不过在我近期的创作计划中，官场小说并非我的重点，我将继续让我文学的视角以犁铧的姿态，在乡村的土壤中破土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