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一回男一号
潘石屹
这是一篇旧文章，刚拍完《阿司匹林》时写的，现在电影要上映了，翻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拍《阿司匹林》最多的场景就是吃饭
有网友问我，几个月之前聊天的时候还说对拍电影不感兴趣，怎么现在已经拍完了？这种事情此一时，彼一时，原来觉得电影离我很遥远，他们说要我拍的时候，我就想着可以试一试，正好手头上的事情也不多。尤其是今年，整个周围环境的变化还是挺剧烈的，像8.31大限、宏观调控、农民耕地冻结、银行要涨利息等等，人在周围环境变动较多的时候，反而需要更加安静一点。拍电影，实际上也是让我能跳出圈子去看一看，保持安静的一种方式，让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不要有太多的想法，也不要有太多的动作。
决定拍《阿司匹林》基本上没什么波折。有一天我在开会，洪晃给我发来短信，问我有一部戏，里面有个“海归”的角色演不演？我回家后就和张欣商量，她说：“你一个纯种的‘土鳖’还敢演‘海归’？”我想也是，可后来见了导演，导演跟我说，虽然我不是‘海归’，但我夫人是‘海归’，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至少我是最理解“海归”的人。加上我本身多少也有那么一点气质，所以最后决定接这部戏。在拍电影之前，一直都是看电影，小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视，特别是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电影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偏僻的小山村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地道战》、《卖花姑娘》、《地雷战》这些。都是露天电影，用大机器每个村轮流放。1969年之后我们村里装上了喇叭，只要喇叭一喊“今天要放电影了”，大家晚上就都跑过去看。有好多村子没有装喇叭，就靠口传，很快一村一村的人都传到了。
那时村子里基本上大半年甚至一年一个村子才能放一次电影。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到一个临近的村子看电影，那时候放电影之前要先播放革命歌曲，我们想看电影等不及了，就大喊“别放革命歌曲了”，我们去的那个村子，里面的老农从来不知道看电影可以不用听革命歌曲，他们以为多听一首歌就多占一些便宜，死活不让放，也跟着喊，“再听一首歌，再听一首歌”。
电影对我小时候的影响还是挺深的，那时候人们接触信息不像现在这样多，特别单纯，看完《地道战》、《地雷战》，第二天大家能记下各种各样的台词，而且记得很熟。轮到我演电影的时候，背台词成了一大负担，背了好几天，台词死活也记不住。可能是如今需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多就不容易深入。
拍电影，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电影完全是导演一个人的作品，在一个摄制组里面，导演是高度的集中，导演说什么就是什么，剩下灯光、道具、服装、场记、摄像、音响都是配合的，包括演员都是配合的。导演说该笑了，我就赶紧笑；导演说左手举起来，我就赶紧举起来。不像电视访谈里面完全是自己做主的，愿意说什么就是什么。表面上看电影和电视没有区别，实际上区别很大，尤其是直播，直播的时候说5、4、3、2、1，一开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说的时候你要不断动脑筋，可是拍电影时动脑筋的是导演。
导演和一个企业的领导者相比，导演更集权一些，企业显得更民主一些，执行的力度也不那么紧张。以前一看见导演蓄着大胡子或者说好长时间不收拾，常觉得是装酷吧？这次发现他们拍电影，确实是顾不上刮胡子，也顾不上吃和睡觉，通宵就是通宵。好像老母鸡在孵小鸡，到最后几天，老母鸡死活不出来，不吃也不喝，等孵完小鸡以后老母鸡都是枯瘦如柴，它是在用自己的能量把小鸡孵出来。
《阿司匹林》的导演鄢泼刚从法国回来，比较客气，什么事都跟大家商量，好多演员就说，“你怎么跟副导演似的。”一般导演是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副导演是做说服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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