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受熏陶
薄松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河北保定人。擅长中国美术史。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后留校担任中国美术史教学工作，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年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编委。出版有《中国美术通史》(隋唐及宋辽金两卷)、《中国绘画简史》《中国年画史》《吉祥图案及家庭诸神》(英文版)、《中国年画》《中国门神画》《中国灶君神马》《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山西卷)及《南宋四家》《郭熙》《赵佶》《马远》《黄公望》等古代画家研究专著。
建国后在北京搞过几次敦煌大展，此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时间跨度很长，给人以如临其境的感觉，内容从北魏到元代，不仅是佛教，而且是古代社会艺术生活的集中反映，是甘肃、敦煌献给北京人民的一份厚礼。
从此次展出的复制洞窟275窟，249窟和285窟可看出，佛教艺术从印度引入中国，有一个逐步吸收、消化的过程，直至唐朝达到灿烂繁盛，从中可看出不同的绘画技巧和绘画流派，也可看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特别是唐以前，是中国绘画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但如今保留下来的实物很少，敦煌壁画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实物资料。
我1956年就去过敦煌，住过半个月，系统看过一次，之后每隔两三年就要去一次。敦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蕴藏量最丰富的艺术画廊。看过此次展览，水平很高，里面有很多临摹本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如段文杰、史苇湘等人的，还有我们学院的一些，本身就有文物的价值，组织工作也做得好。我给朋友们在现场讲一些故事，兴趣都非常浓，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从此次展览如此受欢迎可看出，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外来文化吸收很好，对民族的东西传播不够，其中需要一个很好的教育，只要我们工作做上去，对民族精神的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优秀文化的宣传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认为甘肃在这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像千佛洞、榆林窟、炳灵寺，麦积山石窟等，这些东西应该很好地保护、利用起来，好好地宣传出去，让更多人能了解。
马世长(北京大学教授)
河北承德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论著有《敦煌东阳王时期洞窟》及《莫高窟窟前殿前遗址》；主编《敦煌-吐鲁番艺术丛书》。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指导中国佛教考古方向。
我与樊院长是同学，1963年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一同被分配到敦煌，工作了15年，之后回到北大，一直做研究工作。
这个展览我很早就听说了，我当时在香港，香港大学有几个人专门坐飞机过来看，他们非常热爱敦煌，对敦煌艺术非常有兴趣，在中国香港、加拿大等地到处宣传。
敦煌艺术展览从上世纪40年代、建国以来到现在，此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方式、设计理念也很新，对展览的投入也很高，美术馆的外围全部仿莫高窟的外观装饰，花了100多万元，等于做了一个小建筑放在那儿，内部洞窟模型，好像将整个洞窟放在那儿，展览方式普遍反映非常好。门票价格也合适，才20元一张，现在听个音乐会常常要好几千元。这些措施都非常好，不是单纯从商业角度，经济利益来考虑。文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教化功能，让人们了解敦煌，通过敦煌让人们认识中国古代的文化、艺术，这种作用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观众中有很多老人、小孩，普通观众，他们不一定全能看懂，但其中有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过去我们的教育不太得当，像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给人以视觉享受和美的震撼的形式就很好，其次是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正是因为佛教的信仰，产生了古代悠久、灿烂的文化。此次观众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从规模、效果看，都是空前的，这种展览的盛况也是美术馆建馆以来最好的，展览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从中也可看出现在人们在物质欲望满足之后，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和追求。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和别的艺术形式不一样，石窟是多种艺术形式综合利用的成果，敦煌石窟前后延续十四个朝代，1000年，10个世纪，从十六国时期直至元代，中间几乎没有中断，有4.5万平方米绘画，做成1米高的画廊，可以绵延45公里，时间跨度之长，壁画面积之大，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仅彩塑就有2300多身，表现得很细腻，精致，这是其他石雕像所不能比拟的。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绘画、雕塑等等，离开石窟就无法谈，石窟中也有很多古代物质文明的反映，如农耕，狩猎等，保留了非常多的形象的历史资料，这是文献记载所不能替代的。这就是敦煌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石窟之冠的原因，再加上藏经洞发现了大量经卷，其学术、艺术、历史、文化价值在国际上都没有可替代性，至今热度不减。
甘肃今后在对古代文化的宣传方面应加大力度，敦煌在海内外有不可替代的魅力，是甘肃一个很好的名片，也是宣传甘肃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怎样利用好这个资源，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为宣传甘肃和甘肃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值得好好研究。
女，满族，浙江杭州人。1931年3月生于法国里昂，1937年回国。是我国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教授。1945年至1948年在甘肃敦煌随其父常书鸿学习敦煌壁画艺术。1948年赴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学习，1950年回国。1951年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工艺美术教研组任助教。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在首都北京能搞这么大型的展览我感到非常高兴，从开幕式，到开讲座讲课，陪同事、朋友去，我先后去了5次，每次去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总的来说很感动，敦煌艺术展览在北京举办过几次，第一次是1951年在故宫，周总理要求我父亲常书鸿举办，当时影响很大。这次是21世纪举办的非常成功、引起轰动的展览。因为敦煌艺术历经10个朝代，延续1000多年，在世界上是仅有的。京城不同层次的老百姓都来看，这是个好事。但我也有担忧，这样不能很好地欣赏，如此拥挤对复制品也不好，敦煌研究院此次下了狠心把老底都搬来了，这些临摹品本身就有文物价值。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我父亲那一代老一辈人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任何报酬，执著地投身洞窟临摹、保护工作，他们认真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历史、文化、作画程序，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地进行临摹，对壁画非常小心地保护，并且创造出了客观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三种方法，为以后的敦煌壁画展示、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现在看到的临摹品都很珍贵，反映了当时那一代人对敦煌艺术执著的热爱和认真的工作态度。现在如此拥挤，会对摹品造成影响。由此想到现在国家对博物馆免费开放是一件好事，可以给民众提供一个更好地接触优秀文化、欣赏艺术、接受教育的机会，但也不能简单从事，应该有更详尽的考虑，包括对藏品的保护和人员、卫生间等设施的配套等。莫高窟同样存在一个保护问题。2006年在控制人数的情况下还有参观者55万，这些文物已延续1000多年，迟早要衰老、要损坏，但我们应想方设法延长它的生命，如何将宣传、弘扬和保护有效地结合起来，今后应当好好考虑。
1956年生于沈阳，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曾任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学院副院长、《美苑》杂志副主编、中国画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此次展览在京城引起轰动，举办得相当成功，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遵照这个精神，中国美术馆和敦煌研究院都认识到应当以此为契机宣传、弘扬敦煌这个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及时进行筹划，周密安排。文化部领导对此也非常重视，把这个展览列入2008年奥运文化重点项目。两院在筹展、布展、配套服务、讲解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我作为主要的筹划者和组织者，非常感动。此次展览的内容包罗万象，非常丰富，既有史料性、思想性、艺术性，又有趣味性、可观赏性。展览形式非常新颖，力求普及化、大众化、鲜明化，体现了美术场馆展览式样的主动性。我们办馆的宗旨，就是一切从观众的立场考虑问题，一切以人为本。展览中敦煌研究院配备了一批讲解员，成为展览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观众们对讲解员的讲解反映都非常好，他们来到这里近两个月，春节都没有回家，始终坚守在岗位上，非常辛苦。敦煌艺术品的属性，是不可移动的，展览的临摹品是敦煌研究院几代人半个世纪用一生的心血完成的，他们历尽艰辛、数易寒暑，艰苦奋斗，使这些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穿越时空与现代人产生共鸣，应当向这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1960年生于天津，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中国学术》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汉唐中西文化交流、唐五代西北民族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文书、敦煌古籍整理研究，著有多部专著。
展览完整地再现了敦煌石窟艺术，对于我们了解莫高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另外它本身就是艺术品，给人以美的享受，是研究院几代人心血的结晶。它们不一定就是对洞窟完全的复制，其中有他本人的理解、创作，如张大千、段文杰等人的作品，敦煌石窟本身不能搬运，内地的老百姓去一趟也不容易，此次展览是对敦煌艺术的弘扬，非常不错。
敦煌学的形成，敦煌艺术本身被世人所重视，是缘于藏经洞的发现。当时敦煌本身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咽喉之地，明代以前非常繁荣，因此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从汉代开始，河西走廊开始繁荣，至唐代达到鼎盛。1900年发现藏经洞后，敦煌艺术才被世人慢慢知晓。藏经洞是莫高窟的一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藏有上起三国、下迄宋代近10个朝代的五六万件历史文物，内容包罗万象，除了佛、儒、道和其他宗教经典外，经、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水经、地志、历书、星图、医学、数学、纺织、酿酒等一应俱全。其中封存的东西里还有稿纸、绘画稿、榜题、底稿等，对当时的画家，在敦煌文献中有大量记载，包括供养人、出资人等，研究、欣赏敦煌艺术二者是不能分开的。此次展览的观众主要还是普通老百姓，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集中观赏的机会，因为大部分人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去一趟敦煌。2000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时就有很多人，此次展览的学术含量、艺术含量都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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